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儒家的忧患意识

试论儒家的忧患意识

论文关键词：忧患意识儒家忧国忧民

论文摘要：由孔子首先阐发的对国家、民族和人生的关怀为价值取向的儒家忧惠意识，后经历代儒学思想家的发挥，其精华部分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表现出的以国家兴亡、民族盛衰为终极关怀．知识分子以道自任、为道献身的思想意识，以及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实践性等特点，对今天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忧患意识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它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一直被人们尊尚和传承着，并且逐渐内化为中华民族心理的一种向上品格，成为激励历代仁人志士心系国民、奋发有为、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

一

忧患意识是指人们面临自然、社会与人生所遭遇的患难而产生的忧虑与思索。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无法解释和控制各种恶劣的自然现象，因此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人们对自然的忧患。进人阶级社会，忧患意识则主要表现为人们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具体体现为人们对国家、民族、人生的命运和前途的关怀。孔子创立儒家学说，对社会、人生颇多精到见解，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后经历代儒士的阐发，忧患意识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体系之一。

孔子是系统论述忧患意识的思想家。他的忧患是从忧患人生开始的。他指出:“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都是讲人生，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出发，孔子将忧患的内容重点放在关注他人、社会和国家上。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称霸，社会矛盾加剧，现实的苦难使人们更加关注现存的人世社会，诸子百家皆“篙目而忧世之患”，但各有各的忧法。老庄主要关心的不是社会现实的改变，而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解脱。墨家提倡兼爱，要求仁人志士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墨者本身，则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而孔子则一方面把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放在首位，追求

安邦定国、匡济天下的社会理想。另一方面把个人的命运同整个社会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感，以完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任务。孔子说过，“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朝闻道，夕死可矣。”把道看得比人的富贵、生命还重要，提倡为道为仁而牺牲的精神，这比其他各家的忧患更全面、更系统。

孔子的忧患主要是对现实政治的忧患，用他的话说就是“天下无道”。对此，他提出的治理方案是“礼治”。还有一个忧患，是对礼崩乐坏文明危机的忧患，孔子的立场很明确:“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要在对古代文明进行反省的基础上，希望并主张周代的文明能够得到继续和发扬。这恐怕是孔子忧患意识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最大价值。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另一位儒学大师，他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滋养，对孔子的忧患意识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他指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意思是说忧愁患害足以使人生存，安逸快乐足以使人死亡。这就把忧患意识提高到关乎人事成败国家兴亡的高度。孟子还有一句关于忧患意识的警句:“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这种与天下人共欢乐同患难的思想是儒家“民本主义”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历代J优国忧民思想的源泉。

汉代儒家忧患意识是以现实政治为基点的。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士对孔孟儒学的改造就是基于对现实政治的忧患，忧的是国家大一统政治局面重蹈秦之覆辙，患的是孔孟儒道因“迂阔”而不能为统治者所接纳。而同时期的司马迁父子则另辟蹊径，从史学的视角阐释了他们的忧患思想。司马迁遵从父命，撰写《史记》，记载春秋战国诸侯相兼和汉兴以来明主贤君忠臣死义的光辉事迹，以表达他们对天下史文失传的忧患和对国家兴亡的忧患，从而使得汉代的忧患意识更加丰满。

到了唐代，儒家忧患意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贞观君臣对“居安思危”思想的阐述和实践，是唐代繁盛时期发展儒家忧患意识的具体体现。唐太宗统治集团在贞观初年经常强调安不忘危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贞观政要》记唐太宗说:“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虽知今日无事，亦须思其终始。常得如此，始是可贵也。”“自古人君为善者，多不能坚守其事……联所有不敢恃天

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惧，用保其终。”贞观朝的大臣如魏征、岑文本等一再劝谏唐太宗要居安思危，善始慎终，贞观君臣有着共同的忧患认识。

不仅如此，忧患意识还往往产生于国势衰弱之时。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的繁荣昌盛成为以往，取而代之的是藩镇割据，朝廷危机四伏。在此情况下，一些思想敏锐，关心历史前途和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倡导改革，提倡经史之学。比如史学家杜佑，他既把史学看作是施政的参照，又把政治视为史学所指示的历史前途的理想和实践，因而，他“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的政治胸怀和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酌古之要，通今之宜，写出了贯通古今而又旨在“理道”的《通典》，以备治国之用。思想家、文学家韩愈以饱满的热情捍卫中国文化传统，捍卫儒学之道，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大诗人李白写下的“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的忧国诗句，杜甫写下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忧伤诗篇，都表达了他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患之情。

宋代是一个充满忧患的年代。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面临着外族入侵和内部政治危机的双重困扰。因此宋代儒家的忧患意识表现为洲种状国至上、以身效国的牺牲精神。苏沟在《管仲论》咋说:“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陆游在《病起书怀》中说:“位卑未敢忘忧国。”欧阳修在《伶官传序》中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而范仲淹等因忧国而掀起了“庆历新政”的变革运动，王安石以“三不畏”精神顶住了顽固派压力而实行变法。这些都是忧国至上精神的写照。

宋代儒家知识分子在继承孔孟等前辈忧患意识的基础上，把忧患意识提高到一个新的人生境界。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了，种新的忧患观。他说:“居庙堂之高，财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这种先天下而忧患，后天下而快乐，而宜主沐国下忧民的思想，与孟子“穷则独善其身、磷m善天下”相比较，境界更高而且视野更宽，并且这种进退穷达皆忧天下的忧患观，体现了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进取精神，为知识分子树立了新的人格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