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路遥小说中的英雄主义及其心理根源_肖庆国

如果说路遥还有勇气偶有提及童年被过继的屈辱往事，那么他对于“文革”初期“武斗”的“红卫兵”经历可以说是讳莫如深。

值得注意的是，路遥本人在任何公开场合和文学创作中均未正面提及这段纠缠其一生的重要经历，并且他的生前好友们也都对此避而不谈或者闪烁其词。

但是，“红卫兵”经历严重左右了路遥的人格结构、创作心理和创作走向，所以有必要对其人生中这段“黑历史”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进行探析。

路遥童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屈辱的生存境遇造成其内心自卑与自亢的互见，而这些在日后的红卫兵经历中终于得到了空前的宣泄。

长期以来所忍受的底层出身、贫穷、屈辱和自卑等，后来都化作投身革命狂热的资本和内在动力，并且以此企图在政治抱负方面跃跃欲试。

但是，“文革”在1969年进入“斗批改”阶段，路遥由于“武斗”中牵涉到一桩人命案而被迫回到老家郭家沟村务农，并且这几乎成为其一生的“原罪”受到组织追查。

也就是说，路遥从曾经狂热地投身革命所得到的县革委会副主任的权力中心突然跌落进土地里。

路遥的文学创作生涯也恰恰是在政治人生被彻底堵死之后开始的，“红卫兵”经历自然就深刻地影响其文学创作的走向。

最具有典型性的是，这段叱咤风云的经历导致了路遥内心挥之不去的英雄主义情结，并且日后强烈地影射进了其文学创作中，具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的内容：政治情结、苦难意识和宿命般的绝望意识。

一、英雄主义情结的形成与固守
1966年夏，路遥在初中升中专的考试中，顺利
考取了陕西石油化工学校[1]。

然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迫使所有大专院校无限期停止招生，所有毕业班留在原学校闹革命，即使已经考取大专院校的学生也必须返回学校参加劳动。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刊文正式废除高考制度①，这让路遥从中考的喜悦中猛然跌落人生的谷底。

但是，时代突然为路遥提供了一条捷径，只要敢于造反，就可以实现其长期被压抑的政治抱负和权力欲望。

于是，路遥以狂热的姿态投身于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而这段“红卫兵”经历使其形成了日后难以割舍的英雄主义情结。

1966年10月，路遥因为在“红卫兵”组织中的
表现突出，被推选为代表进京接受毛主席的亲自接见[1]，这对其有着很深刻的影响。

返校后，他自行成
江西理工大学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Ｊｉａｎｇｘ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第38卷第2期
2017年4月
Vol.38,No.2Apr.2017
收稿日期：2017-01-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4BZW141）作者简介：肖庆国（1992－
），男，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等方面的研究，E-mail:1123886040@.
注释:①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正式宣布废除高考制度.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３０４６
（２０１７）０２－００８７－０６DOI ：１０．１３２６５／ｊ．ｃｎｋｉ．ｊｘｌｇｄｘｘｂ．２０１７．０２．０１９
论路遥小说中的英雄主义及其心理根源
肖庆国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州350007）
摘要：路遥小说表层的精神书写掩饰了其真实的创作心理，导致以往的路遥本人及其文本研究
都很难深入。

将浮于文本表层的现象剥离，深入作家创作的心理根源，不难发现路遥的创作过分地满足于自我的情感补偿。

由于特殊的人生经历，路遥在青少年时期形成了难以割舍的英雄主义情结，作为日后小说创作的重要心理动因，深刻地影响了其人格结构和创作走向。

英雄主义情结导致路遥小说创作产生了罅隙，主要体现为人物形象的缺失，尤其是女性文学形象的损害，以及现实主义的名不副实。

关键词：路遥；英雄主义；小说创作；心理根源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立了“横空出世誓卫东战斗队”，并且自任队长。

他专门为此撰写了一篇很长的《宣言》，其中有两句话为其所钟爱，“大旗挥舞冲天笑，赤遍环球是我家！”[2]最终这两句话被改编为三个弟弟的学名，即二弟王天云、三弟王天乐和四弟王天笑。

