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人物评述

陈寅恪人物评述
陈寅恪，江西修水（义宁州）人，1890年生于湖南长沙。

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

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

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

后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

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6年，36岁的陈寅恪被清华国学研究院聘为“四大导师”之一。

后又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此后长期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成为一代宗师。

晚年在失明膑足的困境中，仍写就85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

十年动乱期间，他遭到残酷折磨，1969年10月7日逝世于广州。

陈寅恪崇高的学术地位无可否认。

二十世纪有五位历史学家堪称第一流的史学大师，这就是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钱穆、顾颉刚。

陈寅恪何以会卓尔不群，出其类而拔其萃? 周一良先生总结了四条：非凡的天资；深厚的学养；良好的训练；充分的投入。

陈寅恪几度往多国留学共计16年，他起初的目标是“比较语文学”，因而掌握多种古今语文。

陈寅恪不愧为通晓外语的天才。

当时陈寅恪在学术界被誉为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

他在留学时期所作的读书笔记，迄今尚存的共达64本。

这些笔记本，还不是全部。

学术界人士从陈寅恪的这些笔记中，可以看出其研究范围之广、治学功夫之深。

当时与他同在德国留学的罗家伦说：“他是由博到精最成功的一个人。

”谓其师“博学多能，泛知无涯”，确实无愧于“读书种子”这一称号。

陈寅恪如此深厚的外语根底，远胜于辜鸿铭等辈。

加上他的家学渊源，记忆力惊人，能熟练地背诵《十三经》，且精通古今典籍，又善于从汉文以外的各种语言文献中搜罗史料，如此雄厚的学术实力，确实为旷世奇才。

陈寅恪还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老先生，若能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校园，可以去领会一下这样的场景和人物：清华园内有趣的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

你们中谁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课表上有《唐诗校释》或《佛经翻译文学》等科目的钟点，然后站在三院教室的过道上等一等，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见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一顶两边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盖着棉裤，足下登着棉鞋，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老先生从对面彳亍而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了。

就是这样的“纯粹国货式老先生”，却得到了下至普通学生，上至大师鸿儒的尊敬和推崇。

当时的清华文学院长冯友兰，学问不可谓不高，学术地位不可谓不尊，在清华也历任系主任、文学院长、代理校长等职务。

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的时候，总有人看见冯友兰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寅恪先生从教员休息室里出来，边走边听陈的讲话，直至教室门口，才对陈寅恪深鞠一躬，然后离开。

“这个现象固然很使我们感觉到冯先生的谦虚有礼，但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陈先生的实在伟大”。

素以学识渊博、中西融通而著称的吴宓，与寅恪可谓是一生的挚交。

但他同时也把寅恪视为自己的老师。

他不止一次发自内心地说过这样的话：“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得识寅恪。

当时既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今时越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
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

寅恪虽系吾友，而实为吾师。

”
在国学方面，一般人能背诵四书五经就算不错了，而寅恪却能背诵十三经，而且对每字每句“必求正解”，可谓烂熟于胸。

他手头经常翻阅的，则是《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等大部头。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他的学识渊博和多年来对学习的热情。

陈寅恪12岁即随兄游学日本，从此开始他长达20年的留学生涯。

在各国漂泊游历的日子里，他刻意求学，哪里有好大学，哪里有名教授，就去听课和研究，不仅读书本，而且留心观察当地的风土人情，而对于一般人所重视的学位之类却漠然视之。

他在国内留学20年，不曾听说过他在哪里得过博士、硕士的学位，甚至连大学的文凭也未听说他拿过。

然而他的学问和日后成就却是举世公认的。

这也可谓百年难遇的奇人。

同时，他三十岁后便被海内外公认为中国最博学之人，然而此后数十年间却几乎没有俗世的声名，如梁启超、胡适等人则是几乎家喻户晓。

这也与陈寅恪淡泊名利只求真理有关吧。

陈寅恪来清华时，年36岁，来清华前，他正在柏林大学研究。

其时赵元任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接到了清华邀请他担任国学研究院导师的信函。

哈佛对赵说：“你一定要回国，务必找到相当资格人选代替。

”并指名“陈寅恪如何？”赵便写信问陈寅恪愿不愿意担任是职，陈寅恪复信道：“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有波斯顿中国饭馆翠香楼的龙虾。

”那时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多染纨绔作风，但陈寅恪的生活简朴而正派，他与傅斯年一起被誉为“贾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陈寅恪治学态度向来严肃，决不哗众取宠。

有一次，他在香港大学用英文作学术讲演，讲题是《武则天与佛教》。

许多中外人士听说是以那位风流盖世、艳绝古今的女帝为题材，都以为必有许多“宫闱秘事和佛教因缘”。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纷纷去听，希望一饱耳福。

谁知陈氏讲的纯是学术性的考据，他从武则天的宗教思想来说明她为什么有那么多面首，原来是佛经中有“女人是不可能成佛的，若要成佛，除非是广蓄面首，如此这般利用采补术了”。

结果，为好奇而来听讲的仕女们，只好大失所望而去。

然而在现在看来，他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不像梁、胡、冯等成为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吴宓文集》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

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

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
陈寅恪还天性涵具诗人气质，有两个资料，可以说明。

一是汪《传》引李潢语：“其对国家民族爱护之深与本于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恶之切，酒酣耳热，顿露激昂，我亲见之，不似象牙塔中人”。

二是钱穆《师友杂忆》记，钱氏于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幽居作《国史大纲》时，一日寅恪偕锡予（汤用彤）来此地一宿，曾在寺院中石桥上临池而坐，寅恪对钱穆言：“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是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

”这条材料极可宝贵。

陈先生的气质，由此可以想象。

他常云：“读史旧知今日事”，“世变早知原尔尔”。

仔细想来他不仅天性涵具诗人的一份敏感，而且此一份敏感似超乎常人。

譬如说他在童年时即预感到清廷的覆灭与天下的大乱。

“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当读是集也，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环宇纷扰”（《赠蒋秉南序》）
然而陈寅恪为中华的文学奉献了一生，但他的结局却是凄凉的。

身居北方的弟子汪篯自杀，好友向达死了，“论交三世”的俞大襟魂归西天，世侄傅乐焕钻入了湖底。

躺在南国病床上，在“文化革命”狂潮的洗礼与巨大冲击中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自是在劫难逃。

经历了文革的洗礼，一个文学上的巨人在此刻也只是一个瘦弱的老人。

“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

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而不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语。

文革后，与
夫人合葬于庐山植物园内，墓碑旁一大石上刻“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沈复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