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盘点

大华会计2013年会计理论研究成果盘点2013年，会计学术界一如既往地勤恳耕耘，他们的兢兢业业换来了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硕果满枝。

这些耀眼的学术成果遍布于财会领域的各个角落，无分先后，难见高下。

犹如银河浩渺无边，难觅全貌。

在辞旧迎新之际，我们从《会计研究》等权威期刊刊发的文章中提取出6个关键词，绘成2013年会计学术成果之星图，邀请会计人共赏。

关键词：内部控制如何建设与实施更有效万丈高楼平地起。

内控这座大厦的建设同样需要科学合理的设计、细致全面的推行和持续有效的实施。

周守华等在《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研究》一文中指出，与2011年相比，2012年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以及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依然面临着不少挑战。

为此，他们建议：梳理内部控制的相关规范，统一内部控制的信息披露格式;加强内部控制法制建设，提高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水平;完善内部控制缺陷的披露机制，提高内部控制缺陷披露质量;强化内部审计、审计委员会的内部控制责任，提升内部控制评价质量;加强对中介机构独立性的监管，提高内部控制审计质量;拓宽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的范围，合理保证内部控制目标的实现;推进内部控制信息系统建设工作，提升上市公司信息化水平;加强内部控制的实地调查和实证研究，促进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杨兴龙、孙芳城、陈丽蓉的《内部控制与免疫系统：基于功能分析法的思考》一文则建议，考虑到内部控制的监管逻辑，政府应着重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组织研发，增加知识储备，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二是宣传引导，着力塑造企业的“危机意识”和“战略理念”，激活“我要内控”的内生动力;三是强化监管，努力营造“诚实守信”的市场规则，并对敢于触碰法规底线者严加惩处、加大违规成本。

而无论是出于逻辑推演还是现实需要。

当前的企业内部控制建设，首先应当遵从监管需要;而企业内部控制的实施，也注定将是一个自上而下、由外及内的长期过程。

杨有红的《论内部控制环境的主导与环境优化—基于内部控制系统构建与持续优化视角》则发现，控制环境同样是内部控制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要素。

他将环境分为3类：相对稳定的环境、可重构环境和渐变环境，而企业应分别采取环境主导、环境重构和环境诱导策略。

即对于相对稳定的环境，企业应在充分理解和认同环境主导作用和对内控实质性要求的基础上，细致考虑内部环境对内部控制其他要素的制约，在内部控制环境与其他要素的磨合中采用其他要素遵从环境要素的策略。

而应用环境重构策略，应按照控制系统设计与运行的要求进行环境梳理和优化。

对于渐变环境，企业董事会和高管层则可以在持续监控环境变化的基础上，主动引导环境发生良性变迁。

张继德在《两化深度融合条件下企业分阶段构建内部控制体系研究》中指出，企业只有按照内部控制体系的构建规律，根据企业的技术基础和管理基础选择相应阶段的内部控制体系，才能实现内部控制的目标。

他把内部控制体系分为合法合规型、规则嵌入流程型以及内部控制和管理制度完全融为一体型等3个阶段。

每一阶段都有各自的特征和目标、对信息系统以及对企业管理的要求。

同时，他建立了一套过程导向的可行性分析体系，为企业构建内部控制体系决策提供了选择依据。

该分析体系由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影响因素组成。

企业内部影响因素包括：内部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员工素质、内部控制体系构建现状和预算等。

企业外部影响因素包括企业生存环境等。

内控效果究竟如何近几年，内控在我国企业中实施得如火如荼。

无论是企业界还是会计界，都用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这场内控建设的热潮之中。

内控效果的研究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方红星、金玉娜在《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与非效率投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一文中，考察了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

研究结果表明，有效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公司治理能够显著地抑制上市公司的意愿性非效率投资，内部控制能够显著地抑制操作性非效率投资，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在抑制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方面存在分工效应。

他们首次将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纳入到同一实证研究框架中，研究了其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理清了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在抑制非效率投资方面的作用差异;首次区分意愿性非效率投资和操作性非效率投资，从新的视角，依据两类非效率投资产生的不同内在机理，寻求相应的解决机制。

肖华、张国清的《内部控制质量、盈余持续性与公司价值》一文，则从公司治理机制之一的内控质量角度探讨了盈余持续性的一个动因，从公司价值的角度探讨了盈余持续性的一个经济后果。

他们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够限制对外报告信息的故意操纵，降低会计处理和财务报告中无意的程序和估计差错风险，可以有效地对公司高管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降低内部代理成本，有利于创造和保持高持续性的盈余。

而且，理论分析表明，更高的盈余持续性，通过正向影响公司估价的“分子方面”、负向影响公司估价的“分母方面”，与更高的公司价值相关联。

结论表明，更高的盈余持续性，能够降低信息风险，更准确地预测未来盈余和未来现金流量，从而有利于公司估价，为估价模型输入有益信息。

郑军、林钟高、彭琳在《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增加商业信用融资吗?—基于货币政策变更视角的检验》一文中发现，相对于低质量内控的企业而言，高质量的内控能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

特别是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企业获得的商业信用融资显著下降，但内控质量较高的公司能获得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在进一步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这表明加强内部控制建设有利于提高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强化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有利于保护供应商或客户的利益。