“他满怀激情地投入了那场史无前例的造反斗争，上大会，念批判稿，博得阵阵掌声；登高墙，贴大字报，引来簇簇观众；挥拳头，高呼口号，‘九种人’闻风丧胆。

他以‘王天笑’的笔名，着意写过一些引起轰动的大字报和大批判文章，同学们自愧弗如，终于熬成本班红卫兵组织‘井冈山’的山大王。

延川中学师生分化成两大派，他又以出众的组织能力一跃而为本派的首领，全县革命群众分裂为两大阵营，他又扶摇直上，被推举为本阵营的领袖，晋升为‘军长’。

”[3]因为延川县的派别格局分化为两大阵营，其中一派是“红卫兵”成立的“延川县红色造反派第四野战军”（简称“红四野”），军长由路遥担任。

终于，路遥的英雄主义情结在革命风暴中培养起来，“他给自己刻了一个斗大的印章，上面刻着‘王卫国’三个大字，他们抢了县武装部的武器，砸了延川县银行的门，背了十八袋钱，在枪林弹雨中穿行。

看着数以万计的城里人乖乖地听从自己发号施令，长期以来被压抑的屈辱情绪终于得到了宣泄”[4]。

到1968年7月24日为止，延川县两派先后发生过十几起动用武器的“武斗”事件，其中以1968年4月17日的枪战最为严重。

也是这场最为严重的枪战，让路遥“牵扯入延川县造反派的武斗事件”[1]。

最后，虚龄二十岁的路遥在两年的革命狂欢中以县革委会副主任的头衔进入了延川县政治权力中心，“王卫国被协商成副主任，坐在城内净滩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俯视高举领袖像和标语牌的芸芸众生，听着震耳欲聋的山呼万岁声，他踌躇满志，颇有点春风得意，革命原来是这么回事”[3]。

值得注意的是，路遥的文学创作生涯就是在政治道路被彻底堵死之后才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王卫国来往于县里上层人物之间，有缘结识了延川几位众所公认的‘智多星’，他们很会审时度势，能言善辩，立足于王卫国眼下的处境，民办教师和贫宣队员，都非长久之计。

他读的书多，笔杆子利索，文有新意，搞写作，只要肯下功夫，或有所成，舍此别无它途”[3]。

并且，已经从事文学创作的路遥对于那段造反的“红卫兵”经历念念不忘，为此我们仅选取一个例子来论析。

路遥曾经有过一个笔名叫作“缨依红”，从文字的表面意思上来看，显然还在怀念“红卫兵”时代。

路遥的英雄主义情结直接影响了他的阅读史，而阅读史又反过来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

“中学时代，路遥已对文学作品产生了浓厚兴趣，那时，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毁灭》《铁流》等书籍，还不是为了创作，主要是把自己锻炼成意志坚强的人。

”[5]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英雄，他们受到路遥格外的青睐。

于是，路遥在创作中塑造了一系列时代英雄形象，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惊心动魄的一幕》中的马延雄。

仅仅从字面意思上来看，我们也能窥探到路遥对这位“延安的英雄”所寄寓的英雄主义情结。

据海波回忆，在写作《惊心动魄的一幕》的过程中，路遥在与其很少次的见面中反复向他推荐雨果的《九三年》。

直到这部作品荣获全国中篇小说奖，海波才明白“而《九三年》写的是在光明与黑暗短兵相接时英雄主义的闪光”[2]。

路遥的英雄主义情结直接影响了他的史诗情结，这反映在其文学创作中就是对字数近乎执拗的追求。

他在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详述自己对字数的执迷，“对数字逐渐产生了一种不能克制的病态的迷恋。

不时在旁边的纸上计算页码，计算字数，计算工作日，计算这些数字之间的数字，尽管这些数字用心算也是简单而一目了然的”[6]。

并且，“作品的框架已经确定：三部，六卷，一百万字。

作品的时间跨度从一九七五年初到一九八五年初，为求全景式反映中国近十年间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

人物可能要近百人左右。

工程是庞大的。

”[6]虽然路遥所理解的史诗般巨著更多的是表现出规模的宏大和字数的庞大，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窥探出其英雄主义情结在追求作品外在形式过程中所带来的亢奋和狂热，“下一个数量上的目标是越过这一部的二分之一处。

