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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
史现场包含着历史逻辑,能否意识到它并遵循它的规律,对历史中人是挑战,对后世读史者同样也是挑战。
白帽西服。这是北大同仁记忆陈独秀最鲜明的形象符号。
1919年6月11日,现藏北京档案馆的京师警察厅档案
记录:晚七时,陈独秀受友人之邀,到浣花春四川饭馆聚餐。晚餐后,约八时,陈独秀往新世界游艺场。到新世界后,见戏场、书场、台球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于是潜入第五层屋顶花园,那里既无人,也无电灯。时间已近十时,恰好四层正放露天电影,陈独秀趁此机会,将大把传单投向楼下……这天,新世界游艺场密探甚多。几天前,外右五区警察署查获一张传单,说将在新世界安置炸弹,警署及步军
统领衙门都安排了众密探。“白帽西服”的陈独秀反复上下楼之际,已被跟踪,传单刚出,陈即被捕。
新世界人多,公众场合捕人,得当心,“一名侦探脱下自己灰色大褂,将白帽西服陈独秀罩住,押往外右五区警署”――检索档案的研究者梅佳,看来对“白帽西服”也印象深刻。
这次被捕,对陈独秀意味着什么?
陈独秀之变
陈独秀被捕,当然是重大新闻。尤其在“五四”这一特殊时期,它迅速成为议题。
当时正在上海进行南北和谈的孙中山,对北洋政府的代表许世英颇为厉声:“你们做了‘好事’(逮捕陈独秀),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了,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你们尽管做吧!”据说许世英回应:“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声援并营救陈独秀,从目前史料看,当时确为一时潮流。远在湖南长沙的毛泽东亦在他编辑的《湘江评论》上撰文《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陈君之被捕,绝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
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陈独秀一生5次被捕,但细观下来,唯有这次(第二次)最为戏剧也最为显赫,描述也颇多。后世读史者回到历史现场,仍稍有疑惑,陈独秀的动机是什么?
陈独秀所散传单,系他所撰《北京市民宣言》:“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2)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
庆六人官职,并逐驱出京。(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从传单内容看,这些内容大体也是“五四”时期学生一般要求,只是陈要求免职者稍多几位而已。
按五四运动的进程,6月2日至4日,确系北洋政府逮
捕学生之高潮。陈独秀记录6月3日:“端午节的后一日,
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因学生团又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这时候陡打大雷刮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独秀文存》)只是,6月5日,上海罢工罢市消息传来,北京军警即已完
全撤离,不再干预学生任何事情。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哲学家杜威记录北京街头:“学生的故事是好笑的,尤其滑
稽的是星期五(6月6日),学生手持旗子,欢呼喊叫着,列
队游行演说,警察站在旁边像保护着天使,没有一个学生被捕或干扰。”顷刻之间,从逮捕到“保护”,北洋政府态度变化巨大。稍后,6月9日,北洋政府接受曹汝霖、陆宗舆、
章宗祥辞职,并于次日公布,接近完全妥协。
学生已悉数释放,曹汝霖等人也被去职,陈独秀传单里的直接要求似乎达成。这个时候,仍选择行动。或者我们对此行动的理解,应从作用于学生运动的价值,转向陈独秀本人。
这一时期,陈独秀写了不少类似现今微博一样的百字左右的文字,刊发于《每周评论》,其中有一则后来被广泛引用:“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6月8日)”3天后,
陈独秀果然被捕。后来陈独秀出狱,李大钊写了首情绪激烈的诗以示欢迎,亦借用监狱与研究室概念:“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你;因为你拥护真理,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话:‘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他们都入监狱,监狱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监狱里,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这次被捕经历,于陈独秀当时的朋
友们而言,洞若观火:他的人生由此而变――只谈思想,不
谈政治的《新青年》主导者陈独秀,由此迅速变为职业革命家。
只是,当时倾力营救陈独秀的胡适,不认为变化只发生此刻,而是稍前。
五四运动爆发前一个多月,陈独秀失去北大文科学长之职。中国各时期出版的陈独秀传记,对这一事件,并不讳言。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朱文华所著《陈独秀传》引周作人《知堂回想录》:“北京御用报纸经常攻击仲甫(陈独秀),以彼不
谨细行,常作狭斜之游,故报上记载时加以渲染,说某日因争风抓伤某妓下部,欲以激起舆论。”这当然是传统文人对
新文化运动的攻击策略。只是,曾力荐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医科大学的前身)校长汤尔和、北大教授沈尹默,此刻亦要求北大校长蔡元培撤销陈独秀的文科学长之职。后来蔡元培坚持,才保留陈独秀教授之职,“并由校方给假一年”。但此时,陈独秀事实上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学。
对北大这一决定,胡适极为愤怒:“当时外人借私行为
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在胡适看来,这一变故才是陈独秀转变的关键。“独秀因此
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