李颖琦、陈春华、俞俊的《我国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评价信息披露：问题与改进—来自2011年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证据》则发现，总体来看，对照财政部参考指标，样本公司2011年度内部控制评价信息的总体披露水平不高，披露频率均值不足50%，各项指标的披露频率差异较大。

内部控制评价信息披露的高频指标大多与内部控制制度的设计与健全有关，为企业内部控制规范的基本要求。

而低频指标大多与企业利益相关，是对企业造成一定影响、涉及内部控制制度缺陷的保全措施或企业文化或风险处理等需要时间积累短期内无法达到目标的指标。

同时，内部控制缺陷的总体披露水平不高，约有1/4的样本公司披露了内部控制的缺陷。

其中，90%以上为一般缺陷，且在报告期内均完成了整改，实现了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

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启动前的沉思2014年1月1日起，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全面推行内控。

在内控大潮席卷行政事业单位之前，会计界已经提前对内控施行的困惑和难点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刘永泽、唐大鹏的《关于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的几个问题》一文，根据财政部2012年11月发布的《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对不同属性和业务的行政事业单位进行了深入调研。

他们发现，由于我国行政事业单位产权结构不明晰，导致内部控制实施内生动力不足，实施动力主要来源于单位外部的监督和推动力量，而非公司内部治理的压力。

而根据对美国联邦政府内部控制实施机制的分析，内部控制法制化成为其最为有效的实施手段和方式。

另外，随着《规范》的颁布，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标准初步形成，但是依然缺少对实施机制进行规范的制度体系。

田祥宇、王鹏、唐大鹏则在《我国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特征研究》一文中认为，单位内部控制作为“制度笼子”的具体措施，已经成为实现公共权力合理制约的机制保障。

而单位内部控制的建立和实施，首先，要从内部控制制度构建入手，根据《单位内控规范》和本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内部控制相关制度，明确内部控制实施的标准及具体的实施办法，从制度角度建立本级各个部门和上下级部门的协同机制。

其次，要进行组织层面内部控制建设，即从内部控制的核心内容入手，构建单位内部控制的整体组织框架，为后续的内部控制具体措施的落实奠定组织基础。

再次，要构建单位标准的业务流程内部控制。

单位在全面分析本单位主要业务流程各环节风险点的基础上，制定详细的业务流程内部控制措施并形成标准的流程图，并通过信息系统得以固化。

除了对行政事业单位内控进行了深入探讨，我国会计学者还从文化价值观、内控的内涵等多个角度研究了内控落地中的制度问题。

郑石桥、郑卓如的《核心文化价值观和内部控制执行：一个制度协调理论架构》一文中，提出核心文化价值观对内部控制有重要影响。

他建议，为解决内部控制选择性执行的问题，在建立内部控制的正式规章制度时，要考虑中国核心文化价值观，使得规章制度与中国核心文化价值观相匹配。

例如，中国完全有必要根据自己的文化、历史、经济、法律及社会环境等因素，构建自己的内部控制架构，而不能主要依赖借鉴美国的COSO内部控制架构。

其次，在建立一些与不良的核心文化价值观相抗衡的正式规则时，要注重正式规则的实施机制。

也就是说，在建立正式规则的同时，要建立实施机制，使得实施正式规则符合个人及组织的成本效益。

李心合的《内部控制研究的困惑与思考》一文则指出，内控研究存在形式化、全能化和空洞化的弊端。

基于新古典模型、奉行个体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依持形式主义传统的COSO报告难以普世化，对内控的研究需要嵌入于社会结构之中，体现实体主义风格;需要打破内控被神化的格局，重新界定内控的边界，确立以风险防控为目标、以运营管理层为主体、以内部牵制为核心机制的内控内涵;需要关注内控之“神”—内部牵制机制及其实现形式的具体化、创新性研究，提升内控研究成果的实用价值。

关键词：会计准则国际比较以全球为镜探索未来方向当前，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已获全球一致认同。

但在实施过程中，怎样调试准则适应我国的企业实际，很多国家已经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孙铮、刘浩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带来了什么：全球发现》一文中回顾了国际学术界最新的相关文献，认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的实施提高了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并有助于财务分析师预测的准确和机构投资者的价值判断;遵循IFRS所提供的更高质量和可比的会计信息，促进了高管薪酬、债务合约等与会计信息更为相关;实施IFRS提高了资本市场的效率，同时促使更多境外机构参与到本国的资本市场交易中等。

他们指出，实践证明，没有最好的会计准则，只有合适的会计准则。

与IFRS的趋同并不是唯一的、最终的目的，建设高质量的而且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中国会计准则才是中国会计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共同愿景。

邓永勤、陆燕芳的《海峡两岸会计准则国际化比较研究》一文比较了海峡两岸会计准则国际化的路径、制定模式和国际化程度的差异，并建议海峡两岸会计合作要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历史使命，可以参考内地与香港的模式，以建立财务报告联合概念框架为突破口。

首先，做好翻译工作，研究联合概念框架的新规定对两岸的实用性和影响。

其次，海峡两岸可以形成合力，积极向IASB和FASB建言献策，进一步增强中国的话语权，携手提高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