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贸易体系

中华与朝贡理念和秩序

纵观世界历史，朝贡既提供了一种向强大的统治者表示忠诚的手段，又是展示统治者的“德”（仁慈宽厚的途径）。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政治理念建构在表现为等级的礼仪上，接受皇帝的保护就要是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朝贡为这种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机能提供了栩栩如生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例证。作为一项规则，朝贡包含给予和接受的条款，贡品由顺从的人民奉献，而回馈物则是得到朝廷认可和奖赏的象征。

这种财物的授受被纳入“礼”的范畴，而“礼”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两个层面。《皇朝文献通考》有如下解释：“经国之用，博矣。而足用之要求有三焉，曰：生之有道，取之有制，用之有礼而已。”《皇朝文献通考》卷39，“国用考一”。“礼”体现了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理念。

所有国家间的关系都涉及礼仪，但是居于朝贡体制中心的中国的“礼”的形式独具特色。朝贡制度的管理部门称为礼部，朝贡可以被看做是以“礼”为基础开展对外关系的积极形式。在这种朝贡关系里，中国皇帝授予朝贡国家皇家的头衔（即册封），借此建立两国之间的宗属关系。根据中国与朝贡国家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确定由中国派遣使节到朝贡国，还是由朝贡国派遣朝贡使者来中国接受帝国官方文牒、印章，并交换礼物。终清一代，只有朝鲜、琉球、越南享受到接待中国特使的殊荣，其他的朝贡国家则只能派遣他们的贡使到北京。

由中国皇帝认可的朝贡国家派遣的朝贡使团要在规定的期间、经由既定的路线（海路包括广州、福州和宁波）访问北京。使团的人数由中国朝廷确定，规模较大的使团近千人，其中一些是商人。这些商人除了参与朝贡贸易本身之外，还可以在北京会同馆买卖特色商品。尽管买卖的商品的数量和种类也是由官方确定的，但私人贸易量日渐增加。因此，朝贡使团，特别是随使团来的商人到北京进行朝贡贸易的主要目的，变成追逐作为官方贸易附属的非官方贸易的利润。《光绪会典》的礼部条款记录了与邻近的朝贡国朝鲜、琉球、越南、老挝、苏禄和缅甸互市，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通过其他贸易方式保持联系的情况。很显然，中国与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的贸易在增长。

通过这些活动可以解释中国的世界视野是什么。在15世纪初期，郑和七次下西洋，足迹遍及东南亚，远至印度洋、中东、非洲，从而急剧扩大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知。随后有许多关于外国的书籍出版，如16世纪20年代初出版的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尽管书名冠以“西洋”，但是书中提到的大部分西洋地区的重要贸易点是阿拉伯半岛地区的忽鲁莫斯和阿丹，尽管日本、朝鲜和琉球长久以来被视作东方的一部分，但是在黄省曾对西洋的论述中琉球也在其中。在明代，一个新的地区被列入已有的东洋和西洋的划分类：南洋。最初南洋意指苏门答腊岛西端的马来半岛。在那个年代，一个概念上的分组并不罕见，即称印度洋为西洋，印度洋以东则称为东洋。在印度和中国之间的阿拉伯地区被称做南洋。在元代以前，这些地区有时被称做南海，有时被称做西南海。在现代中国的术语中，“南洋”是东起菲律宾的吕宋，西至印度海西海岸的地区。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37，第1~12页。

在北部边界，中国朝廷与清代征服的黑龙江沿岸几个部落间建立了朝贡关系。17世纪后半期，俄罗斯开始侵扰该地区，导致了两个王朝之间的战争，最终以1689年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结束。该条约确定了两国的边界，并保证俄国与中国通商的权利。

所有的这些表明，在中国的世界视野中没有具体的、固定的地理方向。东、西、北、南这些方向不是用于从外部确定中国的方位，而是围绕中国来确定这些国家的方位。对其他国家的分类不仅要根据他们与中国的自然关系，还要根据他们与中国的政治关系：看他们是朝贡国家，还是单纯地与中国进行互市贸易，或者根本没有可维持的关系。

中国和欧洲的关系也不例外。例如，1793年英王乔治三世派遣马嘎尔尼爵士作为全权大使出使乾隆皇帝治下的中国，他在日记中写道，“我闭上眼睛对你们的帆船旗上写着的”英国使臣带着供品朝见中国皇帝”字样视而不见，也不能抱怨些什么，只能让我自己注意观察有什么事情发生。马嘎尔尼获准谒见皇帝，关于谒见的仪式他作了这样的描述：“我忘记先前提到的来自Tatze即勃固（Pegu，缅甸南部沿海的一个城市）的三位使节，六位伊斯兰特使，从西南部地区来参加这个仪式的卡尔梅克人（Kalmucks），他们的衣着不太讲究。”

在中国与朝贡国家的关系中，正如马嘎尔尼描述的英国的例子，每样东西都用中国的思想和术语来描述，其他的国家则被贬低到从属的位置。

中国用什么措施来对付那些不服从朝贡关系模式的国家呢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张骞在《汉书》中说，“大宛以西的国家依然傲慢自大，行为简单自私，因为他们远离中国。既然我们不能期望以礼乐教化他们，那么我们就应当采用羁縻的手段”。这段话显示那些不接受礼乐教化的地方将会受到更强力的对待。“羁”指马身上的缰绳，“縻”是钩住牛鼻子的绳子，这意味着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给予不领情的国家以自由，自由的范围在绳索之内，绳子的另一端由中国紧紧抓牢。非常有趣的是，这里使用的比喻来自游牧部落的日常生活。

以中国为中心，以权力和礼仪的威光来教化四海，这就是中华理念的实质，即世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这样一个观念。但是我们必须指出，从对外关系管理的角度看，这一观念不是简单的、排他的中华至上的理念，它通过藩部、土司和土官、朝贡、互市等关系将不同国家的元素整合吸收进来。尤其是在朝贡关系中，中国很少关注对方自有的行政程序为何，而是只要其接受由朝贡体制规定的礼仪关系即可。这些吸收和整合的元素经常被这样的一种观点所忽视，即成规认为的中华的世界理念是绝对的、同化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是一种排外主义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理念。费正清编《中国的世界秩序》，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8。

同样内容的思维方式在国内管理、相对自治的地方与中央、官员和平民并行的结构，在地方社会秩序和中央行政结构中都是显而易见的。换言之，共同的因素可以追溯到国内行政和对外事务的管理模式中。我们可以在管理（包括对外关系的管理）中揭示出来，这样的中国概念不是纯粹的、绝对的，实际上是具有多样性的，这是一个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基本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