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第十一次国民阅读调查显示：2013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7本，相较于英国、日本等国，我们的阅读量太少了。其实，阅读不仅带给我们精神食粮，还影响整个社会的进步，引领一个民族走向文明。阅读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它也许永远不会带你到某个地方，但它经过我们的心灵。
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我们特别邀请了5位读书人，分享他们的阅读体验。
养福、养气、养财
——从苏东坡请客吃饭的一条家规说起
《东坡志林》是一本有意思的书，不仅语涉药、酒、茶，更有东坡老人对人、事、物的态度与看法。
苏东坡善养生，一生搜求了不少药方，朋友间书信往来，他经常给别人开方子下药。但他深懂药补不如食补的道理，因此，这位对美食一生狂热执著、甚至也曾拼死吃河豚的老人，终于决定在晚年从日常饮食入手，调养生息，克制贪欲。在这本《东坡志林》中，就记载了他对吃和请吃定下的一则家规，读来颇令人深思——
“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元符三年八月。”
所谓“一爵一肉”，也即平常吃饭只喝一杯酒，只吃一道荤菜。如遇贵客造访，酒菜数量加三倍，但原则是能简则简，可减不可增。而凡来请他赴宴的，也预先告知这一原则。倘若主人盛情，超过了这个标准，那么对不起了，请原谅他的不至。
值得玩味的是，这段文字的落款是“元符三年”。也即1100年。
这是历史上一个值得重视的年份。
这一年正月，年轻的哲宗皇帝，因为纵欲早亡，年仅24岁。徽宗即位之初，大赦天下，此时被远贬至儋州的苏轼蒙恩遇赦。这一年，苏东坡还和弟子秦观见了最后一面。此前，东坡一党皆遭贬黜，四散各地，此次相逢，已是七年之后。可以想见这对师友的悲欣交集。师徒二人最后“啸咏而别”。
啸，是一种魏晋风尚。为了表达蔑礼法、崇放达的态度，魏晋名士见面，是不屑于言语交谈的，所谓“言不尽意”。他们更喜欢相互间报以两声长啸。这是他们师徒间一次超乎语言的心灵交集。只是没想到，此一别竟成永诀！八月份，苏轼在北归途中接到消息：秦观卒于藤州光华亭。时年53。
在听闻噩耗后，苏东坡几乎不能自持：“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因此，读东坡写于此际的所谓“三养”——养福、养气、养财，是他对于许多现实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其意义已远远超乎普通的

养生内涵。
“安分以养福”：“你幸福吗？”这是前些日子央视记者发动的一次街头海采主题。而这个话题对于一位曾经带着一口空棺向死而生的老人而言，一定有着别样的答案。东坡或许在北归初期有过某种权力的想象，但少游之死，一定让他明白了现实的残酷。他已是一个身心都饱经风霜的老人，与其执着于莫测的未来，不如好好活在当下。东坡所谓“安分”，意味着他此时已经选择了简淡知足的晚年人生。事实上，“不安分”从来都是一种心魔，对权钱欲望的无止境追求，是很多人不幸福的根源。
“宽胃以养气”：口腹之欲是人类欲壑的外在表现。大吃大喝，脑满肠肥，不仅伤体内正气，更伤风气。所以，东坡晚年一直力倡减节嗜欲，一物不芥蒂于心。
“省费以养财”：性情豪放不拘小节如苏东坡者，其过日子的要诀却是一个字：“悭”。也就是：小气、吝啬。他被贬黄州之时，就开始“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可谓抠门之至。东坡的朋友李公择即将赴京上任，但他为手头拮据苦恼不已，东坡便用自己的经验劝慰他：“仆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悭尔，而文以美名，谓之俭素。然吾侪为之，则不类俗人，真可谓淡而有味者。口体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他还在信末不忘幽默一笔：“住京师，尤宜用此策也。一笑！一笑！”有意思的是，苏东坡的很多大气滂沱之作，皆出于他在经济上最为悭吝小气之际。可见，省费不仅能够“养财”，更能够“养才”。
陈忠实说《平凡的世界》“是茅盾文学奖皇冠上的明珠”，这话或许过了些，但《平凡的世界》的确是当代文学作品中不朽的经典，它曾经深深影响了一代人，其中，也包括我。可以说，它是对我的前半生影响最深的一部励志书。
