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梅娘的女性意识

论梅娘的女性意识
(作者杨亚林,男,1967年生,湖北省黄冈人,硕士.主要研究现代抒情小说.地址湖北省黄州,438000)
摘要:梅娘是四十年代沦陷区一个代表作家，她创作中的女性意识是人们所关注的重点。

她的女性意识是不断变化的，经过了最初的爱情社会价值论到后来的爱情本质论的转变，她在人性解放、爱情自由等方面与“五四”文学有密切联系，但她在探讨女性意识时具有更多的现实感和复杂性，尤其是对爱情本质的思索超越了“五四”。

关键词:女性意识社会价值本质时代感
进入90年代,对沦陷区作家和文学现象的研究出现了一个高潮,虽然对它进行综合研究还有待深入,但是对重点作家的研究已出现了可喜的成果。

比如说张爱玲研究已成为显学，苏青研究、梅娘研究都向深入迈进。

沦陷区文学是在整个中华民族抗日的总形势下的一个子文学区，它受制于异族统治的现实环境，淡化政治意识形态，又要填补这一区域的文化真空，满足市民的文化生活需要，所以武侠、言情等文学品类相继繁荣。

梅娘就是在这种情景下走向文学舞台，她也必须在沦陷区规定的情景中寻找发展空间，她的创作也主要以女性命运和心理为主要内容，不懈地为女性的不平呐喊，显示出较强的女性意识。

不过虽然她同样是写女性、情爱与性爱心理，与张爱玲比较起来，她显得更纯粹和执着，对女性的情爱历程与心理的描写上表现出理想主义的积极追求，真实地揭示出了四十年代北方日本占领区人民生活的侧面以及妇女情感上的苦闷与追求。

她缺少张爱玲的虚无和苍凉感，也不如张爱玲的艺术镂空华彩，但她有“浓厚而鲜明的悲天悯人的情怀”(1)，她有对妇女精神家园有不懈的追求，现实感和对女性浪漫情怀的执着，使她的小说散发出经久不息的迷人的气息。

她的创作通常分三个阶段，1939年前她的练笔时期，有小说
集《第二代》记录了一个少女成长历程，是她的练笔阶段，已经显示出以女性感情为描写对象的苗头;1939年到1941年她从北京到日本作过一段停留，写有水族系列《蚌》、《鱼》、《蟹》,更加自觉地展示四十年代特定时空中的妇女命运和情感状态;1941—1944年她定居在北京,写了两个未曾完成的长篇《小妇人》、《夜百合开》，还有短篇小说《黄昏之献》、《小广告里的故事》、《动手术之前》等，对爱情和女性命运的思考更加深入，思想也更加复杂。

从这三个阶段看，梅娘非常专注于女性命运，对新的历史阶段的女性的命运、情感方式、出路的表现与思考贯穿在她的整个创作中，成为她创作的核心内容。

一
梅娘对四十年代女性命运和女性自我意识的探索与思考,应该是五四时期关于女性思考的延伸与深化,她显示了与“五四”不同的女性思想内容,也揭示了对女性命运和意识探索的不同的文化背景,更显示了作家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这一特殊现实环境中对自我命运和妇女生活前景的不无悲观的思考。

新文学以来对女性意识的觉醒，经历了“五四”、大革命时期和四十年代新时期这几个时期,梅娘对女性的思考的思想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讲是“五
对两性情感的肯定,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女性对传统身份的否定,对男性四”的思想成果,
统治中心的反抗,它的文化思想与“五四”有一定联系,“五四”这个新旧文化转型时期,中国妇女对自我命运有一个空前的自觉。

女性意识的一些基本内容在“五四”时期就奠定了，而此后的女性意识的内容不过是在此基础上又赋予了新的社会内容。

不过梅娘所处的时代与“五四”时期有不同的文化潮流与背景，也就决定了她笔下对女性意识与命运的探讨有了新的内容。

“五四”时期,个性解放、人的觉醒成为妇女自我意识的最根本的武器，婚姻自由又是妇女借以确认自我解放的重要手段。

“五四”时期很少有作家没有涉足爱
情婚姻这个领域，而女作家又更是忘不了在爱情中确立自己的“人”的身份，沅君的《隔绝》《隔绝之后》《旅行》、《慈母》;凌叔华的《酒后》、《绣枕》、庐隐的《海滨故人》等成为反映女性意识的第一批成果。

