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种慰藉

历史是一种慰藉

————《历史的慰藉》序

人不能没有记忆，记忆就是历史。个人有记忆，集体也有记忆。于是，个人、家庭、民族、地域、国家乃至世界，就都有了自身的历史。

但历史和记忆一样，往往是靠不住的。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历史不是一位主人，而是一位老师，它充满了邪恶，它只对那些在历史中选择实例的自由人诉说它的真相。”

历史本身是“无用的”——它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但它却可以为人们认识现实提供新的角度，“无用之用，是为大用”。人性自古未变，今天只是昨天的延伸；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不只是过去的事情，也是今天的现实和明天的理想。历史提供给人的是现实的镜像，让人更容易理解当下，也更加坚信正义与信仰。

人类文明是依靠不断地累积而向前推进的，有人关注现世的回报，有人寄望于对未来的向往，所谓“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不仅历史是人类文明的慰藉，思想和写作本身同样如此。关中乡贤横渠先生有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历史与权力

40多年前，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应邀来到中国，他受命拍摄一部电影，来向全世界展现“形势一片大好”的中国。这部叫做《中国》的纪录片拍完之后，便成为当时最著名的“大毒草”。这是一部完全依靠镜头语言的纪录片，在长城的桥段却有一句经典旁白：“逃跑的奴隶被直接砌进城墙，长城的每段都埋有尸骨，最后只有帝王们的名字留在了史册。”

在这位外国艺术家眼中，长城不再是记载帝王丰功伟绩的碑记，而是无数民众的坟冢。

在希腊人的观念中，历史和戏剧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九缪斯团队的成员。在现代人的观念中，历史的地位变得暧昧而复杂，在文学和科学之间摇摆不定。中国传统文化常常被称为“史官文化”，所谓“六经皆史也”。历史构成传统中国最大的意识形态。与源自古希腊私人修史的传统不同，中国自汉唐之后都是由官家来修史。

历史一旦被垄断，历史的话语权一旦掌握在一人之手，其真实性就不言而喻。事实上，中国的“二十四史”，不仅为史官所撰，而且由皇帝“钦定”，被尊为“正史”。除此之外，只能是“野史”了。在满清时代，甚至连这些私人性的野史也消失了，只有考史，没人敢去著史和写史。“清朝野记最少，即有之多不著名氏。盖恐涉笔不谨，致取咎戾，蹈《西征随笔》等书覆辙”。因为《扬州十日记》等书长期遭到清廷严厉封杀，在清末以前，几乎没有人知道这场惨重的大屠杀，甚至连扬州本地人也同样一无所知。

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历史与历史学都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作为中国现代史学的开拓者，梁启超提出历史的现代化，即以“新史学”取代“旧史学”，以“近世史学”取代“前者史家”——

史也者，记述人间过去之事实者也。虽然，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学，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在这种自由风气之下，历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景象；再加上现代大学和西方历史学术的影响，中国历史进入一个百家争鸣的勃兴时代。小说家黄小配的观点，多少代表了现代思潮对传统历史观的彻底颠覆——

中国无史，盖谓三代直道，业荡然无存。后儒矫揉，只能为媚上之文章，而不得为史笔之传记也。当一代鼎革，必有无量英雄齐起，乃倡为成王败寇之谬说，编若者为正统，若者为僭国，若者为伪朝，吾诚不解其故。良由专制君主享无上尊荣，枭雄者辈即以元勋佐命的名号，分藩食采的衔爵，诱其僚属，相助相争。彼夫民族的大义，民权的公理，固非其所知，而后儒编修前史，皆承命于当王，遂曲笔取媚，视其版图广狭为国之正僭，视其受位久暂为君之真伪。

中国史籍浩如烟海，从二十四史、两通鉴、九通、五纪事本末，到其他各种别史、杂史和野史，一个人即使穷经皓首，也读不完这么多历史（吕思勉平生将“二十四史”通读了三遍）。著名历史学家钱穆曾经说：“历史就是我们整个的人生经验，所以只要你谈到民族，谈到人生，是无法不谈到历史的。因此今天的中国人，虽然最缺乏的是历史知识，却又最喜欢谈历史。一切口号，一切标语，都用历史来作证。”当历史变成权力的工具时，真正的历史就消失了。或者说，这就是历史的贫困——匮乏的不是“历史”，而是“真实的历史”。

真相一旦被垄断，也就没有了真相，历史亦然。所谓正史，其实都是胜利者的“历史”，真正的历史反而被刻意湮没了。奥威尔的《1984》中，有句老大哥语录：“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过去；谁控制了现在，谁就控制了未来。”在这里，历史就是篡改的意思，之所以要篡改历史，是因为——

他必须和历史割断联系，就像他必须和外国割断联系一样，因为必须让他相信他的生活比他的先辈要好，物质生活的平均水平在不断提高。……如果事实不是这样，就必须修改事实。因此历史不断地重写。对于政权的稳定来说，真理部所做的日复一日篡改历史的工作，和友爱部所做的镇压和监视工作一样是少不了的。

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上中学时，恰逢纳粹占领时期。他的历史老师说：“自1904年或194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约阿西姆•派普——这个纳粹德国最年轻的上校，曾以其英勇善战而获得十字勋章，但他无力挽救第三帝国的灭亡。作为战争的失败者，他从“英雄”变成了双手粘满鲜血的“屠夫”。在战后的审判席上，派普如是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

对今天的美国人来说，他们所接受的历史教育便是“欧洲中心论”——“‘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向非欧裔美国人传递的信息是：你们的祖先没有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这样，对于欧裔美国人以及非欧裔美国人，都很容易再往前跨一步，认为非欧裔美国人在今天并不重要。”

失败与慰藉

官方著史，始于西汉时期董仲舒的主张。他为了加强汉武帝的中央集权，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在官方正统思想下，历史被要求服从于政治斗争和夺取政权的需要，为维护暴力和权力的合法性背书，因此可以虚构历史，以使其更“生动”，从而达到丑化敌人、美化自己的目的。

为了达到垄断历史的效果，文字狱成为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禁锢之下，知识分子逐渐走向犬儒化，“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在清朝“《明史》案”中，不仅“私撰”《明史》的庄廷龙遭遇灭门之祸，甚至株连到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