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水浒传的侠义思想

浅谈《水浒传》的侠义思想

潘伟群

2006年6月

摘要：《水浒传》描绘了一系列“除暴安良”、“扶危济困”、“歼击外寇”的侠义英雄故事，弘扬了侠义思想。本文从分析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出发，具体讲述了侠义思想的内涵，同时结合时代背景，阐述了侠义思想的积极意义以及“义高于法”和“利重于法”的局限性。

关键词：侠义思想 社会历史背景 内涵 积极意义 局限性

《水浒传》是一部以描绘宋江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发生、发展和失败的文学巨著。在书中，作者描绘了一系列“除暴安良”、“扶危济困”、“歼击外寇”的侠义英雄故事。阅读这些脍炙人口的侠义英雄故事，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精神生活，而且也影响着我们的人生价值观，下面，我将结合时代背景谈谈《水浒传》的侠义思想。

从“侠”的渊源来看，在春秋战国时期，“侠”已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相对独立。韩非子在《五蠹》中曾谈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儒”是“文士”，“侠”是“武士”，他们同属于当时的“士”阶层。秦汉以后，由于新的政治体制的建立和思想文化的高度统一，大量儒士登上庙堂，侠士走向民间，并逐渐消融于江湖。从对社会的影响来看，最初，“侠”和“儒”以及所有“士”阶层的人一样，都是以为国君贵族服务为己任的,但到后来,他们则越来越多地充当社会上维护正义或扶弱抑强的角色。但有的时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他们可能是一种破坏力量。《水浒传》作者的观念中，梁山英雄即豪侠。《水浒传》所塑造的英雄形象继承了自秦以来的侠的所有传统品格；诸如人人武艺高超，好打抱不平，仗义疏财，敢“犯上作乱”，血性刚猛，视死如归等。

一、《水浒传》侠义思想的社会历史背景

《水浒传》高扬侠义精神，崇拜勇士而轻文人，这同宋元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是密切相关的。在宋代，传统的重文轻武现象犹为突出，文官地位和待遇远胜于武将，一切军政大权都操控在文官手中。宋朝统治者高度重视文人，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端。文官高俸有权诱使大批品行不端者通过各种渠道挤入文官行列，使文人队伍良莠不齐，日益走向腐败。同时，宋朝采用文官掌兵监军、皇帝遥控的方式指挥作战，多数文官对军事一窍不通，又多方牵制武将的军事指挥权，这样极大地削弱了宋朝军队的战斗力，使得宋朝在与北方大批游牧民族的碰撞中几乎都以大败亏虚、割地赔款而告终。儒家的道德光芒到底没有挡住异族狂潮般的进攻，积贫积弱的宋朝一败于契丹、党项，再败于女真,终亡于蒙古铁骑。《水浒传》正史传诵并逐步成书于这一时期，面对汉民族几百年来被动挨打、尊严扫地的屈辱历史，进步的文人作家当然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先进的汉民族为什么会败于落后的游牧民族？作者借书中人物王英的嘴说：“如今世上都是那大头巾弄得歹了”（32回）。把国家的败亡归咎于文人，当然失之偏颇，但这分明是对宋朝过分重用文士

而轻武士导致国防武装力量虚弱的局面的强烈不满。小说一反传统的重文轻武，将拯救民族的希望寄托于尚武精神浓烈的绿林草泽，虚构梁山好汉大破辽国的故事以重振民族雄风，显然反映了汉民族走向衰微的特殊历史时期广大民众呼唤民族英豪驱除外敌的共同心愿。

在作者笔下，饱读经书、舞文弄墨的文人秀士大多没有好形象：王伦嫉贤妒能，贺太守阴险狡诈，蔡太师贪财好利，黄文炳刁钻刻薄，刘知寨专横跋扈。相反，作者热情讴歌了一大批勇敢超凡的绿林中人，称他们是“英雄好汉”。在作者看来，这些人虽然缺少文化教养，举止粗鲁，是典型的莽汉，被人骂作“草寇”、“破贼”，但他们英勇豪迈，仗义行侠，在只会舞文弄墨的文人士大夫面对国难当头而束手无策的时候他们却能尽忠报国，勇斗强敌，挽狂澜于不倒：“梁山泊内众英雄，胸中劲气吞长虹”（87回），小说写勇武好斗的梁山“贼寇”不仅没有“为乱”天下，反而有大功于国家和民族，显然是对民族侠义精神的肯定。

二、侠义思想的内涵及其倾向

所谓侠义,就是行侠仗义,用《水浒传》江湖行话说即是“仗义疏财,扶危济困”。这里既有儒家“仁爱”、墨家“兼爱”思想的渊源,也有江湖上人们共同崇尚的道德人格或道德规范。在《水浒传》中,这种侠义的表现则比较复杂,可分成几种类型:

（一）以武犯禁，打抱不平

“以武犯禁”、打抱不平,是其重要内容。梁山泊聚集着一百零八人,他们或先或后,或多或少,都做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出轨”事情,在官府看来,皆属“以武犯禁”的人物。如鲁智深，原是一名地方军官,然而他的身上却裹挟着丰富的游侠品格和精神气质。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他得知金老被郑屠欺侮,便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决定为金老摆平此事,结果是他在盛怒之下三拳打死郑屠,接下来便是浪迹天涯。后来他在被拯救者的帮助下当了和尚,但游侠习气和作风仍未改变,在亡命天涯之时仍继续拔刀相助:为刘太公解忧,在刘太公庄上怒打小霸王周通;放火烧了瓦罐寺、杀了恶和尚;在开封大相国寺结交林冲后,又为拯救林冲大闹野猪林。在做这些事情时,他所表现出的共同作风特点是不假思索、置自身安危于不顾、不计得失与回报,而只是用行为体现出侠义在自己人生观和价值观处于最高地位。又如武松,他凭借着高强的武艺和超人的神力,不仅为百姓除掉了景阳岗上吃人的大虫,而且还为阳谷县百姓除掉了抢男霸女、为人狡诈的西门庆;后来又醉打蒋门神,为施恩出了冤气;最后当他被张督监引入陷阱时,又凭借自己的武艺和满腔义愤,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惩治了鱼肉百姓的酷吏张督监、张团练等人。再如杨志,他虽然不是专门打抱不平的人,但是在偶然的卖刀交易中,杀死了专以敲诈行凶,肆意抢夺为生的“没毛大虫”牛二,不仅为东京街上除了一害,而且还敢作敢当,不连累众人,到官府自首,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二）仗义疏财，扶危济困

仗义疏财,是英雄行义的另一种表现,也最能赢得百姓的信赖。宋江相貌不扬,地位不显,但他 “平生只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急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的及时雨一般，能救万物。”， 故有“呼保义”、“及时雨”的绰号,晁盖、柴进亦有“仗义疏财”的美名。晁盖是郓城东溪村的富户,专爱结识天下好汉,凡有人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留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两赞助他起身。柴进本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孙,在宋朝享受着特殊的待遇,沧州横海郡称他为“柴大官人”,他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不惜救助发配的人。以财济人,最得被压迫、被剥削的市井细民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