在这些小说中女性的自我觉醒常常表现为对自我尊严和价值的肯定与尊重，由此表现为对自由婚姻的追求。

这类作品常常带有以下的一些特点:一、对个性与自我意识的肯定是这些作品人物追求自我爱情的思想基础,对自我爱情的理想的追求又与她们对世界的发现联系在一起。

正如《伤逝》中子君所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她借个性解放思潮发现了个体价值，为她追求理想的爱情找到理论依据，同时她对自由婚姻的追求又是直接通向时代对人的发现，对自由的渴望这一世界观中。

二、女性在追个性解放爱情自由的背后有强大的文化支持，个人的感情与命运中包涵了时代的要求。

“五四”时期中国现代文化觉醒的时代，对现代文化的想象与设计赋予了这一时代作家特别开阔的心胸，他们很容易地把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和反封建、重建文明这种庄严的命题联系在一起。

同样在女性写作中关于爱情、婚姻道德，理所当然地具有了反封建，寻求文化现代化的意义。

这一时期小说中每一个追求个性与婚姻自由的女性都能在滞后的现实中发现对人制约的文化惰性，尤其是在对自我婚姻的自觉中坚信个人行为具有改造世界至少是与时代潮流一致的成分。

可以说她们身上有一种文化的自信心。

三、这类小说对两性情感的表达方式具有知识分子的精神特征。

赵园说:“就多数作品而言，“五四”小说在这一题材领域(即知识分子题材)所提供的，与其说是形象，不如说是感受、精神现象。

”(2)放弃对肉欲情欲的描写，而把情爱本身赋予社会性的内容，即性爱精神化是五四时期反映女性意识小说的重要特征。

小说观念的单纯化，表现生活的简约化，表现手法的抒情性，使许多小说显示了共同的归趋。

把爱情精神化而相对忽略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一方面说明了刚从文化蛰伏中觉醒的作家们来不及对社会作全面把握，只抓住自己最有感触的情爱给予抒情的表达，是生活的限制带来了文学的
偏至;另一方面对生活、人物、事件的简约，突出集中精神观念，把个体生活与情感时代化、观念化也是五四时期主观选择和共同趋向。

二
梅娘与她同时代的女作家的女性意识，爱情观念既与五四时期作家有着精神血缘的联系，但又带有四十年代的时代特点。

可以说五四时期女性作家奠定了女性写作的基本风貌，它对后世作家女性写作有根本性的影响。

比如说女性对自我价值、自我情感的肯定，对妨碍女性个性发展和爱情自由的男权社会意识的反抗，把爱情的神圣性从自然人性论中上升到社会价值论上，赋予了强烈的伦理色彩。

从这一方面讲“五四”时期的女性意识是梅娘女性创作的精神、艺术资源。

但是梅娘所处的时代毕竟是四十年代，日伪统治下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迥然不同于五四时期，这时反封建的潮流已退隐到时代潮流之外，女性对自我情感和价值的肯定只能依赖于由五四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观念，以及自身对这些观念的守护。

女性所反抗的不仅仅是一些封建残余思想，还有在敌伪统治时期大混乱状态下政治、经济、奴性价值观念对独立自由情感的阻碍与压制。

她们完全失去了五四时期的文化自信，在多种因素的合力中挣扎，反映了四十年代女性生活面貌以及女性意识新的时代内容。

梅娘具有代表性的水族系列《蚌》、《鱼》、《蟹》以象征性的水族名称暗含了女性命运和女性生存能为。

《蚌》里通过一个官僚家庭的职业女性梅丽的命运与爱情悲剧，反映了四十年代的北方沦陷区的生活面貌和女性追求美好爱情的悲剧命运。

梅丽爱上了同事琦，但是白议员为了家族的利益硬要梅丽嫁给有钱有势的纨绔子弟朱家公子。

迫使梅丽就范的还不只是家庭压力，还有大家庭子弟们那种堕落气息，家人勾心斗角也使她感到一种绝望。

她的同事对梅丽与琦的纯洁爱情的无聊低级趣味的猜测。

琦的家人为他包办的婚姻，趁他回家退婚之际，她的同事张振邦阴谋地与她约会，在小报上制造谣言，使琦产生误解离她而去。

这一切织成一个牢笼，使梅丽一步步陷入困境。

这里影响到她命运的因素较为复杂，有经济原因，自
家的烧锅、粮囤被贴了封条，存粮不准卖，家庭经济在日伪势力统治下日见窘迫，与朱家联姻这是一个重要因素;有家庭矛盾因素，自己是庶出，父亲、继母想把她作摇钱树缓解家庭经济压力;有
社会原因，整个社会充斥着无聊使人堕落的空气，她的同事对她与琦的爱情的猜忌不是因为顽固的封建观念，而是文化失范后价值空虚造成的。