这个目标再有几万字即可达到，但这是在创造新的记录，情绪为之而亢奋”[6]。

就路遥本体而言，其英雄主义情结又折射为政治情结、苦难情结与宿命般的绝望意识。

“红卫兵”时代培养起来的政治家品格在路遥的身上难以割舍，当政治道路被彻底堵死之后，他虽然转而投身文学创作，但是其文学生涯毕竟还仅仅是作为重拾曾经的人生辉煌的有效踏板。

正如贾平凹对路遥的评论，“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7]。

这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作为文学家的路遥身上所具备的政治家品格，同时也是政治情结的固守。

伴随着英雄主义情结的潜滋暗长，“红卫兵”经历还培养了路遥的苦难情结和宿命般的绝望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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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路遥对自己的生存经历和创作过程做过坦露，从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其深刻的苦难情结。

他的苦难情结一方面是由艰难的生存境遇本身造成的，另一方面可以说是他人为创造的，其中甚至充斥了强烈的自虐色彩，“写这部书我已抱定吃苦牺牲的精神，一开始就到一个舒适的环境去工作不符合我的心意……实行如此繁难的使命，不能对自己有丝毫的怜悯之心。

要排斥舒适，要斩断温柔，只有在暴风雨中才可能有豪迈的飞翔；只有用滴血的手指才有可能弹拨出绝响”[6]。

童年时期的路遥突然被过继，有着被命运遗弃的无常感；初中升中专顺利考取陕西石油化工学校，被突如其来的“文革”彻底中断；在初恋中突然被遗弃，并且紧接着开始了一段有名无实的婚姻；尤其是，他在青少年时期的革命狂欢中用鲜血和激情终于进入延川县权力中心，人生突然又跌落深渊。

而这些都导致了他日后郁结于心的难以排遣的宿命般的绝望意识，“造反生涯的短暂辉煌和之后的彻底穷途末路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形成了路遥一生都无法摆脱的绝望意识”[8]。

二、英雄主义情结在文本中的投射
“红卫兵”经历培养了路遥根深蒂固的英雄主义情结，而这日后又自然地投射进他所创作的文本中。

具体来说，路遥的英雄主义情结在文本中的投射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即政治情结、苦难意识与宿命般的绝望意识。

第一，路遥的英雄主义情结投射在文本中所导致的政治情结。

与前文所提及的贾平凹对路遥的回忆文章极为相似的是，海波在回忆曾经自己和路遥探讨“伤痕文学”的文章中说，“路遥认为，高层会想办法扭转这种局面，而扭转的最好办法就是鼓励一些正面歌颂共产党人的作品，进而起到引导作用”[2]。

并且，海波也论及路遥的创作姿态，“站在政治家的高度选择主题，首先取得高层认可，然后向民间‘倒
灌’”[2]。

甚至，张红秋在对路遥本体进行研究的文章中，直白地称路遥是“文学战场上的‘红卫兵’”[8]。

很显然，路遥的好友和评论者都一致地关注到其创作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为我们考察其英雄主义情结统摄下的政治情结提供了有力的理据。

路遥的文学创作开始于“文革”中，其“新时期”前的作品受到时代政治的影响而表现出过度的政治情结，这自然可以理解。

然而，路遥在“新时期”之后的文学创作中并没有彻底改变这一境况，而是将深刻的政治情结潜在地融入进自己的文本中。

所以，我们仅选取他在新时期所创作的在政治性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惊心动魄的一幕》，来深入探析其内心所郁结的政治情结。

《惊心动魄的一幕》写于1978年，塑造了“文革”中光辉的共产党员马延雄（“延安的英雄”）的“高大全”英雄主义形象，并且详述其为了制止两派“武斗”而英勇牺牲的光荣事迹。

值得注意的是，其时正值“伤痕文学”笼罩文坛，知识分子还沉浸在对政治进行控诉的历史创伤记忆中，那么《惊心动魄的一幕》无疑就是以相对有别于新时期文学主潮的面目呈现在文坛上。

究其原因，这是路遥在创作心理层面上的政治情结，依然坚持“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功利性心理，以及个人以向主流意识形态积极投靠而获取荣誉的功利心①。