记得第一次有幸读到《平凡的世界》是在上高中时，当时我的学习水平处于班级中下流，属于老师眼中那种“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的学生。但是有一点，我酷爱看书，语文成绩出奇地好，总是牢牢占据班级第一名的位置，所以，语文老师曹老师就很喜欢我。那时我所在的高中是一个县级中学，寒碜得连图书馆都没有，幸好我和曹老师很熟悉，没事就找她借书看。她推荐我阅读《平凡的世界》，说是本好书。果然，我迅速被书中的情节所吸引，竟至一天没抬头，一口气把它读完。我心中被一股劲所鼓舞着，对人生，对未来有了全新的认识。平凡的世界，平凡

的人生，就要不甘平凡，一定要做出些事情给世人看。我顿时觉得自己“伟大”起来，开始奋发学习，以至于后来成绩突飞猛进，顺利考上一所重点大学。这是父母还有老师们无论如何也不曾料到的，他们不知道，正是《平凡的世界》给了我力量。
那时年轻，许多事情不懂，报志愿的时候就有些稀里糊涂，报了生物工程。来到大学之后，才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个专业，于是就对学习产生懈怠情绪。除了去图书馆看书之外，就是随意玩耍。直到快毕业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差不多已经没有未来，虚度了这几年的光阴。再去图书馆时，偶尔看见《平凡的世界》，再次借回来阅读。夜半时分，寝室熄灯了，我搬着墩儿借着厕所边的路灯读，一读就是一夜。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孙少平历经这些劫难，仍不改初衷，虽平凡地活着，也活出自己的精神。他能这样，我就不能吗？
终于，我学会直面人生，正视现实，积极到社会上找工作。我学着放低身段，降低标准，不谈条件和要求，只看表现和能力，哪怕前期没工资。我积极的态度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最终，顺利在一家报社当了记者。在这个岗位上，我兢兢业业地干下去。从此，《平凡的世界》便成为我枕边案头的必备书，没事翻几页，再繁复的心事也会平静下去。
直至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又对学术产生兴趣，梦想在科学领域做出一番事业，于是就产生了考研的想法。但稳定的工作、良好的收入使我犹豫不决。那些日子，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在某个不寐的夜晚，突然看见案头上的《平凡的世界》，想起孙少安、田晓霞的那些改变，终于做出一个痛快的决定。
而今，我一路走来，考研，考博，在求学道路上乐此不疲。冷嘲热讽不少，我并不放在心上，我是为自己活着，不是为世人活着；我在乎的是自己的心情，而不是大众的眼光。人，总是要做自己，即便是平凡的人生，也要活出自我，活出精彩。
感谢黄土地走出的路遥，感谢《平凡的世界》，总是在我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充当了我的指路明灯。
这两天在家一直在读吴亮的书《我的罗陀斯》。吴亮是我仰慕的作家，那年冬天，我去上海顶层画廊采访他，那次采访就像老友之间喝酒一样，非常尽兴。
我和吴亮都是那个年代出生的人，因而读他这本写70年代上海的书时，就有种是写我自己的感觉，甚至连当年读的书和唱的歌都是惊人一致。当年他开病假条读书，或把书放在抽屉里偷读，我们都有类似的经历。
人过了知天命的年龄，总是没来由地回忆人生。在我的童年和少年，外婆经

常带我和妹妹去上海姨外婆家。在我年少的记忆里，上海是两个世界，一个是姨外婆家的虹口区小弄堂，那间带小阁楼的房子住了一家十几个人；一个是南京路、淮海路的花花世界，每次经过那些橱窗，我就有张乐平笔下三毛的感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也多次去上海，包括我新婚旅行结婚选的也是上海。
上海对我来说，就像是《红与黑》里那个外省青年于连眼中的巴黎，一个让我仰望又妒忌的城市。这个有着外来历史文化背景的城市，正如吴亮在书上写到的，急风暴雨式文革刚结束，男男女女就谈起了恋爱，读诗、吃雪糕、吃西餐、挽手逛公园、国泰电影院看《海岸风雷》等。可见文化这东西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不过，作为一个曾经的县城文学青年，我更知道上海有像巴金这样的文学大家，也知道上海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有上海芭蕾舞学校，有像唱《白毛女》的歌唱家朱逢博。
