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管理思想

法家的管理思想
主要内容
•一、法家管理思想的形成背景•二、法家早期的代表人物•三、商鞅的管理思想•四、韩非的管理思想
第一节法家管理思想概述
一、法家管理思想的形成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剧烈的变革，井田制瓦解，宗法分封制动摇，礼治的经济基础和血缘亲属基础遭到严重削弱，二者的合力促成了“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

要建立一种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发展的统治秩序，只有寻求另一种途径和方式，于是主张“建法立制，富国强兵”的法家应运而生。

二、法家的代表人物
•子产•李悝•商鞅、慎到和申不害•韩非子
1、子产
2、李悝变法a、李悝(前455-前395)，战国初期魏国著名政治家、法学家，也作李克。

李悝为魏文侯到武侯时人，曾受业于子夏弟子曾申门下，作过中山相和上地守。

上地在河西，故李悝经常和秦人交锋作战。

战国初期，魏国国君魏文侯任用李悝为宰相，实行变法。

b、主要内容：•第一，废除官爵世袭制。

•第二，编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封建法典─《法经》，分为盗、贼、囚、捕、杂、具六篇。

•第三，革除旧有的阡陌封疆，鼓励开垦土地。

•第四，实行“平籴法”。

•第五，改革军制，精选武士。

3、商鞅变法a、商鞅(约前390—前338)商鞅是卫国宗族,姓公孙名鞅,也叫卫鞅,后在秦因功封为商君,所以历史上称为商鞅。

在位执政十九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b、主要内容1、经济措施。

废井田、开阡陌；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统一度量衡。

2、政治措施。

奖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除“世卿世禄制”，鼓励宗室贵族建立军功；改革户籍制度，实行连坐法；推行县制；定秦律，“燔诗书而明法令”。

4、韩非子a、早期法家大致分为三派: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

韩非集早期法家之大成,主张三者相结合，作为加强中央集权的工具，从而系统地发展了法家的法治思想。

对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韩非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韩非的这些主张，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根据。

b、韩非，也称韩非子（约公元前280一前233）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新郑），韩王室诸公子之一，《史记》记载，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

韩非不擅言语，但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

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

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

”便退而著书，写出了《孤愤》、《五蠹du》、《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洋洋十万余言。

c、《韩非子》其书《韩非子》其书•愤世嫉俗之作，十余万言。

•思想来源：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

•章太炎：半部《韩非子》治天下。

•唐宋以来作文典范。

•故事之林，成语之渊（如守株待兔、自相矛盾、老马识途、滥竽充数、买椟还珠等）。

三、法家管理思想的特点
•富国强兵的管理目标•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以法为主的制度管理•管理权变观
•“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是否等同？
•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法家所讲的法是君主利益或意志的体现，君主本人则是超越于法律之上的，而现代法律则是民众利益或意志的体现，没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权力；•法家的“法治”强调公共权利而忽略私人权利，强调惩罚而忽略保护，而现代法治则建立在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基础上，主张公共权利和私人权利的一致性。

•法家的“法治”观既有积极
的意义，又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

第二节商鞅的管理思想
一、以法为本
•将法制作为治理国家、管理人民的根本办法。

•人生而“好利恶害”，需要通过严刑峻法来管理。

•“法治”可使民众积极从事耕战，使得国富兵强；“仁治”重用儒生，空谈成灾，放弃农战，只会导致国穷兵弱。

二、以刑去刑
含义：用刑罚来去除刑罚，达到劝善止恶的目的。

1、“明刑不戮”晋文公杀颠颉2、“明赏不费”
三、无宿治
•含义：法律要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就必须提高管理效率，当天的事当天完成。

•“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

则农有余日。

”
•管理把时间用到处理政务上，就没有时间到百姓那里去谋取私利，如果群臣的公务都不拖沓，农民不受打扰，就有时间从事农业生产了。

第三节韩非子的管理思想
一、抱法处势
含义：坚守法度、拥有权势。

1、性恶论
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

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

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

（韩非子·备内）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

爱则亲，不爱则疏。

（韩非子·备内）
关于人性本恶
•道心惟微，人心惟危。

《尚书·大禹谟》•荀子：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荀子•性恶》）•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机会主义倾向：“只要有可能，人们就会往白糖里加一把沙子。

”（萨缪尔森）•泰罗的“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的管理策略
①组织是用经济性奖酬来获取职工们的劳动与服从。