这可以从海波在回忆路遥的文章《我所认识的路遥》中看出，其详细地叙述了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和发表过程。

当时陕西已经有两个人获得了短篇小说奖，即使路遥能够获得短篇小说奖，那么他也是处于落后地位。

所以，这篇作品被确定为中篇小说，而不是短篇小说。

其时，文坛弥漫着“伤痕文学”对政治的感伤控诉，而这也是路遥基于对新的文艺政策走向判断的结果。

这部作品在两年的投稿过程中，“游”遍了当时
80%能发中篇小说的文学刊物，结果都是被退稿。

当路遥绝望地想把稿子烧掉时，抱着试试的态度将其寄去了全国最大的杂志《当代》。

令人意想不到的
注释：①路遥后来始终坚持这一创作倾向，其代表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更是如此.他一直情绪化地认为仅仅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造成
其作品发表困难，以及遭到文学批评界的冷遇.这具体表现为，他在《平凡的世界》(第三部)中，借塑造“古风铃”新诗人形象，并对其漫画化、小丑化、讽刺与挖苦，以“例证”自己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正确性、不过时.后来的许多研究者不加辨别地沿用了这一说法，也普遍认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造成路遥的创作难以被“新时期”文学主潮接纳.实则并非如此.出于对“十七年”文学精神的继承（以其“精神导师”柳青为代表）和创作中的政治功利性心理，路遥所秉持的“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观念限制了其作品的艺术价值与思想价值，导致它们难以与“新时期”文学主潮合流.
肖庆国：论路遥小说中的英雄主义及其心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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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部作品受到秦兆阳的高度认可①，不但得以顺利发表，而且连续获得了三个奖：《当代》文学荣誉奖、《文艺报》中篇小说奖与第一届全国中篇小说奖。

有趣的是，海波在准备谈到路遥这部作品“起死回生”地获得“跳跃式”成功时，做了这样的评价，“就在这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2]。

并且，海波在谈及路遥基于政治情结的创作取向和姿态时不无批评，其所使用的标题是“标准之下有高低”[2]。

《惊心动魄的一幕》还承载了路遥身上深刻的政治焦虑，以及对此所做出的政治性辩解。

所谓的政治性焦虑在上文已经提及，指的就是路遥在“红卫兵”经历中所牵涉到的一桩人命案，这也是纠缠其一生的“原罪”。

“文革”中“武斗”的“黑历史”对日后路遥本体和创作的影响非常深，据王天乐对此的回忆，在路遥凭借中篇小说《人生》成名后，依然受到组织的追查，“就在这个时候，路遥生活中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

这个事件差点要了他的命，一直到他生命终点时，这件事还使他揪心万分。

”[9]然而，这段重要经历对其创作的影响一直没有得到学界正面的审视，评论者往往会选择避而不谈或者闪烁其词。

但是，出于对路遥小说创作的内在精神资源的深入研究，我们有必要对此做出探析。

需要着重说明的是，在这部作品中，路遥对这段“红卫兵”经历只有政治性辩解，既没有伤痕也没有反思，甚至借投射了自己形象的次要人物周小全之口干脆表示绝没有后悔，“周小全笑了笑，很快又严肃起来。

他继续平静地说：‘运动初期，我起来造反，这我现在不后悔。

’”[10]路遥通过塑造周小全形象来影射自己，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策略性的政治性辩解。

通过创作《惊心动魄的一幕》的政治性实践，路遥将自身的政治性和文学性实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

这之后，他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都是这一政治性创作姿态的延续，“1981年写的《人生》配合的是正在全面展开的农村改革，而1984年开始着手准备的《平凡的世界》则试图展现农村改革的全貌。

总而言之一句话，从这时候开始，他的创作已经不是‘喜欢什么写什么了’，而是‘需要什么写什么了’”[2]。

比如，中篇小说《人生》中所提出的城乡二元对立体制问题，却被路遥最终用道德化处理了，以
此来依附于主流意识形态。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从村级干部、公社级干部、县级干部、市级干部、省级干部直到中央级干部，以所谓的“全景式”描写农村改革来实现不遗余力的歌颂。

