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月牙中我和母亲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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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月牙中我和母亲的形象
母亲形象
从作家自身的生命悲感出发去想象卖淫女性的生存困境,作家对笔下人物必然是同情压倒审视。

《月牙儿》中的母亲由贫困而堕入风尘。

人物兼叙述者“我”对母亲的行为有许多议论、抒情。

这起了阐释母亲生活性质的作用。

如,“我”一方面觉得恨妈妈,另一方面又觉得“妈妈是可原谅的。

她得顾我们俩的嘴。

”又如,“我”想,“妈妈的心是狠的,可是钱更狠。

”“我”的这些心理活动,尽管也含着暗娼母亲给女儿带来羞辱的判断,但其价值取向最终仍是指向对母亲的谅解,指向对人生悲感的抒发。

抒发人生悲感,不仅没有回避反而恰恰是有赖于暗娼这一职业的道德困境而显得更为深切。

但是,文本对母亲形象的直接描绘,却并没有着意凸显母亲的暗娼身份。

直接描写母亲暗娼形象的只有“她还打扮着,还爱戴花;……她不落泪,反倒好笑;……好几次,我下学来,看她在门口立着”这些相当节制的句子。

暗娼的“戴花”、“笑”、“立”与平常妇女的戴花、笑、立有何不同,作者并不加任何贬义性的修饰语进行详细描述。

可以看出,隐含作者的用意是交代清楚人物母亲作暗娼这件事就够了,并不想对之进行惟妙惟肖的描摹、刻划。

作者着意要刻划的母亲形象是背“我”上坟、在月下洗臭袜子、在墙边拉风箱的沧桑形象。

妈妈整天地给人家洗衣裳。

……有时月牙儿已经上来,她还哼哧哼哧地洗。

妈妈的手起了层鳞,叫她搓搓背顶解痒痒了。

……她的手是洗粗了的。

她瘦,被臭袜子熏的常不吃饭。

顺着墙坐着妈妈,身儿一仰一弯地拉风箱呢。

……我看不清她的脸,只看到她的头发在额上披散着点。

“哼哧哼哧”、“一仰一弯”的细致描摹,再加上关于手、关于头发的细节描写,这个母亲是辛劳的母亲。

显然这个形象中凸现出的母亲特质,更接近中国文化传统中那任劳任怨、朴素坚韧的慈母原型,而淡化了这个母亲其实是无法承担洗臭袜子工作的有点娇弱、有点好逸恶劳的特质,也淡化了这个母亲为了给自己找归宿就扔下女儿不管的自顾自特质。

饶有兴味的是,作家老舍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在苦难中自强不息的女性。

她在寡居的艰辛中靠洗衣、缝补把儿女抚养大。

14作者欣赏自己母亲的自强不息,欣赏自己母亲的责任心,但也没有以自己的母亲为尺度,对《月牙儿》中对苦难低头、自顾自的人物母亲进行批判。

作者在文本中对人物母亲的一切均取宽恕的态度,而把贫穷、苦难作为穷人放弃自己人生操守、人生责任的充足理由。

这里,对苦难的悲悯压倒了作家在《柳家大院》等文本中所表现出的人性反思尺度;作家把自我的苦难意识投注在人物身上,使得其抒发自我生命悲感的冲动压倒了其反思人性的智性。

现实生活中的老舍从母亲身上继承了“软而硬的个性” 15,虽然“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讲究,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

”何以“孤高”而自尊的老舍在写作的时候,会对人物不承担人生的缺点视而不见呢?归根结底还是作家抒发自我生命悲感的冲动压倒了一切。

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月牙儿》正是老舍面对自我内心而不是他承担社会使命的作品。

抒写内心悲感的激情使得他顾不上审视人性,但“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的原则又不能完全突破,那么便只能在感性上转移母亲的形象内涵,着意凸显其辛劳、朴素特质,而淡化其风尘味。

《月牙儿》以苦难宽囿穷人的精神缺陷,再次显出老舍不同于鲁迅的一面。

鲁迅“哀其不幸”的时候,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人性弱点的洞察、审视。

“我”的精神优越感
《月牙儿》是“我”在狱中对自我人生经历的倒叙。

叙述者“我”凭着自己已经参透人生悲剧的见地而在叙述中多多少少表现出优越于胖校长、“小磁人”少妇、高小同学、过去的邻居以及感化院的人等的姿态。

自我生命悲感成了叙述者“我”足以自傲的精神资源。

叙述者“我”在胖校长、“小磁人”少妇、高小同学面前自傲是因为“我”觉得她们都欠精明。

胖校长如何欠精明,“我”没有交代;“小磁人”少妇、高小同学欠精明是因为她们还在做梦,认识不到女人没有生存之路这个道理。

“我”在邻居、狱官面前自傲则是因为他们的道德虚伪。

“小磁人”少妇来求“我”放了她丈夫。

我不知怎么才好,我可怜这个少妇。

我答应了她。

她笑了。

看她这个样儿,我以为她是缺个心眼,她似乎什么也不懂,只知道要她的丈夫。

”“我可怜这个小妇人,她也是还作着梦,还相信恋爱神圣。

我问她现在的情形,她说她得找到他,她得从一而终。

要是找不到他呢?我问。

她咬上了嘴唇,她有公婆,娘家还有父母,她没有自由……
这个“小磁人”少妇懂得是“他骗了咱们俩”,可见她知道是自己的丈夫行为不端,并不认为是“我”扣住了她丈夫。

这就相当有见地。

向“我”要回这个“骗了咱们俩”的丈夫,不过是她作为女人的人生无奈而已,并非是“缺个心眼”、“什么也不懂”。

事实上,“缺个心眼”、“什么也不懂”的人,恰是被男人骗就跟他走、觉得“要疑心便对不起人”的“我”。

当然,“我”这种不谙世事中,有一种对爱情的憧憬蕴含其中、有一种人性单纯善良之美蕴含其中,并不应该受到贬斥、嘲笑,但“我”自己是由于“爱”的梦想而受骗,似乎没有理由转过来对“小磁人”少妇产生精神上的优越感,虽然这种优越感是与同情心并生的。