②管理的重点主要在于高效率的工作效益，人们的感情和士气方面是次要的。

③如果人们工作效率低、情绪低落，解决办法就是重新审查组织的奖酬刺激方案，并加以改变。

2、以法治国
•法者，王之本也。

（《韩非子•心度》）•夫火形严，故人鲜灼；水形懦，人多溺。

（《韩非子•内储说上》）•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

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

（韩非子·显学）
店有店规
•如何分粥？（伦理学家罗尔斯，《正义论》）—7个人每天分一桶粥。

—抓阄决定由谁分粥，每天轮一人。

—推选品德好的人分粥，挖空心思讨好分粥之人。

—3人组成分粥委员会，4人组成评选委员会。

—轮流分粥，分粥的人后挑。

“分粥规则”高度体现了现代规则意识：公平公正，相互制衡。

3、任势而治a、“势”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权势，具有权力赋予的强制力；二是威望，由管理者自身的素质以及管理者与下属之间的情感所形成的。

“势”的功能在保障“法”的执行
b、孔子名满天下，人人都称他为圣人，但他周游列国也只有70来个学生追随他。

鲁国当时的国君鲁哀公生来愚笨，但全鲁国没有一个人敢违背他的意志，即使孔子也不得不听鲁哀公的命令，说明：权势高于一切。

c、势是中性被动的，它只是工具，可以导致正面价值，也可以导致负面价值，“夫势者，非能使贤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己也。

贤者用之，则天下冶；不肖者用之，则天下乱。

”《难势》关键就在使用的人的素质。

把势与法结合，以法约束势为治国工具，就叫“抱法处势”。

二、以术治吏•“术”是国君支配管理大臣的各种手段。

•“参验”
1、韩非七术：（1）众端参照。

从各个方面参验、观察臣下的言行。

（2）必罚明威。

必须惩罚以显示君王的威严。

（3）信赏尽能。

对尽力效忠的一定兑现奖赏。

（4）一听责下。

逐一听取意见，督促他们行动。

全面听取意见，愚和智就不会混乱；督责臣下行动，庸和能就不会混杂。

（5）疑诏诡使。

君主表面上和一些人亲近，让他们长期在自己身边，但是不给他们任务，别人感觉这些人是受了秘密指令，所以做坏事的人就会害怕，心里疑心不敢胆大妄为。

使密探探查，以所得之事检测官吏，使之以为上级无所不知，不敢为非。

（6）挟知而问。

这是考察下属忠诚度的有效手段，就是用已经知道的事情来询问下属，看看下属怎么说，用以对照核查下属的态度，从而举一反三地了解许多隐情。

（7）倒言反听。

故意说反话，做逆理的事来刺探臣子。

2、势、法、术之关系
势-自然之势
-人设之术-法：信赏、必罚，术：责效、防奸
有法无术，难免大臣捣乱；有术无法，全国百姓不知应走的方向；有法有术无势，法和术都无法实现，无力推行。

三、刑德并用•杀戮的权力叫做刑，奖赏的权力叫做德。

《韩非子·二柄》
有一次，韩昭侯喝醉酒而睡觉，典冠官(掌管君主帽子的近侍官)怕昭侯受寒，便替他加了一件衣物，昭侯醒后很高兴，便问左右近卫：“谁给我加了一件衣物?”左右告诉他，是典冠官。

韩昭侯因此而处罚了典衣官(掌管君主衣服的近侍官)和典冠官。

韩非对此评论道，处罚典衣官，是因为他失职；处罚典冠官，是因为他越职行事。

并不是韩昭侯不怕冷，而是因为官员职责被侵犯的行为比寒冷更厉害。

林语堂《中国人》论中国古代管理
•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缺乏一部宪法，缺乏民权思想。

这个特点源于一种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哲学。

它将道德和政治混为一谈，是一种道德和谐的哲学，不是一种力量的哲学。

制定一部宪法的前提是认为我们的统治者可能是一些无赖、骗子或窃贼。

他们可能会滥用职权，侵犯我们的权利。

于是我们可以依靠宪法来保护我们的权利。

•而中国人有关政府的观念恰恰相反。

我们认为政府官员是父母官，他们实行的是仁政。

他们会像照看自己的孩子那样照看人民的利益。

我们放手让他们去处理一切事务，给予他们绝对的信任。

我们把数以百万计的钱放在他们手里，但从不让他们汇报开支情况。

我们给了他们无限的权力，却从未想到过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

我们把他们看做是仁人君子，有教养的绅士。

对这种仁政的批评，细致、公正、尖锐不过的要算2100 多年以前的韩非子了。

梁启超论法家之失
•他们主张法律万能，结果成了君主万能。

这是他们失败的一点。

因为有这个漏洞，所以这个主义不惟受别派的攻击而无从辩护，连他本身也被专制君主破坏尽了。

我们要建设现代的政治，一面要采用法家的根本精神，一面要对于他的方法条理加以修正才好。

•他们主张法律万能，结果成了君主万能。

这是他们失败的一点。

因为有这个漏洞，所以这个主义不惟受别派的攻击而无从辩护，连他本身也被专制君主破坏尽了。

我们要建设现代的政治，一面要采用法家的根本精神，一面要对于他的方法条理加以修正才好。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25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