这里显示了沦陷区妇女生活困境和价值真空情况下的人们的思想状况。

《鱼》中女主人公在她十九岁那年被外交部的科员林省民诱骗怀孕，而后却冷冰冰地抛弃了她，当她生下一个男孩后，林家要把她接回去当姨太太。

已经获得了自由观念的她，坚决不从，她向林的表弟琳倾诉自己的遭遇和对琳的爱慕。

这位女主人公以独立的观念和做人的价值痛斥了林省民玩弄女性的嘴脸和大家庭的不把女人当人的可耻行径。

但是她却另以爱情解救自己，向琳表达了自己的爱恋。

可是琳虽然同情她的遭遇，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应她之约前去相会，却拒绝了她的爱。

整部小说以主人倾诉的形式展示她的苦闷、悲愤、孤独和对爱的渴望。

但是我们发现这位女主人公坚强与软弱都显得无力，她对自己权利和尊严顽强维护的时候，又伴随着如此强烈的恐惧感和孤独感。

而她赖以解救的对象又是得软弱，可见她的前途和命运是多么黯淡。

《蟹》里的玲是一个家道正在衰落的大家庭的女子,她的父亲过去靠与俄国人做买卖发了财,成为这个大家庭的偶像。

在他死后，为了争夺家族财产，兄弟妯娌之间明争暗斗，手段毒辣，三叔不惜寻求日本人的庇护，暗里把家产转移到自己名下。

玲看不起家里那些成年人，更痛恨时局的突变使她们失掉了去北平读书的机会。

最后她与这个趋于崩溃的大家庭和专制腐败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终于决心离家出走。

玲与前两篇小说的女主人公借婚姻寻求自由的人生道路不同，“她更具有政治头脑和实践精神”。

(3)这三部小说以水族里的蚌、鱼、蟹为象征，展示女人不断走向坚强的命运，梅丽终于退回家里，《鱼》里的主人公能够反出家庭，却仍然软弱地以空虚的爱拯救自己，玲则以少有的勇气和实践精神走出家庭，走上社会。

与“五四”时期
女性小说不同的是，这类作品反映了更加广阔的社会环境，反映了造成女子悲惨命运的多重因素。

在反映爱情和人生内容上更具有社会性和现实感。

日伪时期的经济状况，人们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混乱情形，女性对五四时期个性解放、人身自由的观念遥相呼应却得不到社会的有力支持的尴尬处境，使得这一时期的女性意识和妇女解放思想有了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态。

人物已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现象的凸现，人物已具有鲜明的性格和包涵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它表明对女性命运的思考和女性意识的表现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作家在沦陷区敌伪的统治下对女性命运和女性意识的思考有相当的局限性，这种局限不单单是作家原因，更主要是时局造成的。

淡化政治形态，隐藏政治立场，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人物与“五四”以来新文化精神的联系。

所以梅娘笔下女性虽然在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的目的上与“五四”时期相似，却不能把个人行为上升到时代高度，获得社会伦理、政治伦理意义。

而文化失范情况下思想堕落价值观念的混乱，一方面使女性的解放道路遭遇到比五四时期复杂得多的社
会阻力，她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封建观念和封建势力，还有社会空气的堕落。

另一方面是女性自身缺乏文化支持的软弱，使她们在寻求个人出路时难以找到光明前途，人物的感受，作品的基调呈现出暗淡色彩。

三
梅娘对女性意识和女性情感的探索其实不断深化,在一些短篇小说如《黄昏之献》(1942。

3)、《春到人间》(1942。

4)、《动手术之前》(1943)和两篇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小妇人》(1944)、《夜合花开》(1944)，都继续关注女性命运与情感。

不同的是它们消除了人与社会、环境的紧张状态，更着力于经济因素对女性生存的重要作用，同时展示了女性自身的情感和性格因素导致了生存和爱情困境。

《黄昏之献》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叫李黎明的诗人被一则富孀征婚启事所诱惑，冒然前去，发现一个妇人带着一群孩子向他救乞。