记得那年，我在淮海路一家书店买了一本胡河清的《灵地的缅想》，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其中他写汪曾祺先生的文学评论，我看现在还没有人超过他。胡河清是华师大的文学博士，青年教师，不幸在1994年4月跳楼自杀，死时才34岁。后来从收音机上听说他的老师、同学及文友自发为他捐款出版了一本《胡河清文存》，我非常渴望能买到这本书。那时也没有网购，去上海时跑了十几家书店也没买到，后来居然在一家小书店里，发现了这本墨绿封面的书，当时的心情真能用“喜极而泣”来形容。我心里知道，买这本书的纪念意义大于阅读意义，如今这本有着长长捐款名单的书，正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橱里，不为别的，就为了表达那种“为了忘却的纪念”。
那年我写了一篇《汪曾祺回故乡》的文章，登在当年的上海《文学报》上，并得了一个奖。那年冬天我专程赶到上海去领奖，当时《文学报》的江迅老师还邀请我去他家吃饭。记得他家是陕西南路附近那种石库门的老房子，沿着楼梯走上去，客厅里全是书，我还看了他的书房，就是楼梯后的狭小的地方。江夫人告诉我，江迅就是在这里熬夜写稿子的。许多年来，这个场景经常在我脑中浮现，其实江老师哪里是请我吃饭，而是给一个县城文学青年上了终身难忘的一课。后来江迅老师成为香港《亚洲周刊》主笔，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系。涌泉之恩，却无法滴水相报，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如果要在藏书中选编一个“珍爱书目”，粗略算来，2000年前每年所买的书，可入选的在三位数，新世纪前十年每年还能有两位数；这三四年可就只有一位数了，

前年冬天所得的潘天寿先生著《中国绘画史》，即是其中之一。
我记住潘天寿这个名字，是在1980年代初，江苏省美术馆举办潘天寿画展，那一批作品经历十年浩劫而幸存，多被以红笔满幅打叉，或兼涂以“黑画”、“打倒”等字样，然而种种丑恶行径，仍遮掩不住画作雄浑奇健的磅礴气势。所以1983年底，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重版潘先生《中国绘画史》，当即购回拜读，并由此发生对艺术史的兴趣。
新得这部《中国绘画史》系商务印书馆发行，版权页标“中华民国十五年九月初版，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七月大丛本第一版”，大三十二开本，红布面精装，封面文字烫金。此书是现代较早出版的中国绘画史专著之一，仅晚于陈师曾《中国绘画史》一年，而详备胜于陈著，著者在初版后又有补充修订。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选择颇严，此书能够入选，可见当时即已受到学界肯定。
尤其难得的是，书中有原藏者以红、纯蓝、淡紫、蓝黑等色墨水写下的大量批校，圈点几满。批校者虽然没有署名，但其中有几条可以考见其身份的文字，一条见于第63页书口，即原文介绍唐代之绘画处：“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在沪见一唐画洛神赋长卷，二丈有余，规模之大，笔调之工精雅厚，为生平所未见者，向藏故宫，为溥仪窃走，今乃东北运来，将陈上海博物馆。”一条在第71页书眉，即原文介绍唐代画家孙位之处：“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在沪见孙位高逸图人物长卷，有宋徽宗之题签。”这两件名画，都是国宝级的珍品，能在博物馆展出之前就见到，可见此人必属美术界或文物界的前辈人物，其时或在上海工作，或应邀去上海鉴赏此画。
我当时就猜想，此书既在南京流出，那么最有可能的批校者，便是俞剑华或刘汝醴先生。手边有俞先生同一时期的手迹，书法较此为流丽；但刘先生的笔迹我没见过。为此我去拜访了曾在南艺与俞、刘二位共事多年的李乃强先生，他一眼就认定是刘先生的字迹，而且告诉我，刘汝醴当时任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秘书，负责筹建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故而有机会见到这些古画珍品。后来又经几位熟悉艺林前辈的朋友看过，都认为确系刘汝醴先生的手笔。
细审书中的批校文字，大致可以断定，以蓝黑墨水所写较细小字迹，时间最早，或即始于1953年他离沪至无锡华东艺专任教职之际；红字次之，纯蓝字又次之，淡紫色或因其使用蘸水笔，混用红蓝墨水而形成；所写多为原书内容提要，可见其阅读之细。古人说“不动笔墨不读书”，现在能守此传统者太少了。尤应重视的是以蓝黑墨水所写粗放字迹，时期