可以说，无论是马延雄，还是高玉智或田福军，都是路遥为“新时期”文学人物画廊所贡献出的极具政治性的“高大全”典型英雄人物形象。

饶有兴味的是，《平凡的世界》中的柳文龙（“文中之龙”）与《惊心动魄的一幕》中的周小全是一致的，都是被作者所塑造，用来为自己的“红卫兵”经历做政治性辩解的。

路遥的“红卫兵”经历所培养起来的英雄主义情结影射进文本中，导致了深刻的政治情结。

这使其文学创作所做的纯文学层面的思考受到伤害，“站在1980年这个点上回望他的人生历程，他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政治’方面，促使他改变处境的也是‘政治’举措，纯文学的思考少之又少。

”甚至可以说，“在本质上是‘文以载道’的翻版，现象上几乎是政治投机”[2]。

第二，路遥的英雄主义情结投射在文本中所导致的苦难意识。

一般来说，英雄主义与苦难情结难舍难分，英雄往往企图通过受难的磨炼，以达成成为英雄的理想。

路遥将本人身上的苦难情结投射进文本中，导致影射自己形象的男性主人公同时也存在强烈的苦难情结。

男性主人公遭遇苦难的原因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为艰难的现实境遇所迫；另一种是当生活缺乏苦难时，他们人为地创造苦难，甚至可以说有些病态的自虐色彩。

路遥本体的苦难情结在其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中有很全面的体现。

其童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所忍受的屈辱感难以排遣，最终压抑而成内心挥之不去的苦难情结；从红卫兵时期开始，当生活的境况不再需要受苦受难的时候，他却刻意地创造出苦难以供自己忍受。

在上文论及路遥英雄主义情结的形成与固守时，对此已经有过详述，所以我们集中探析其作家本体苦难情结在文本中的投射。

从《在困难的日子里》中的马建强到《人生》中的高加林，再到《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他们身上所集中的苦难情结都留有路遥自己精神气质的影子。

较为典型的是，《在困难的日子里》被视为是
注释：①秦兆阳的极力推动，对《惊心动魄的一幕》的发表和连续获奖具有重要作用.秦的评价，也或多或少流露出“新时期”文学批评中依然
存在的陈腐气味———政治标准.“这不是一篇针砭时弊的作品……他所着力描写的，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分辨不清、思想水平并不高、却又不愿意群众因自己而掀起大规模武斗，以至造成巨大牺牲的革命干部.”参见秦兆阳：《要有一颗热情的心———致路遥同志》（《中国青年报》1982年3月25日）.颇有意味的是，路遥在给《当代》编辑刘茵的信中，也是大谈政治层面的考虑，“我国人民在历史上形成的厚朴品质加上过去几十年党的正确领导和教育，使得生活中马延雄（县委书记）和具有马延雄式精神的人大量产生和存在，他们就是天塌地陷，也仍然保持着革命的赤子之心.”参见王刚：《路遥年谱》，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年，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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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遥的准自传体小说，马建强所经历的种种苦难是基于作家本人真实的生存体验。

当中篇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被高明楼从农村民办教师岗位赶到土地里的时候，他去山上挖地畔，“没有一顿饭的工夫，两只手便打满了泡。

他也不管这些，仍然拼命挖。

泡拧破了，手上很快出了血，把镢把都染红了；但他还是那般疯狂地干着”[11]。

为的是，“我一开始就想把最苦的都尝个遍，以后就什么苦活也不怕了”[11]。

字里行间流露出高加林刻意地追求苦难的磨砺，尽管这在高明楼的权力面前没有任何有效性。

当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的田晓霞去黄原城工地找孙少平的时候，少平间接地展示了其血淋淋的后背，并且他存有以此为荣的心理。

从马建强在极度贫穷中被迫忍受苦难，到高加林在高明楼的以权谋私面前对苦难表现出不无愤恨的自虐式追求，再到《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将苦难作为其独特的人生哲学。

