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经翻译中的文质之争

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史上 ,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

其中最早的一次 ,便是关于佛经的翻译。

佛经翻译“从东汉桓帝末年安世高已经开始 ,魏晋南北朝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到唐代臻于极盛 ,北宋时代已经势微 ,元以后则是尾声了” 18 - 19。

在这历时约一千年的佛经翻译实践中 ,涌现出许多翻译名家 ,并提出了许多经典译论。

佛经翻译重“文” ,还是重“质”的争论 ,对当时及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文质之争
(一 )时间范围
关于“文质之争”的时间范围 ,有狭义和广义的两种观点。

从狭义上讲 ,“这场争论 ,发生在初译《法句经》的 224年” 175。

后来 ,支谦所作的《法句经序》记述了这场争论;从广义上讲 ,这场争论是“贯穿整个佛经翻译过程的核心问题”。

各译经大家被粗分成了“文”“质”两派 ,“文质之争”则指代两派人物所提出的不同观点。

这里采用的是广义上的说法 ,从安世高译经开始至赞宁总结译论为止。

(二 )“文”“质”两派
“文质之争”是围绕“文”“质”两大派别各自的翻译实践和理论展开的一场讨论。

从整体上来看 ,这场争论沿着从以“质”为主 ,到以“文”为主 ,最后结于文质相辅的道路发展。

按时间顺序 ,最先出现的是“质”派 ,其代表人物有安清、支娄加谶、竺法护、释道安。

安清 ,字世高 ,安息国王子 ,于汉桓帝建和二年 (公元 148年 )抵达洛阳。

至灵帝建宁的二十余年间 ,共译经三十五部四十一卷。

“可说是佛经汉译的创始人”梁皎慧《高僧传》评他的译本“义理明晰 ,文字允正 ,辩而不华 ,质而不野”。

但“有些地方顺从原本结构 ,不免重复、颠倒 ,而术语的创作也有些意义不够清楚”
支娄加谶,简称支谶,西域月支人,于后汉桓帝末年 (公元 167年)从月支来到洛阳。

据道安经录记载,至灵帝中平 (公元 189年) ,共译经文三部十四卷。

晋支憨度评其译经“类多深玄,贵尚实中,不存文饰”。

虽然其译文比安清的易懂一些,但因其仍多用音译,故仍然颇为晦涩。

竺法护 (约 230～308年 ) ,据《出三藏记集》记载 ,共译一百五十九部三百零九卷。

其译经不仅数量多 ,而且种类广。

其译文可谓在安、支的基础上又进一步。

道安评其译经“言准天竺 ,事不加饰;悉则悉矣 ,而辞质胜文也” ,最重要的是其“考其所出 ,事事周密耳” ,为后来译经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释道安 (314～385年 ) ,俗姓卫 ,常山扶柳人。

梁启超评其为“中国佛教界第一建设者”。

其闻名于世的译论当属“五失本”“三不易”之说。

他曾引用赵政的话:“昔来出经者 ,多嫌胡言方质 ,而改适今俗 ,此政所不取也。

何者 ? 传胡为秦 ,以不闲方言 ,求识辞趣耳 ,何嫌文质 ? 文质是时 ,幸勿易之。

经之巧质 ,有自来矣。

为传事不尽 ,乃译人之咎耳”。

继“质”派之后 ,在译经史上出现了“文”派 ,其代表人物有支谦、
鸠摩罗什。

支谦 ,又名越 ,字恭明 ,原为月支人 ,生于中国。

其师父支亮受业于支谶。

他虽可算支谶的徒孙 ,但他却是“文”派的支持者。

他所作的《法句经序》被认为是“今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

也正是这篇文章记述了狭义上的“文质之争”。

于是 ,任继愈说:“这场争论 ,质派在理论上获得胜利 ,但实际的结果 ,却是由文派最后成书”。

支谦现存译经二十九部。

支敏度评其译经时说:“谦以季世尚文 ,时好简略。

故其出经 ,颇从文丽。

然其属词析理 ,文而不越 ,约而义显 ,真可谓深入者也”。

鸠摩罗什 ,祖籍天竺 (印度 ) ,生于龟兹。

公元 385年 ,从龟兹被劫至凉州。

姚秦弘始三年 (公元 401年 ) ,国君姚兴请其至长安 ,才开始了译经生涯。

现存译经三十九部 ,三百十三卷。

僧肇称道:“其文约而诣 ,其旨婉而彰 ,微远之言 ,于兹显然”。

罗什将不良的汉译经文称为“似嚼饭与人 ,非徒失味 ,乃令呕秽也”。

由此可见其要求翻译不仅要有内容 ,而且要有文采。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随着佛经翻译实践的发展,出现了一些主张走中间路线的译者。

典型者如慧远提出的“厥中论”。

(三 )“文”与“质”
关于“文”和“质”的概念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 ,“文”即为“意译” ,“质”即为直译。

梁启超说:“好文好质 ,隐表南北气分之殊。

虽谓直译意译两派 ,自汉代已对峙焉可耳”。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传统译论的文质概念不等同于今日的直译意译概念”。