原来所谓的征婚纯是一个骗局。

李
先生这才急忙赶往车站去接妻子。

《春到人间》写的是一群无聊的青年以登广告演话剧为名猎艳，一个叫小陈的青年后来发现他所为之倾倒的女孩却是为生活所迫穿梭于旅馆之间的卖笑女子。

她们早就看穿了小陈他们的把戏，叫小玫的女子以母亲有病为由向小陈借80 元钱，这时小陈才知自己骗人反被别人骗了。

这两篇小说一方面从男性角度反映生活，显示出梅娘创作领域的扩大，生活面拓宽;另一方面她把女子乞讨、卖笑放在男人们的猎艳的背景下，展示了女性生活脆弱的经济状况。

这种情况在《夜合花开》中也有反映。

黛黛的丈夫日新一掷千金捧戏子玲珠，而玲珠却在生活苦难中挣扎。

她想多挣钱给母亲治病，她又想真诚地唱戏，追求艺术，她还想不被阔佬们欺负，能和她心爱的韩青云生活在一起。

可是她的一切梦想都十分脆弱，她目前只能靠脸蛋赚红票养活自己。

在《小妇人》、《小广告里的故事》、《行路难》等小说中都可以看到金钱对人，尤其是对女人的压迫。

梅娘不象早期创作那样，把女性的爱情困境仅仅看作是家庭、社会顽固的思想，庸俗的空气造成的，在后期创作里她更注意到社会动荡情况下畸形的经济状态导致了人的生活和情感的扭曲。

那些阔佬们以不正当手段大量捞钱，占有财富，善良的人们生活贫困之中，这样人的感情也日渐被金钱所腐蚀。

梅娘在四十年代萧条和畸形发展的经济环境下反映人们尤其是女性的生活与情感，显示了她思考女性命运和情感的视野更加开放，更具有现实性和时代感。

也许梅娘两篇没有完成的长篇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关于女性意识的思考。

这两篇小说是言情小说的路子，固然也从经济方面涉及爱情，但是更突出的是它们对女性的性格和自身主
观性和弱点造成感情困境的思考。

《小妇人》讲的是凤凰和袁良挣脱了家庭的束缚，逃到满州，过上了自己的生活。

但等待他们的不仅仅是脱离牢笼后的爱情欢乐,还有经济困厄,生活平凡带来的感情烦恼。

凤凰有了孩子，她要精打细算地筹划一个贫穷的小学教员一家三口的生活，既要不让丈夫受委屈，又要保证孩子茁壮成
长，自己只有苦巴巴地节衣缩食，磨糙了手指，憔悴了身子。

她的爱情的喜悦正在被平凡琐碎的生活所代替，她与丈夫的关联只是每日为他操劳吃的穿，在丈夫上班后她守着家让没完没了的家务和孩子占满她的心。

袁良在学校却与校长太太发生了暧昧的关系，甚至于夜不归宿。

他是爱凤凰的，但又实在抵制不住姚莹的诱惑。

他在姚莹那里感到了美丽女人的魅力和高雅的生活情趣，还有姚莹给了他男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即使面对凤凰冷漠悲伤的脸，他在伤心之余仍然与姚莹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只有在凤凰决定带着孩子离开他他才发现将在失去最宝贵的人，幡然醒悟，离开了姚莹。

后来为了平息彼此之间内心的伤痛，袁良选择了去日本教书，凤凰则带着孩子住到了朋友家里。

袁良在书信中不断诉说着对凤凰和孩子的思念，再三搅起了凤凰内心的波浪。

她不断地反问自己是否还爱着袁良，渐渐地发现自己心里还念着袁良。

小说虽然没有写完，但就已完成的部分看，这篇小说主要将《鱼》的话题接着往下说，即青年男女挣脱了社会束缚，自由恋爱成功后他们的爱情是什么。

这篇小说放弃了对人物的伦理道德评价，不是反映人物与社会的价值的冲突，也不是着力于对人物行为作伦理的道德的价值判断。

它主要涉及到人物自身的弱点导致了爱情的枯萎，从心理感情的本质方面探索爱情的内容。

争取了爱情自由只是爱情的第一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培植爱情，可能是更重要也是更困难的事。

凤凰与袁良对婚后的爱情都有些失落，凤凰对日渐艰难、琐碎的家庭生活感到压抑，袁良也在平淡的生活中渐渐失去了对凤凰的热情，他认为“凤凰的外貌已失去了美和丑的意义”(4)，所以在遇到姚莹后他那么疯狂地失去了控制。