我们不难发现，路遥本体的苦难情结不无狂热地投射在了文本中主人公的身上。

第三，路遥的英雄主义情结投射在文本中所导致的宿命般的绝望意识。

英雄往往难以逃脱悲剧的历史宿命，这也就是路遥的英雄主义情结会裂变为宿命般的绝望意识的内在原因。

童年时期的路遥被过继到延川县，他在内心郁结了突然被遗弃的生命体验；在初中升中专考试中，他顺利考取陕西石油化工学校，却突然遇上“文革”，全国所有大专院校无限期停止招生；年仅十八岁的路遥在革命狂欢中扶摇直上成为王军长，之后终于以县革委会副主任的身份成功地进入延川县权力中心，但是又突然被赶回郭家沟村务农。

一系列人生大起大落的生命体验都内化为路遥日后根深蒂固的宿命般的绝望意识，而这又自然地反映在其所创作的文本中。

在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中，高加林的人生经历可以用一个“圆形轨迹”来作比喻。

具体来说，就是从被迫离开农村民办教师岗位，到再获得返回农村民办教师岗位的机会（通过刘巧珍求助于高明楼）。

进入城市后的高加林各个方面都表现得很出色，可以说是达到了人生的顶端，而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再次被赶回土地里。

无独有偶，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中也表现出同样宿命般的绝望意识。

当孙少安的砖厂开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却突然败落；虽然后来孙少安又东山再起，但是就在其最辉煌的时刻，妻子贺秀莲却突然病发而死。

有评论者认为，“如写孙少安捐资建校落成典礼结束时，妻子贺秀莲突然病发而死，这实在是太扫兴了！太没有必要了！”[12]究其原因，贺秀莲的死是路遥本体宿命般的绝望意识统摄下的文本创作风格，这对于作家本人的精神气质来说当然是存在合理性的。

与之相同的是，当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约定即将实现的时候，田晓霞却突然香消玉损。

三、英雄主义情结的内在限度
通过窥探路遥英雄主义情结的形成与固守，以及在文本中的投射，我们不难发现英雄主义情结是其小说创作的重要心理动因；并且，这直接导致其作品产生了一系列内在限度。

英雄主义情结统摄下的政治情结，造成路遥的小说坚持政治主题先行，以现实主义文学的面目①，相对游离于“新时期”文学主潮之外。

在“伤痕文学”弥漫于文坛之际，知识分子正在对政治年代进行感伤的控诉、疏离、反思和反抗，路遥却基于“政治家”的敏锐眼光，基于获奖的功利性目的，以及时代政治话语空间的范围，“高瞻远瞩”地积极主动投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怀抱②。

以《惊心动魄的一幕》所包含的政治意蕴为
注释：①路遥在创作谈《早晨从中午开始》中，以及后来的评论者在文章中（实际是不加辨别地沿用了路遥的这一自我言说），都反复声称他坚持的是真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不过，“现实主义”一词多少有些暧昧，或者是作者有意闪烁其言.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存在的“现实主义”并不是单一的，而是表现出诸多复杂性.那么，路遥口中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现实主义”文学，究竟是什么？笔者曾通过《平凡的世界》与《创业史》（柳青著）的互文性解读，从“‘农村历史命运思考’的主题建构模式”、“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模式：四组对立的符码”、“不同时代语境下的对话关系”，论证出“前者对后者的模仿痕迹”.甚至可以说，前者是对后者生硬的高仿.参见拙作《<平凡的世界>与<创业史>的互文性解读》（《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显然，路遥在坚持政治主题先行的旗帜（仪式）下，其“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带有以下色彩：“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
②《惊心动魄的一幕》中没有流露出作者的“伤痕”，有的只是为自己“武斗”经历的政治性辩解，这在本文中已经做过详述.所以，它不属
于“伤痕文学”的范畴.此外，从路遥的人生经历也可以窥探出其创作区别于“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内在原因：没有伤痕，又何来反思？路遥始终将“文革”的“红卫兵”经历，尤其是“武斗”，视为自己曾经人生中仕途的辉煌、顶峰.后来的文学生涯，也是在“武斗”突然结束后的“失落”中开始的.许多关于他的生平资料，对此都作了详述，具有代表性的是厚夫的《路遥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高歌的《困难的日子纪事:上大学前的路遥》（《路遥纪念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海波的《我所认识的路遥》(节选)（《文艺争鸣》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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