究竟孰是孰非 ,则要清楚“文”“质”和“直译”“意译”各自所指 ,以及佛经翻译的实际情况。

“文”“质”源于中国古典文论。

“最早见于孔子的《论语》 ,孔子曰:‘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

’这里的“文”指的是“礼”、“乐”之类外在的文明表现 ,“质”则是“仁”、“义”之类内涵的道德修养”。

后来“文”“质”便被引入论述文章。

由原意引申过来 ,“文”便指文章的外在形式 ,包括遣词造句等方面;而“质”则指文章的实质内容 ,即文章的中心思想。

“直译”“意译”则是两种翻译方法。

指在翻译过程中 ,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 ,尽可能的忠实于原作和原作者 ,但不等于死译。

“意译”则指在翻译过程中 ,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 ,都有所改变。

这种改变可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地 ,但决不是任意改变。

对照看来 ,“直译”并不意味着文章就没有任何修饰。

“意译”也并不意味着文章就文采飞扬。

译文的华丽或质朴 ,从很大程度上不取决于翻译方法 ,而取决于原文本身的特点。

正如吕澂指出的:“‘文’是修饰 ,在翻译时修辞力求与汉文接近……‘质’就是朴质 ,在翻译上终于原本 ,采取直译的方法 ,与汉文就有一些距离 ,比较艰涩难读”。

因此 ,“文”“质”和“直译”“意译”不可简单的画等号。

关于“文质之争”中的“文”与“质” ,这两个概念本身也是随着翻译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以“质”派为例 ,起初 ,安清与支娄加谶的“质”是“朴拙” ,因其多用音译 ,故而译文晦涩难懂;及至竺法护的“质”则是“存真的质” ,其译经不仅详实可靠 ,而且比起之前的“质”又畅达了许多 ,使译经质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道安更是指出:“文质是时 ,幸勿易之。

经之巧质 ,有自来矣” ,即
主张忠实地再现原作的本来面目。

因此 ,切不可以偏概全 ,以某一时期的“质”来评述整个“质”派的观点 ,这是不够客观 ,也不够科学的。

二“文质之争”产生的原因
“文质之争”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偶然的 ,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等各方面原因。

首先 ,在佛经翻译的初期 ,译者面临的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难度极大 ,因而译法上相对保守 ,采取的是再现原作精髓的方法。

特别是在翻译宗教经典方面 ,译经的又都是信徒 ,对原著更是顶礼膜拜 ,不敢有丝毫逾越。

因此 ,“质”派最先出现且占据主导地位。

随着译经实践的发展 ,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 ,后人不断改进 ,为使译文通顺流畅 ,更符合汉语的审美习惯 ,进而出现了“文”的倾向 ,这也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其次 ,这是佛教广泛传播的需要。

起初佛教是在皇家贵族和来华佛教信徒之间传播的。

这些人的文化素质相对较高或者已经对佛经有所了解 ,因而对于翻译较为“质” ,也就是较为晦涩的译经也可以接受。

但是 ,随着佛教被统治阶级利用 ,作为麻痹百姓的手段而广泛传播时 ,佛经翻译就面临着如何让普通百姓也能理解的问题。

因此 ,译者就逐渐抛弃了以前的“质” ,转而以一种更通俗 ,更明白的方式来译经 ,也就出现了“文”派。

这里 ,“文”的概念并不是“雅” ,而是“通俗易懂” ,“文派译本用的实际上接近于当时的白话 ,与严复提倡的‘古雅’相去甚远”。

因此 ,“文”和“质”两派的观点 ,其实反映了译者在面对不同读者时所采取的不同态度。

再次 ,译者个人因素的影响。

“质”派的创始者为外来僧侣 ,其汉语水平成为制约其翻译的重要因素。

正如支谦评竺将炎所说:“虽善天竺语 ,未备晓汉”。

而“文”派的支持者 ,若非生长于中国 ,便是久居汉土 ,前者如支谦 ,后者如鸠摩罗什。

他们无论对汉语 ,还是中土文化都有较深入、全面的了解 ,因而其译经也就更倾向于译入语。

最后 ,中国文学的影响。

正如“文”“质”二字来源于中国传统文论一样 ,其命运也受到中国文论的影响。

支谦在《法句经序》中便提到了老子的“美言不信 ,信言不美” ,以及孔子的“书不尽言 ,言不尽意”。

中国传统文论提倡的“言之有物”观 ,对“质”派的观点产生了一定影响。

然而 ,随着中国文学的发展 ,及至汉和晋 ,“受当时文风取向华美的影响” ,产生了“文”派。

道安在其“五失本”中也提到“梵经尚质 ,秦人好文”。

故而 ,“文”派便茁壮地发展起来。

最后 ,慧远提出的“厥中论”可以说是儒家“中庸”之道的体现。

结语
“文质之争”不仅对当时佛经翻译实践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从而形成了中国翻译史上的第一个高潮 ,作为中国古代翻译史上的盛事 ,它对后世翻译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例如 ,钱钟书指出严复提出的“‘译事三难:信、达、雅’ ,三字皆已见此” ,其中的“此”便指的是支谦的《法句经序》。

当代中国翻译研究多借鉴外国翻译理论。

这反映了中国的翻译研究正与世界接轨。

但要真正做到与世界同步 ,甚至领先 ,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译论 ,绝对不能忽视对自身的了解和发掘。

因此 ,“文质之争”作为中国译史最早的盛事 ,其历史和理论意义更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