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智库启示录分析

美国智库启示录

智库数量近2000家，年均预算达数百亿美元，从业人员超过10万，美国智库已是业界翘楚。在借鉴美国经验的过程中，学者们认为不应把对方想得过于理想化和神秘化，许多人赞誉的美国智库优势，中国也具备或正在形成，中美智库的差异日后会越来越小。在中国背景下，中国智库的发展应追求多元。

华盛顿麻省大道（Massachusetts Avenue），有一个别号“智库街”。这条距离白宫仅三四公里的大道上，聚集着美国的“最强大脑”，“从杜邦转盘往南，顺着大道的几百米距离，基本没有八层以上的建筑，看上去平淡无奇，却坐落着几乎所有能够孕育美国经济、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智库”（王文《中美智库比较：差距？差异？》），这其中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传统基金会等智库界“大佬”.

2015年1月20日，中央出台《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国智库的发展方向更加明朗。在谈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时，大洋彼岸的美式经验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智库已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智库数量近2000家，年均预算达数百亿美元，从业人员超过10万。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2014年全球智库报告》，美国拥有的智库数量是中国的4倍。

§近似的发展背景

谈智库，提美国，这是许多人很容易产生的联想逻辑。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美国智库经历100年左右的发展，已相对成熟。另外，中国智库发展的大背景，与当年美国智库的发展极为相似。

“智库是20世纪初美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王文说，美国智库大发展的前叶，这个建成100多年的国家内部处于混乱的状态。19世纪下

半叶的媒体“扒粪运动”及20世纪20年代的进步主义运动，推动了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权力出现了更多的制衡，于是，一批专门为两党、政府出谋划策的知识专业生产学者也应运而生。“可以称他们为智库学者”，王文说，“智库学者”与高校学者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他们直接产出政策效益。一战后，美国GDP高歌猛进，“智库学者”中有人为政策机构出正向的主意，有人则专门负责“挑刺”。这就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第一批智库建立的大背景，“美国最成功的智库，比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大体都诞生于那个时期”。

王文认为，促使美国智库大发展的另外两个条件是，20世纪以后，美国社会上出现了一批具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慈善家，“他们财力雄厚，希望为国家做贡献，囿于自己的知识能力，愿意出钱请专业人士来为国家出主意。他们的投入正是第一批智库建立的重要支撑”。与此同时，美国卷入全球化，作为一名国际新手，美国在塑造全球秩序的过程中，政策失误多在所难免，急需有专业的团队对政策进行评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正面临着这样的境遇。当时有个著名案例，美国发动朝鲜战争之前听取了几个智库的意见，兰德公司出具报告认为，发动此场战争对美国并无裨益，“中国将出兵救朝鲜”。历史的发展与兰德公司的预测近乎一致，后悔没听智库建议的美国政府后来仍高价买断了兰德公司的这份报告。在美国塑造新一轮全球化的过程中，第二代智库诞生了，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兰德公司等。

“二战以后，美国的国际地位上升；越战后，国内参政议政文化日益凸显，政府公信力有所下降，促使一批知识分子参政意识加强”，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列举的美国智库发展背景，许多在中国已显现端倪：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关“中国崛起”的声音不绝于耳；在国内，官员更多地表现出倾听民意的意愿。“信息爆炸时期声音多元而复杂，需要有职业化的政策研究者参与其中，辨别真伪，这是中国智库发展的动力所在。”王文表示。

在中国，智库背后的慈善家也开始出现。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就是由人大著名校友、上海重阳投资董事长裘国根捐资两亿元人民币资助的主要项目，“在这笔资金的支持下，我们开展了‘一带一路’、G20等与国家战略紧密结合的项目研究。”王文感觉，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富豪都愿意为国家效力，希望国家的发展道路走得越来越好，国家如何吸引他们的力量，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这种

变化在李成眼里也是如此：“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都是以最初的捐助人命名，我相信不久以后，就会出现中国的‘布鲁金斯学会’。”

