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地方文献收藏缘起

10年前，当时经营的书店不是现在的五之堂而是十步斋。一天，贵阳市环保局的杨女士来书店问我们收不收购古旧书，因她家里房屋装修，她父亲去世后留下来的古旧书没地方存放，便想把它卖掉，估计有几百册。因书店经营收购业务，便随杨女士到她家看书。我还记忆犹新，书是用废旧报纸捆着，如果按图书的打包标准来估算，大概有二十几包，均为民国及民国以前的书。民国书中印象最深的是《国学基本丛书》系列和《丛书集成》系列，因这两套书都是商务印书馆印的。其余大部分是线装古书，这是我经营图书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古书。说实在的，当时既不懂版本，又不懂行情，但见到这个东西心里很激动，于是很快就谈好了价钱，拥有了这些古书。

与杨女士的交谈中，方知她的父亲民国时期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师从吴梅先生，与唐圭璋、沈祖?笔峭?学，好词曲。毕业后回筑在贵阳一中任教。在我后来收集的书中，就有一部杨文山先生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吴梅先生给他们授课的油印课本《南北词简谱》，毛边纸，杨文山先生亲自校对过。还有刻本《巢经巢诗集》九卷，用纸是典型的贵阳皮纸。其次是清莫友芝撰、莫绳孙编《宋元旧本经眼录》，同治十二年独山莫氏《影山草堂六种》本，为旧善本书目之最有名者，写刻上版，十足的莫体风格，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贵州的地方文献。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三人曾就读于遵义，我听说过三人的事迹。莫友芝先生（1811-1874）独山兔场人，是享誉海内外的晚清著名学者、诗人、教育家、书法家、篆刻大师，被誉为“学中泰斗”、“西南巨儒”。由于仰慕这些文化先贤，于是收藏了贵州省社科院黄万机先生写的《郑珍评传》、《莫友芝评传》、《黎庶昌评传》，拜读后深为在贵州穷乡僻壤之中能出这样的人才而自豪，便萌发了收集他们著作的愿望。于是，利用南来北往的机会，做起了收藏这件工作。

没想到，这件事做起来便一发不可收拾。从收集三人的著作扩展到收集本省的地方文献；从收集地方文献扩展到有关贵州的印刷品，贵州的名人信札，乃至上个世纪50年代至今的图书。由文通书局出版的《贵阳生活指南》，极其完备地再现了当时衣食住行娱的生活细节，西餐厅、茶社、酒楼、客栈、剧院、电影院、澡堂、成衣店、洗染店、鞋帽店以及金融企业、文教卫生等。最有趣的，书中还介绍了几家拍卖行，登载着广东省银行贵阳支行汇兑的广告，真可谓一应俱全。抗日战争的烽火让贵阳变成了大后方，外来的文化迅速扎根，又被绝妙地得以保留。还有1942年3月出版的一张贵阳城区地图，那上面，城池巍然，街巷纵横，小小的城市完备而自成一体，简直就是群山环抱中的贵阳本质的写照――它需要的沟通是极其有限的，因为它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在收藏图书的过程中，有两本目录对我的帮助很大。一是民国贵州局任可澄先生主编的《贵州通志?艺文志》，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过黄永堂先生的点校本，这本书对贵州历朝历代有记载的地方文献，不论存佚均有提及，对作者的生平亦有简介，详略不一。对贵州地方文献的了解，这是一本必备的书。《贵州通志?艺文志》的记载中，就包含了自汉至明、清、辛亥革命约两千余年间，贵州籍及流寓贵州而终的前贤名家著述1932部，再加上所附流寓著述34部，达1966部之多。1996年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编印的《贵州古旧文献提要目录》，收录了贵州古旧线装图书及稿本1154种，其中也有大量贵州人著作。这些著述，可以使人们领略到汉代以来两千多年间，贵州这片土地上所产生的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面貌。

另一本是1993年贵州文史馆编印的《贵州地方文献目录提要》，这本书以现存地方文献为依据，对目前我省图书馆藏的地方文献作了一次梳理，对省图书馆、省博物馆、贵大、师大、民大、遵义图书馆所藏的地方文献进行了分类、统计、简介。

一代又一代的贵州人，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灿烂的精神财富，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多被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不仅外界不识贵州，视为“蛮荒”，就连贵州人对自己的文化也知之甚少，妄自菲薄。我国各个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各自创造了自己独特、灿

烂的历史和文化，文字文献资料和口头文献资料极为丰富。由于解放前的兵燹匪患，解放后的一些重大政治运动、特别是十年动乱，地方文献古籍和民族文献古籍损失严重，有的地区甚至丧失殆尽。随着岁月流逝，掌握口头资料的老人相继作古，口头资料面临着失传的危险。面对流失的大量史料，令人心痛！

贵州虽文明晚于中原，一个黔中山城，古代的夜郎国旧地，关于它的今昔、它的传说和现实、它的想象和真实，古人对地处边陲、交通不便的贵州有许多猜度，它在很多时候更像是形容一个封闭地域的符号。文献存在的价值在于为后人提供了原始的宝贵资料，更多地掌握文献意味着更多地掌握历史的真相。这是一件费时也是费财的事，五之堂虽无雄厚之财力，却愿以几十年的时间，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