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威胁论

浅谈中国威胁论

【内容摘要】“中国威胁论”自古有之,只是到了现代才被炒的沸沸扬扬,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尤其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今天,“中国威胁论”正在引起国际关系某种微妙的变化,因此,在此时刻,加强对“中国威胁论”的研究非常必要,大量有关此类文章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下面来谈谈我对这种思潮的看法。

【关键词】中国威胁论、缘起、影响、深层原因、如何面对

一、引言

在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几经变迁后，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时代命题之一。作为一个非西方大国，中国的崛起对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不能不引起世人的普遍关注。上个世纪 90年代，“中国威胁论”一度甚嚣尘上，即使到了本世纪初也尚未偃旗息鼓，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在2004提出了“和平发展”的命题，从大战略的层面有力的回击了“中国威胁论”.就中国崛起的世界意义而言，“中国和平崛起论”与“中国威胁论”实际上描绘了两种不同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相反的图景。

“中国威胁论”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的发展环境，但同时也成为刺激中国发展的动力。面对“中国威胁论”日益成为一些国家惯用政治手段的现状，我们应该淡定从容、主动作为，采取多种方法应对它。

二“中国威胁论”的缘起

“中国威胁论”在冷战结束后的很长时间内一直主导着西方尤其是美国的

对华思维，并深刻影响着美国的对华战略。

从历史上看，中国威胁论的版本很多。首先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威廉二世的“黄祸论”。其次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也曾炒作过"中国威胁论"，即所谓中国革命的胜利有可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

从而对美国形成"红色威胁"。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提出" 遏制共产

主义在亚洲蔓延"的口号，美国在联合国宣传"中国对邻国的威胁"，麦克阿瑟公开辱骂新中国是"共产主义黄祸"。再次是在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苏联也兜售过"中国威胁论"。

新时期的"中国威胁论"出现在冷战后，其背景是苏联威胁消失以后，中国经济、军事逐渐强大，"中国威胁论"开始在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泛滥起来。第一次泛滥是在1992－1993年间，鼓吹者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文明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威胁论"的具体论证。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首先发难，发表了《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时间"中国威胁论"风靡太平洋东岸，芒罗因而也声名显赫。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那篇高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也在这个大背景下问世。前者渲染中美军事冲突不可避免，后者断言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是西方文明的天敌，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美国学者哈克特更是危言耸听，"在苏联解体后，一个新的邪恶帝国正在出现，它的名字叫中国"。此后，每隔一段时期，"中国威胁论"都会出现。第二波发端于1995－1996年，主要与李登辉访问美国后两岸关系紧张，中美围绕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对峙有关。第三次发生在 1998－1999年，其背景是在亚洲经济危机中，中国经济逆势崛起，经济影响力迅速扩大。进入21

世纪后，“中国威胁论”已经是第四波了，其特点是威胁论的内容日益扩大，往往涉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中国计算机黑客威胁论、食品安全威胁论、环境威胁论等等。

三、“中国威胁论”对中国的影响

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是为了遏制与干扰中国的发展。然而，结果却事与愿违。几十年来，西方及周边一些国家极力渲染的“中国威胁论”，实际上产生了遏制与刺激的双重效应。

（一）、“中国威胁论”成为中国发展中的杂音，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国形象，阻遏了中国的发展步伐。

在政治层面，“中国威胁论”引发了周边一些国家对我国的敌意，增加了周边国家对我国的不信任感，阻碍了我国与之开展国际合作的步伐。

在军事层面，“中国威胁论”加大了地区军备竞赛的可能性。近年来，周边一些国家花费重金购买先进武器装备，客观上增加了地区不稳定性。

在经济层面，“中国威胁论”增加了我们同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摩擦。近年来我国同一些国家的经济摩擦事件不断增多，不能说与广泛散布的“中国威胁论”没有关系。

在外交层面，“中国威胁论”为某些大国人为地阻遏我国走向世界提供了政治借口，成为西方国家制约我们发展惯用的一张牌。如在近年来我海外经济活动中，中国企业收购海外资产的多起商业行为，都因某些国家以危害本国经济安全等借口横加干涉而终致流产。

总的来看，“中国威胁论”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中国的周边环境，使我在发展过程中不得不面临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不得不承受更多的外部压力。

（二）、“中国威胁论”作为外部强加的动力，在一定意义上强化了中国自身的危机意识，刺激了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依据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挑战-反应”理论，有机体在遇到挑战时，会本能地产生一系列有效反应，从而最终促进有机体的发展。

“中国威胁论”在带来一定程度负面效应的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刺激中国发展的外部动力。中国古代就有“忧劳兴国、逸豫亡身”的古训。“中国威胁论”，是西方及周边相关国家缘于外部力量逐渐强大而产生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在被反复强调的同时，也反过来成为促使中国发展的重要外部动力。实际上，恰恰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威胁论”浪潮一波又一波掀起之际，中国发展的步伐大大加快并日益稳健。

此外，“中国威胁论”在客观上也强化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华民族从来就不是一个为外力屈服的民族，而是遇强愈强、愈挫愈勇。在“中国威胁论”中

成长起来的国人，在亲身感受到国家日益强大的同时，也逐渐适应与接受了这种机遇与危机并存的生存环境，这无疑有利于培育大国心态，有利于下一步中国更好地走向真正的大国。

四、“中国威胁论”的深层原因

在国际关系中，威胁总是客观存在的。在相互怀有敌意的国家之间，只要一方有一定的力量及意图，就会对另一方产生威胁。因此，“××威胁论”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常态现象。如在长期相互敌视的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之间，针对彼此的“威胁论”可谓根深蒂固。

纵观全世界，众多“威胁论”中，唯有“中国威胁论”长久不衰，且得到包括西方及周边相关国家大规模认同，原因究竟何在？细细究之，这与中国的崛起发展密切相关。概言之，“中国威胁论”实质上是西方及周边相关国家，基于自身危机意识，用来制约中国崛起发展的一种政治手段。

探寻当今“中国威胁论”的深层缘由，必须从发展层面入手。“中国威胁论”，说到底是由于中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快速发展引起的，是国家崛起中的必然伴随品。

在一些西方国家看来，中国的发展崛起，是对其主导下的传统国际秩序及地缘政治格局的挑战。从资本主义崛起的历史经验看，历史上所有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强权与战争，都是以运用武力为手段的。英、美、德、日等国的崛起，无不是遵循着富国-强兵-战争扩张的规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论是西方权力转移理论或霸权转移理论，都认为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必然会使得国家间的关系发生权力转移，中国将挑战现有的国际结构，导致国际体系的不稳定乃至爆发战争。

为此，害怕中国的发展强大将挑战其既有的国际地位，是西方国家宣扬“中国威胁论”的真正担忧；借“中国威胁论”来制约中国的崛起发展，是西方国家宣扬“中国威胁论”的动机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