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教师纷纷逃离教师岗位,30岁娶不到老婆离婚率高(转载)

男教师纷纷逃离教师岗位，

30岁娶不到老婆离婚率高（转载）

本来男女教师的工资就连自己孩子都养不起，每次相亲，男教师一般都被红叉，没法和女教师平起平坐，有些30岁了还讨不到老婆，甚至有些男教师被老婆抛弃的离婚。

这是现实千千万万所农村中小学普遍存在的现象，广大女教师的老公都给她们买的有车子，而男老师的老婆不仅什么都没给他们买，相反回家还要擦洗桌椅、打扫卫生，老婆甚至还想央求男教师买个车子，否则，离婚……

对方随即再问：“男教师他们为什么会走？”

方书贤像背书一样反复讲起这样一个场景：每年，市教委都会为单身青年教师专门开展一些联谊活动，除学校之外，其他参与的部门多是政府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联谊会的保留项目是跳舞，女伴多是学校的女教师，而男伴则通常是那些外来单位的“有为男青年”。

男教师去哪里了？方书贤自问自答：作为“香饽饽”的女教师看不上男教师，公务员嫌弃自己挣得少，和做生意的又谈不来。无奈之下，男教师都躲在舞厅的角落里，和同事喝着闷酒。

会后，总有一些年轻男教师向老大哥方书贤抱怨：“我热爱这个职业，我愿意为它‘牺牲’，可是我的家庭谁来支撑？”

在方书贤看来，这般无奈的反问足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走？”

不过，按照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中小学教师发展报告(2012)》(以下称报告)的数据统计，一个矛盾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是近10年来中小学男教师所占比例愈来愈小；另一方面，教师整体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

仅仅以收入差异或男女择业观为缘由，难以解释男教师的“逃离”。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教师职业对男性的吸引力越弱

收入是令男教师“逃离”的一个因素。日本中小学男教师的比例比中国高出近10个百分点，按照日本川口市一位小学教师的说法，日本从事义务教育的教职工的工资要比一般公务员高，因为除了工资，他们每个月还有各种名目的津贴；中国尽管已经作出规定，教师工资参照公务员标准，但各地情况不同，以开封为例，一位小学教师介绍，教师月薪最高能达到3000元左右，而当地公务员可拿到四五千元。

北师大这份报告的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晓东在接

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只以收入、待遇指标来论男性的职业选择会十分片面，既不符合事实，也会将问题极端化。

事实上，这一报告除了透露10年来男女教师比例的变化外，还涉及一个重要的数据差异，即以城、镇、乡为指标，不同地区中小学男女教师的比例——

城市教师队伍更为“女性化”，县镇次之，农村学校中女性教师所占比例最小。具体而言，在小学阶段，城、镇、乡小学女性教师相应的比例为79.39%、68.16%和46.11%；在初中阶段，城、镇、乡初中女性教师的比例分别为64.4%、47.88%和41.67%。一个更为明显的对比是，北京、上海、广州2009年小学专任女教师所占比例分别是74.4%、74.21%、61.74%，而贵州、云南、西藏则分别是43.66%、46.56%和49.15%。

从报告可以看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教师职业对男生的吸引力越弱。

对农村男教师所占比重更大的一种解释是，在多数经济和文化较为落后的地方，能将义务教育读完，乃至走出去读书的多是男性。相应地，整个农村文化程度较高的也多是男性，他们中没能走出老家的一部分人便留在当地做起教师，撑起了乡村的师资队伍。

留给经济发达地区的则是一个追问：一些大城市给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已是十分优越，以北京一些重点中学为例，招收教师的门槛有的抬升至硕士学历，相应的待遇则是解决户口、宿舍加5000元的中等月薪，为何仍受不到男性的青睐？

曾晓东的分析是，一方面，全国教师等级工资是一致的，即使在北京、上海这些生活成本很高的城市也只是多一些津贴补贴。换句话，与同在一所城市的其他职业相比，教师的工资待遇“仍抬不起头来”；更为重要的是，大城市工作机会多，男性选择的余地更大。

当然，这也就涉及择业观念和社会地位的因素。用方书贤的话来说，“男人要面子，对象都难找的工作，即便钱给的多了些也没人愿意去。”

除了教书还是教书，老师成了“套中人”

方书贤的说法并不夸张。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报告显示，大学教师排在第8名，中学教师排在12名，小学老师则排在第35名。而工程师排第4名，外企经理第10名，银行出纳员排在22名。

深圳市翰林学校语文教师武宏伟对此深有感触：“教师的社会认同度太低，家长对老师的尊重大多停留在教他孩子的那会儿。”而就教师职业的成长空间而言，因其过于“狭窄”、“难有进步”也让一些男教师望而生畏。

有一句话在教师圈内广为流传：“one day as a teacher，always a teacher”。对此一个较为夸张、但还算形象的翻译是：“当你踏入教师这个行列后，就像被关在学校这个笼子里，再难与这个社会有过多交集，以至被社会的快速脚步落下，越来越远。”

这种隐痛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武宏伟说，他曾经向很多非教师职业的朋友诉苦，但朋友多会半开玩笑地回应：“你们有寒暑假，加一起3个月，知足吧。”

不身在其中，难解其味。实际上，学校并没有给教师打开社会活动这扇窗。武宏伟发现，30年来的教师生涯，工作日要上课，周末要做继续教育，有时还给学生在家里补课“开小灶”，平日里几乎没有多少时间用来充电。

一个研究生时的同学告诉武宏伟，相对于其他领域，教育是个“落后”的部分。以前和这位同学一起做教育的都离开了教师岗位，他们

宁愿去中小企业接受未知的挑战，也不愿一直做个“套中人”。在学校里，学生是“有期徒刑”，老师是“无期徒刑”。

武宏伟本人则告诉记者，如果不是在学校里轮岗做过团委书记、副校长等职务，恐怕自己早对学校失去了感情，“男人要有自己的事业，如果只是教书匠，没了发展空间，真的怕被瞧不起。”

教师的任务不是简单的培养高分学生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国珍起初并不愿意过多谈及男性“逃离”中小学的原因。在这位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专业硕士生导师看来，外在因素列举起来总是简单，而一旦谈及更深层次的内涵原因，一来难以说清楚，二来难以为人信服，

吴国珍所说的“内涵原因”简单来说，就是男性在选择教师职业时所憧憬的教育抱负，以及现实教育环境对其的“扼杀”。

吴国珍说，愿意为教育牺牲自我，把积攒20年的知识悉数掏给学生的教师大有人在，阻碍他们释放能量的是僵化了的应试教育环境。

试想如果让一个男人站在课堂上盯着学生们念书，看着他们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