况且,“小磁人”少妇执著找丈夫,既是梦想在起作用,也还是她自己的生存处境决定的,因为她没有自由。

而“我”以自己的境遇所产生的人生见解来居高临下地俯视“小磁人”少妇“还作着梦”,其实反是一种思维的狭隘,在貌似洞明人生真相的深刻中显出幼稚和偏狭。

我遇见几个同学,有的升入了中学,有的在家里作姑娘。

我不愿理她们,可是一说起话儿来,我觉得我比她们精明。

原先,在学校的时候,我比她们傻;现在,“她们”显得呆傻了。

她们似乎还都在做梦呢。

她们的眼溜着年轻的男人,心里好象作着爱情的诗。

在叙述中把梦想爱情的同学归为傻,这一方面充分传达出“我”不敢梦想爱情的人生创痛感,使得作品抒发生命伤痛这一主题得到充分表达。

另一方面,叙述者在这里仍然显示出一种对他人生活逻辑缺少理解的自以为是的偏狭。

其实,叙述者“我”也并非没有梦想,并非彻底否定爱情。

“我想象着一种理想的生活,象作着梦似的;”“因为接触的男子很多了,我根本已忘了什么是爱。

我爱的是我自己,及至爱不了自己,我爱别人干什么呢?”这段自我表白说明,梦想仍然是“我”在苦难中审视实际生活的批判力量之一。

而自我心灵中爱的能力的消失被表述为一种生命的伤痛,更证明了叙述者“我”在价值取向上并没有否定爱情。

也就是说“我”与高小同学之间仍有精神同质的一面。

但“我”面对她们时“精明”与“傻”的评价尺度却太过单一了。

“我”此时的心灵,没有面对母亲卖淫时、面对青年男子的爱情诱骗时那般复杂多层、那般生动丰富,而在单一的自以为精明、深刻中显出狭隘与武断。

尽管“我”在人生见解上与“小磁人”少妇、高小同学的比较中凸现出“我”的精神优越感,其中还包含着偏狭和武断,但“我”进行这种比较的本意主要并不是为了在精神上压倒她们,“我”对她们并没有阿Q对待王胡、小D式的敌意。

“我”认为在生存境遇上“那些女同学与小磁人都跟我差不多”。

此种认识中显然还蕴含着“我”对她们的善意。

“我”否定她们的见解,不过是为了让“我”的生命悲感与种种人生梦想进行思想交锋并最终否定这些梦想,从而进一步确认、强调“我”的生命悲感。

因此,“我”的见解虽然偏狭、幼稚,但“我”的心态中尚无多少因自己处于生存劣势而产生的怨恨心理。

虽无多少怨恨、敌意,但“我”在人生见解上的自信,实际上已经建立起一种心理封闭机制,使得“我”得以回避对他人生活逻辑的理解,回避对他种人生态度的学习,回避对自我人生态度的反思。


一封闭自我的思维方式在小说的结尾走向了极端。

结尾写感化院的最大成绩是让男人们只需花两块钱手续费就可以领到一个媳妇。

这对改造运动中不从女性本体需求出发、简单粗暴对待改造对象的现象,确实有相当深刻的洞察。

但是,“我”完全否定感化院的工作,在深刻之中仍然存在着自以为精明的偏狭,而且对并非造成自己苦难的人充满敌意。

他们教给我工作,还告诉我必须爱我的工作。

假如我爱工作,将来必定能自食其力,或是嫁个人。

他们很乐观。

我可没有这个信心。

当一个大官来检阅我们的时候,我唾了他一脸唾沫。


叙述者“我”的这一个见解,充分抒写了人物苍凉无望的生命悲感,但实际上也堵住了人自立自强的人生出路、放弃了人承担自我命运的要求。

此时,“我”一味地仇视试图改良社会、鼓励妓女自食其力的人,其自我封闭、自我放弃的人生态度,缺少汲取他种人生态度、拓展心灵世界的宽广襟怀,也缺少自强不息的自我承担精神,而在膨胀自我、睥睨他人中显出狭隘的怨恨气质和自恋情结。

叙述者“我”的这种简单否定人生追求的观念,与老舍在自己生活中所体现出的自尊自爱自强的人生理念并不相符,但在文本中隐含作者显然又是认同叙述者“我”的立场的,这说明《月牙儿》是作家自我的生命悲感压倒了其生命意志时的心灵独白。

体验并且抒发人生无望的生命悲感,《月牙儿》为现代文学贡献了一种对生命的独特阐释,丰富了现代文学中人生哲学的蕴涵。

但是,这种生命悲感在此文本中又以一种排他、封闭的方式呈现,因而可以说《月牙儿》又宣泄了隐含作者心底未经理性辨析过的相当本能的一种负面情绪。

对照《二马》、《离婚》等文本,我们知道这种狭隘自闭的情绪,不是作家的人格常态。

这提示我们每一作家内心的精神都是复杂多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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