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身体继替与承转-2019年文档

中国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身体继替与承转

农业、农村和农民是中国特色社会场域中的三个重要语汇，以致学者对它们的关注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渗透了科学研究的各个视角。社区理论研究的旨趣在此一特殊语境的指引下，自然也投射到了这片广袤而深沉的领域。只是，无论是早年本土观念浓厚的“乡土”研究，还是今天行政区划意义的“乡村”探索，社区不过是“逐渐地被现代经济行为和国家代替”的“联合体”和“昭示国家力量与农村社会关系”的“权力秩序”空间，而其中具有建构意义的要素――“农民”（身体）却在众声喧哗的讨论中被忽视和淡忘。然则，“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在权力的产生中唯一不可缺少的物质要素，是人们的共同生活。”更直接地说，应是这些“处境的存在者”的身体承载着“一个整体社会的隐喻”，“社会，它的各种各样的实践内容和组织形式，它的各种各样的权力技术，它的各种各样的历史悲喜剧，都围绕着身体而展开角逐，都将身体作为一个焦点，都对身体进行精心的规划、设计和表现。……正是对身体作的各种各样的规划过程中，权力的秘密，社会的秘密和历史的秘密昭然若揭。”①因此，当我们以“农村社区”重新审视中国乡村社会转型的微观制度变迁形态，并以此透视国家政治改革的治理轨迹，反思社会整合机制的调整路径时，“通过身体思考”便成为一种必须又必要的研究路向，因为身体不是“世界中的一个物体”，

相反，身体形成了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只有了解身体的意义，才能掌握自我及世界。

一、政府控制的人民公社：湮灭的身体

“身体”在哲学中的湮灭肇始于笛卡尔的意识哲学。自古希腊，西方思想中就存在关于物质肉身的负面观点。希腊伦理学主张，灵魂的欲求应以某种称为“健康思考”的自我控制为引导，与之相对立的则是身体本能与情感等不可避免的“苦难”。换言之，这种哲学思路通过主张是心智让人成其为真正的人而将身体的重要性放逐边缘。如果我们将此理解为思想对身体的贬损与压制的话，那么笛卡尔对此一思路的贯彻并将其发展为“我思故我在”的主张则彻底将身体从思想史上遮蔽和湮灭。源于对17世纪哲学中心话语――知识的探讨，笛卡尔主张，“我们的人性之本质就在于我们（高贵的）思考能力，而我们的身体则用（卑贱的）情感来折磨我们”②，因此他相信，“我的心智……完全地、真正地有别于我的身体”③，并且，“没有身体也能存在”。这样，笛卡尔不仅宣告了意识战胜身体，更使意识与身体解体，转而与存在结盟，并由此日益培植起一套复杂的理性工具，从而将意识逐渐地变成理性机器。换言之，在笛卡尔的意识哲学中，“意识和身体的伦理关系转变成了意识和存在的工具关系，这其中，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身体被置换掉了。”④

顺此逻辑，可以认为，“置换”方乃身体“湮灭”的核心内涵，这意味着，“置换”不再是刻意地压制和遮蔽，而是有意地

漠视和剥夺，由此，人民公社时期的农民竞相逐渐显现并愈发清晰。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通过地权均化的土地改革运动，以暴力强制的剥夺方式改变了传统农村的存在基础和权力结构，在争取到广大贫苦农民有力支持的同时，也完成了政权巩固的基本任务，并由此进入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新阶段。但是，“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而只能建立在大工业经济和集体大农业经济的基础上”⑤的政策指引，和大工业经济所依赖的“资本原始积累”的严重短缺，导致政府只能通过“最大限度地动员和挖掘农民的资金潜力投向工业化建设，以牺牲农民利益来满足城市工业化需要”⑥来实现其一贯秉持的理念和一直追求的理想。由于“既要保证足够低价的农产品供应城市，又要监护农民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因此导致了组织上对农民直接的、严密的控制”⑦，于是统购统销、集体化等制度的实施在逻辑上就顺理成章，并最终形成了人民公社制度。

二、政府主导的村民自治：抗争的身体

思想史上一般意义的身体抗争，一如农民“总是利用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制度与地方性之间的罅隙尽可能地维护从总体上看起来如此微不足道的个人利益”⑧，虽无力且效微，但延续而绵长。客观地说，身体在西方思想中从不曾属于任一股从正面利用概念的强大传统，它一经出现，便被哲学赋予了诸如短暂、贪欲、低级、邪恶、肤浅等负面内涵，而不得不站在不朽、纯洁、

高级、真实、至善等的反面，接受来自灵魂、意识、理性、真理等的批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身体一直在灵魂和意识为它编织的晦暗地带反复徘徊”⑨，直到尼采发出“我们处在意识该收敛自己的时刻”、“身体乃是比陈旧的‘灵魂’更令人惊异的思想”⑩的呐喊，它才逐渐走出禁锢，逐步摆脱压制。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学者认为，尼采的出现，标志着身体抗争的结束。事实上，身体的确摆脱了历史和哲学对它的钳制，但是，身体和权力、身体和社会的复杂纠葛在其解放爆发的一刹立即突现升腾。这其中，以尼采和福柯的对立最为典型。

如果说尼采唤醒了对身体的注视，福柯则激发了对身体的兴趣。作为尼采的信徒，福柯吸纳了尼采关于“身体就是权力意志”的观点，并和尼采一样相信，身体是一切事物的起点而处在历史的紧迫关头，它“是事件被铭写的表面（语言对事件进行追击，思想对事件进行解散），是自我被拆解的处所（自我具备一种物质整体性幻觉），是一个永远在风化瓦解的器具”1 1。“作为主体，历史和权力总要以它为落脚点，总要抚摸、占有和穿越它，总要和它发生动态关系；作为可变性，历史和权力总要影响、改变、铸造它。”1 2不过，可变的身体被尼采视为积极的活力生产并对历史产生进犯，福柯则恰好相反，身体在他这里变成了被动的权力改造，是权力向身体进犯。因此，尽管尼采的身体和福柯的身体都占据着历史、政治和哲学的中心，但是，前者是主动的，后者是被动的。可以这么说，当身体脱颖而出，矗立着的

就是身体和权力的纷争博弈。据此，村民自治中的农民具身开始走入视野。人民公社的集体带给中国社会的思考和启示集中地镌刻在两个层面：农村经济的盘活和村民民主的赋予。其中，与农民生存保障直接攸关的经济行动通过家庭承包的实施和地方市场的开放率先展开，从而重新改写了农民与集体经济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其最直接和最重要的社会影响表现在：在社区外部，迅速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市场开放引致的社会流动加速，分离了农民的身份与职业的同一，开放了农民生存选择的空间，这使得建立于户籍基础上的传统村籍边界已被打破，并最终导致了村落社区封闭的弱化和村落社区规模的“萎缩”；在社区内部，经济的日渐复苏、市场的日益开放、社会的日趋繁荣，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重新确立了以“籍――地”关系为标识的村籍身份和权责关系，这使得传统村集体经济结构逐步解体，社区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甚至改变着社区成员的谋生方式、社会资本乃至价值观念，并最终决定和形成了农村社会多元分化的利益主体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加之农民在市场化、城市化、社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逐步感受到的城乡差距、逐步强化成的市场理性和逐步培育起的自我现代性，激起了农民对农村现代性的强烈渴望和对民主权利的迫切需求，但乡村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显然都存在着明显的破碎和断裂。这些因素相互纠葛、彼此牵绊引致了农民内心的焦虑、社会秩序的混乱和政治环境的动荡，因此，国家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