我们有理由认为，他们在挣脱家庭束缚，追求自由爱情的时候，本身就包藏着一种危险，他们把婚姻自由当成一种理想来追求的时候，没有理解到婚姻本身除了浪漫激情之外，还有平凡琐碎的生活和严肃的人生道德与义务。

他们在逃离家庭的束缚时充满了幸福感，所依恃的是“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的精神资源，这种精神资源在他们这里只是一种理念，并没有完全化作人生经验或体验。

因为经验或体验必须以情感
或心理内容为基础的。

袁良耐不住家庭的寂寞，把姚莹当作了逃避之所，但由于他对爱情婚姻的本质内容缺乏深入的了解，即使与姚莹有过美满的生活，他仍逃不过对生活的失望。

这是与他对理想的爱情的认识相关。

凤凰在某种程度上犯了《伤逝》中子君的错误，当她的自由婚姻达成之后，她把整个身心奉献给了这个家，在平凡琐碎的日常生中消磨了自己的青春，却忽略了与丈夫的感情沟通。

她把对人关注转向了对物的操劳。

不同的是他们爱
情的风波不是由滞后的社会观念引起的，主要是自身原因造成的。

《夜合花开》讲的是一个叫黛黛的妇人与商会会长的儿子日新结了婚。

日新爱黛黛但不能理解黛黛，他经常以狡猾的理由出外捧戏子。

黛黛心里寂寞，邂逅了儿时的邻居韩青云，她把们当成了激活自己感情的意中人。

可是韩利用她敲榨她的丈夫，将日新捧戏子的丑闻写成新闻，从日新处榨走了一笔钱。

这篇小说较多写到了黛黛的寂寞，她在有钱的日新面前有些自卑，在妹妹黛琳的单纯面前感到惭愧，在父母面前感到尴尬。

她实际是一只鸟笼中美丽的金丝鸟。

黛黛的深层痛苦有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外在的刺激，当年她主动嫁给了日新，父母都不太同意，自己认为既找到了爱，又能过上无忧无虑的生活，可是结婚之后，日新只把她象珍稀动物一样地养着，甚至懒得去理解她。

妹妹黛玲瞧不起她，不愿意用她的钱。

父母对她客客气气，显着一种疏远。

她看到妹妹与爱群那样真诚而又单纯地爱着，显得那样青春焕发。

感到自己在妹妹面前显得十分苍老，这不仅是年龄的缘故，更有精神上的原因。

二是内心的孤独和寂寞，日新每天忙于应付她，忙着到外面去捧戏子，自己的寂寞就象春草一样地疯长。

她这才发现自己被自己所卖。

她愿意帮助年轻漂亮的戏子玲珠，就是触类伤怀的结果。

她把韩青云当作现实中的英雄，想藉他解救自己的苦闷。

而他却是一个靠敲榨来改变自己命运的小记者，黛黛的希望又受到打击。

我们在黛黛身上看到了张爱玲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的悲哀，也发现了曹禺的戏剧《日出》中陈白露的影子。

她们都是带着清醒走向堕落的。

不同的是葛薇龙多了一
些幻灭，陈白露多了一些无奈。

黛黛的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她割舍不了被金钱堆起来的生活，另一方面又向外寻找爱情，填补内心的空虚和寂寞，她内心充满着向往。

作者在这两部小说中似乎也在思考着“娜拉走后怎样”的命题。

这里经济不是导致爱情毁灭的重要因素，个人对爱情的体认和自身的心理或情感的缺陷才是主要原因。

作者从爱情的社会价值论，伦理道德论进入人的本质论，探讨了爱情的本质问题。

梅娘的创作与张爱玲、苏青等其他的沦陷区作家一样，创作时间不长，就她已发表的作品看，还没有完全吐露出她的才华，她的两个未竟的长篇只能让人部分地窥见她创作转向，不能说她已成为一个大家，但她又是一个无法让人忽略的作家。

在沦陷区这个特殊的时空中，她把女性命运、女性情感与浪漫主义的理想结合起来，忠于女性的感受，为女性不平的命运呐喊。

这种理想主义的色彩使她的作品具有永远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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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张中行《梅娘小说散文集?序》[A]张泉编《梅娘小说散文集》[M]北京:北京
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4页
(2) 赵园《艰难的选择》[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月版第6页 (3)张泉《梅娘:她的史境和她的作品》[A]张泉编《梅娘小说散文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4)梅娘《小妇人》见《梅娘小说散文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3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