和平崛起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战略

和平崛起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战略

张志洲

2012-12-25 15:24:45 来源：《当代世界》(京)2012年7期

作者简介：张志洲，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今天，“中国崛起”已不只是受尽近代以来屈辱历史的中华民族内心的抱负，而被认为是一种“不争的事实”，有国际舆论还将之视为21世纪的世界头等大事。然而，现在人们所谈论的中国崛起，主要以中国物质性力量的崛起为指标。但是，在“有核时代大国之间不打战”的判断依然有效、国际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话语权政治”[1]的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缺乏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就谈不上真正的崛起，反而可能因此使自己的物质力量发展失去国际社会的合法性认同。正如古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当前中国的崛起就面临这种风险。尽管过去30多年来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崛起”的道路，以和平发展为基础，以和平的方式而非武力的方式寻求在国际体系中崛起也是中国走向未来崛起进程的基本方针，但毋庸讳言的现实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诉求和发展道路，却遭遇由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的种种质疑、误解、非难和恶意的贬损。这一方面给中国的和平崛起造成了严重的“话语困扰”，另一方面也凸显出中国自身国际话语权不足的困境。因此，如何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就成为中国和平崛起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而要真正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并以之推进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就必须在深入辨析话语和权力之间关系的基础上构建起系统性的国际话语权战略。

和平崛起遭遇国际话语困扰

虽然“和平崛起”一词本身出现较晚，且在2003年与2004年作为“国家话语”使用一段时间后被“和平发展”的新提法所代替，但可以说和平崛起仍然是中国内外政策交汇之下一种真实意愿的表达，并非“和平发展”概念所能完全涵盖。“和平发展”更多地强调中国发展模式的非掠夺性、非奴役性、非殖民性，而“和平崛起”侧重于中国崛起的非武力性和非战争性，并以中国力量的崛起来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事实上，只有“崛起”一词才能准确地表达近代以来中国努力改变在国际体系中的弱势地位“重新做回大国”的基本诉求；也只有“崛起”一词，才能准确地说明中国力量的增长对于国际政治格局的根本性影响，因为所谓国际政治格局，就是指主要大国之间的力量结构。2004年中国政府对“和平崛起”一词的使用做出调整，主要是担心国际社会基于对西方大国“战争崛起”的历史记忆而对“崛起”一词较为敏感，但“和平崛起”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知度。2012年2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会见访美的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时即表示：“我总是强调我们欢迎中国和平崛起。”[2]这无疑是“和平崛起”概念被国际社会认同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时间维度来看，在国际体系中崛起虽然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长久理想，周恩来年轻时“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自勉也为此提供了很好的注脚，新中国的成立更使中华民族开始屹立于现代世界民族国家之林，改革开放则使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是，“中国崛起”真正被世人所普遍感知还是冷战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的事情。从动因来看，中国选择走和平崛起的道路，至少与三个因素有关：一是近代以来中国的不幸历史与国际遭遇，使中国认识到即使强大起来了也不能走西方列强对外战争和奴役的崛起老路；二是中国深厚的和平文化传统使中国怀有维护世界和平的历史和文化使命感；三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逐渐

明确地形成了“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理想世界观念，和平崛起是通向这一理想的必然选择。概括而言，中国选择和平崛起道路不仅是中国自身的理想和诉求，也包含着对国际责任的承担，“和平崛起”不仅是一条正当的道路，也是一条创新的道路和光辉的道路。然而，中国崛起态势的彰显恰是在冷战后时代，国际政治结构和舆论结构的失衡使得和平崛起的中国遭遇严重的国际话语困扰。

具体而言，中国和平崛起所遭遇到的国际话语困扰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在国际舆论结构下的“挨骂”。众所周知，近代以来的中国经历了从东亚国际体系的“天朝上国”跌落到现代世界体系的“边缘”和“半边缘”地位，又从世界体系的“边缘”和“半边缘”国家重新走上独立自主、寻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曲折历程。诚如著名作家和文化学者李敖先生所言：“中国一百五十年来如何避免挨打，如何避免挨饿，是中国人的主题。”[3]所幸的是，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之后，解决了中国“挨打”问题，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解决了中国的“挨饿”问题。然而，寻求和平崛起的中国，却面临“挨骂”的新问题。[4]这就是冷战后由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或出于误解和不明真相、或出于利益冲突、或出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偏见、或出于将拥有和平文化传统的中国与信奉“理性自私”现实主义的西方国家作不恰当的类比，而对中国的和平崛起道路与发展模式提出种种质疑、非难和恶意的贬损。虽然也有些国际舆论有较公正的评价和赞美之词，却被“骂声”所掩盖。国际话语对中国的“骂”既有针对具体问题或国际议题上的中国政策的，也有针对中国政治和外交的基本原则立场的；既有针对中国国内政策和政治制度模式的，也有针对中国的国际身份与国际责任承担的，不一而足。近十多年来花样翻新的“中国威胁论”、“中国不尊重人权论”、“挑战美国霸权论”、“血汗工厂论”，以及近年所谓的“中国傲

慢论”、“中国在非洲殖民论”、“在气候问题上不负责任论”、“在南海妨碍航行自由论”、“国强必霸论”等等，都是中国“挨骂”的典型。

二是在美国或西方中心主义学术话语霸权下的“理亏”。如果说以西方为首的国际舆论对中国的“骂”往往因其带有非理性色彩而给中国的和平崛起造成了严重的“话语困扰”，那么，还有一种源自西方的国际话语，虽然或不直接针对中国，或不点名批评中国，却同样地、甚至更严重地侵蚀和消解着中国崛起的合法性、价值基础与前景预期。这就是冷战后时代普遍流行、影响广泛却以“学术话语”面貌出现的“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霸权稳定论”、“大国政治悲剧论”等等西方中心主义话语霸权。相比于普通西方媒体上的负面舆论，这些以美国或西方为中心的学术话语都以学术著作为支撑，通常隐藏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底色，以人文社会科学的某些理论依据、大量的数据运用、因果逻辑关系的推演等学术论证的方式而形成系统性的学说，往往引领国际思潮。这些学术话语霸权，让中国国际身份、发展道路和崛起进程被置于敌意的审视和质疑之下，甚至自觉“理亏”。比如，“历史终结论”宣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后的制度模式，就相当于宣告中国社会主义的穷途末路；“文明冲突论”把中国置于与美国和西方不可调和的对抗地位，是变相地鼓动西方世界不认同中国崛起的合法性，而把中国看做文明的敌人；又如，“民主和平论”宣告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却把中国自然地划到非民主国家之列，实际上贬损了中国崛起的和平性质。而如果要对这些西方中心的学术话语霸权进行有说服力的批驳，一是必须同样基于学术研究之上，懂得“学术对话”；二是对其进行批驳的作者群体也必须属于国际学术精英群体，有强势的理论影响力。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学术差距”至为显然，即使对这些学术话语有过一些批驳，也基本上被其话题牵着鼻子走，因此这些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话语霸权对寻求和平崛起的中国造成了更深层次的“话语困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