最晚，其内容亦多逸出原书之外，所补充的主要是江南艺林人物生平或画史掌故，可见批校者所关注的重点所在。虽然1982年，刘汝醴曾在《南北宗绘画的美学对立》一文中，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批评潘天寿的“环境条件决定论”、“地理观点加上技法观点”，但在《中国绘画史》面世后的半个世纪中，未见其越出其基本架构，亦可证潘天寿此书的价值。
全书中最长一则批校文字，见于“明代之绘画”文尾，抄录董其昌关于王维《江山雪霁图》等作品的长跋。董氏此跋曾为多家画论所引录，实则此画并非王维真迹，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中辨析甚明。刘先生抄录这一故实，大约也不是为了研究《江山雪霁图》的真伪，而是因其关涉中国美术史上南北宗研究的讨论。他的《南北宗绘画的美学对立》，就是因此而作。
书架上有一本《魏晋南北朝诗选讲》，书页已经脱落、封面也已残破；虽然一次又一次地搬家、清理，可我始终舍不得将它移除，因为这是我“硕果仅存”的少年时代读物，如雪泥鸿爪，标记着我的读书之路。《魏晋南北朝诗选讲》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第一次印刷76000册，这在今天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上个世纪80年代是一个诗歌、文学的年代，这个数字并不稀奇。
我初中以前的课外读物主要是我表哥、姑妈的二手书。现在想起来，表哥大概是一个古典文学爱好者，他给我的书大多是古典诗词、古代散文鉴赏方面的，虽然他后来从事的是计算机研发。姑妈大概是现当代文学爱好者，虽然她现在是在糕团店里打工；何为、杨朔、曹靖华、袁鹰等人的散文都是我偷偷摸摸地从她的书箱里翻出来读的。这是我少年时代文学启蒙的两条“主流”。当然，我偶尔也会省吃俭用买书，买的主要是古典诗词方面的；这倒很难说是我对古典文学的爱好超过现当代文学。原因很简单，古典文学作品比较耐读一点，我零钱有限，当然要追求“性价比”。乡下也没有专门的书店，只有小镇上百货公司的玻璃柜台里会摆上几本书。我记得我在百货公司买的第一本书是《儿童绝句一百首》，封面是田原所绘；长大后我才知道田原是我的溧水乡贤，著名书画家。
大概初二的时候，我作为乡中学的“种子选手”去县城参加英语竞赛，这是很光荣的事情，临行前父母亲特地给了几元零花钱。在城郊的教师进修学校住下之后，带队老师叮嘱我，千万不能乱跑，县城是“大地方”，会迷路的。然而，少年心性如何按捺得住？某天，我一不注意就溜出了进修学校。表哥、姑妈都在县中读过书，我早就从他们的口中对县

城中心的新华书店心生向往，只恨无缘亲临。机会终于来了，我一路走、一路问，终于到达目的地；当我站在高高的书架前，真是目迷五色啊！以前的书店里买书，不像现在是开放式，可以浏览；在文化稀缺的年代里，卖书的服务员似乎掌控着“文化命脉”，面有骄矜之色。我一个乡下孩子，囊中羞涩，怎敢劳烦她们频繁为我取书？我很快就挑中了《魏晋南北朝诗选讲》，我是一下子被它的封面所吸引了的。封面是一片粉红绚烂的桃花林，一位诗人在桃树下负剑而立，背影萧索落寞，远处有小桥。书价也便宜，4毛7分钱，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现在想起来，“桃花林”有点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意境；而“诗人”则有点像“才秀人微”、“发唱惊挺”的鲍照。我就是通过《选讲》才接触陶、鲍两位大家的。
我六朝文学的底子基本上就是靠这本选集打下的。《选讲》是韩兆琦编选，多年之后，我才知道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史记》、六朝文学研究的专家。《选讲》共收录98首作品，每一首我几乎都是烂熟于心。翻开目录，在篇名之前，有圆圈、三角、勾等各种记号，这都是当时阅读所留下的；书内，也有波浪线等印记；对于生僻的字词、典故，都自己查阅字典在旁边注明。当时读物匮乏，这本书在我的同学圈里也传阅着，所以也留下了他人的手迹。封底上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就是我一位初中好友所题，年少轻狂，尽在其中。
高中毕业之后，我处理掉了我所有的课本以及读物，这本书何以会“劫后余生”？确实是一个奇迹。某年夏天，我回乡过暑假，发现了这本书，就带回了南京。自那之后，他就一直厕身于我的书架；当我摩娑把玩时，少年的读书况味一一浮现，令人感慨唏嘘。同时，“少年易老学难成”，它似乎又时时警醒我的懒惰、荒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