除此以外，李成眼中的中美智库发展还有一个近似的背景——有着国外背景的学者的冲击。“美国智库的产生受外籍人士影响很深，二战后很多欧洲的犹太学者到美国避难，他们中的很多优秀人士后来进入美国的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正是借助这一股外来力量从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变成知名学府；与此相似的是，中国目前有着大量的海归学者，同时还在吸收外国学者作为技术顾问，有助于智库的发展。”

上世纪90年代，伴随“下海潮”，中国的智库曾出现短暂的繁荣期，而与美国相似的背景条件或许可以解释当时那批智库夭折的原因：时机、市场都尚未成熟。

杜邦转盘往南，顺着麻省大道的几百米距离，坐落着许多知名美国智库。

§为影响政策而生

智库（think tank）的叫法起源于一战中被大规模使用的“坦克（tank）”，即思想也有像坦克那样的威力，而从之后智库的表现来看，这架“坦克”确实表现出了惊人的威力。奥巴马在第一任期中使用的“巧实力”外交（smart power）是2007年CSIS提出的概念；阿富汗、伊拉克撤军方案等重大决策都曾经过智库的讨论和谋划；一战结束后建立国际联盟、二战后分区占领德国等想法都来自于智库……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和公民社会研究项目主任詹姆斯·麦甘曾说：智库的目的是服务于决策需求，如果智库的思想产品不能解决决策中遇到的问题，不能为决策所用，就不是成功的。李成接受采访时表示：“两党政治背景下，有的学者以批评为主，有的以咨政为主。对政府的态度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的表现也不一定一样。因为我们的学术研究与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学者的表达方式尽管不一，最终目的都是希望能影响政策。”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达巍曾在美国老牌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供职，从他对美国智库优势的总结中不难看出智库影响力背后的因素：“其一是较高的研究质量。美国的高等教育水平较高，因而美国智库的研究人员普遍具有较扎实的研究能力，一些转行做研究的前政府官员也有较好的研究素养；其二，美国智库独立性强，他们的工作不是简单地给政府做背书或做政策解读，而是针对政策提出有操作性的建议，有时对现行政策的批判性还比较强；其三，美国智库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旋转门’，促成了人员在智库与政府之间流动，退休官员对政策和人脉的熟悉程度直接影响着其智库影响力。”

在许多中国学者看来，美国智库与政策决定机构的沟通交往方式有借鉴价值。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谈起智库也曾有过这样的说法：美国领导人和政府与智库关系密切，有人员互换的“旋转门制度”，也有定期通报重大政策和外交活动的制度。这种亲密度王文曾近距离接触过：“有次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拜访某学者，遇到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的演讲，虽然当时也去了许多媒体和听众，但该智库与安全研究无关的大多数雇员仍照常工作……内部人员说美国高官来这些大智库演讲不是什么稀罕事，不足以大惊小怪。”

王文在其智库专栏《善用退休高官，打造中国式“旋转门”》一文中专门“解剖”过美国的“旋转门”中蕴藏的裨益：退休官员具备对政策的敏感度，有规划、制定、执行相关政策的经验，也知道政策运行的困难和障碍，更能理解政策推进的路径与最佳时间点，这便于他们选择研究课题及推进时间点；智库决策影响力的关键，在于能够把高质量的政策研究报告送到最合适的决策者手里，而退休官员背后的高层关系网为此打开了沟通渠道，可以说，“（他们）为智库提供了最核心、最关键、最有效的智力支持”。王文曾就此访问过10多位美国智库学者，他们的共识是，有政府任职尤其是高层次职位的官员，是非常合适的智库从业者。这一点可以从美国智库中退休官员的比例看出，以CSIS为例，其50多位理事会成员中超过一半在政府中任过副部长级以上职位，13名顾问委员会成员全都是前国防部长、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首席贸易代表或参议员等前高官。成立或加盟智库，已成为西方国家高官退休后的主流去向之一。退休官员的“旋转门”

给中国智库的聚贤引才提供了一些启发，事实上有一些中国退休官员已开始进行这样的尝试。

对于美国的“旋转门”的借鉴，达巍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美国‘旋转门’存在隐性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