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区廉政经验在当代廉政文化建设中的运用

论苏区廉政经验在当代廉政文化建设中的运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加强廉政文化建设”。这既凸显了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政治任务,又凸显了当代廉政建设领域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总结提升中央苏区廉政基本经验,开发运用丰厚的苏区廉政文化资源,发挥其独特的文化优势,加强当代廉政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积极的建设意义。

一、中央苏区廉政基本经验

苏区党和政府在局部执政实践中,为纯洁革命队伍、支援苏区革命和军事斗争、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开展了反腐防腐斗争的实践,积累了宝贵的廉政经验,形成了苏区廉洁的好作风和廉政精神。

(一)坚持以理想信念为核心的革命理论学习与教育

列宁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开展革命理论的学习与教育,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的头脑,使其牢牢树立革命理想和信念,把正确的革命理论转化为革命的自觉意识和行为,是苏区革命斗争胜利发展的重要前提。不仅如此,中国革命道路的特点和苏区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更加凸显了革命理论学习与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革命挫折和血的教训后,探索和实践“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中央苏区的创建和形成,就是按照这条道路行进的伟大革命实践。在中央苏区,党员、干部和红军战士主要来源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也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出身的占少数。这样的苏区党组织基础的阶级性特点,要使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具有革命行动的坚定性和统一性,就更加需要他们学习革命理论,接受革命理论教育,以克服党内、红军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

事实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吸纳农民出身的先进分子入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同时,就把思想教育和思想建党摆在重要的位置。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写下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并提出和实施“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开展对党员、干部和红军战士的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尤其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利、转战赣南闽西后,针对党内和一些红军战士的悲观情绪,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光辉文献,教育红军官兵坚定革命信心。同时,为了克服和纠正党内和红军内部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流寇主义、享乐主义、极端民主化和军阀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1929年12月,在福建古田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强调,为了纠正党内、红军内的消极和腐败现象,必须加强正面教育,从理论上铲除错误思想“根苗”,从思想上肃清错误观点;必须开展正确的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党内生活政治化、科学化。古田会议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它所确定的“思想上建党”的原则,不仅在当时党的建设、廉政建设、红军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日后的党建和人民军队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中央苏区党和政府更加注重革命理论学习与教育的经常化、正规化。1932年3月2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布《政府工作人员要加紧学习》的第6号命令,要求各级政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政策,学习政府制定的法规制度,学习文化知识,尽量提高思想觉悟、理论水平、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8月10日中央组织局发出《关于党内教育计划致各级党部的信》,要求各级机关“应当有计划有目的地提高党内政治理论水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武装所有新旧同志们的头脑,进行经常性有组织的教育工作。”为

此,临时中央政府开办了多期训练班,培训县、区、乡苏维埃政府干部。为了使革命理论教育与研究常规化、正规化、深入化,中央苏区创办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红军大学、苏维埃大学等,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专门性的革命宗旨教育和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教育。总之,中央苏区开展的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的革命理论学习与教育,对筑起反腐防腐思想防线起到重要作用。

(二)实行党内民主和监督

反腐防腐意识首先就应在党内形成,理想信念和宗旨意识首先也应在党内牢牢树立。当时苏区面临极为严峻的形势,再加上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仍然存在,迫切需要党的领导集体和干部能够驾驭革命斗争的大局,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科学的决策。因此,实行党内民主和监督,既是革命斗争的需要,也是苏区反腐防腐、保证苏区党民主性的需要。在中央苏区,党对实行党内民主和监督尤其是民主集中制的一些具体形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一是坚持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古田会议特别强调“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并对党内的非组织观点和行为进行了斗争和纠正。苏区党的“一大”也强调要肃清党内一切超组织的现象,消灭各级党组织中书记一人包办一切的家长式工作方式,加强党的集体领导。二是实行党内平等,实现民主决策。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在作出决策时,一方面发扬民主,充分讨论,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另一方面又坚持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少数人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1930年10月召开的“罗坊会议”,制定了“诱敌深入”的反“围剿”方针,就是一次民主决策军事工作,少数服从多数的典型范例。三是探索和实行民主选举。如1930年3月召开的中共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特委执委和常委

会,其所辖地方委员会也在随后的几个月内都召开了代表大会,民主选举领导机构和领导成员。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对民主选举提出了新的要求,1931年11月苏区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的建设问题决议案》强调:“一般情形,以后地方党委员会和红军各级党务委员会的产生,非在特别情况,均须由党大会或代表大会产生。”中央苏区实行党内民主与监督的探索与实践,较好地保证了党组织在思想、政治和行动上的一致性,既增强了各级党组织的民主决策力、执行力,以及对反腐防腐斗争的领导力,也促进了各级党的机关和党员干部的廉洁作风建设。

(三)专项反腐斗争与专项防腐教育相结合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旧思想、旧作风仍然存在。在中央苏区各级政府中存在贪污浪费现象,官僚主义作风一定程度上滋长;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包围与残酷的经济封锁,迫切需要苏区党和政府加强自身廉洁和节约的防腐专项教育,集中解决突出的思想意识问题。同时,又要开展专项的反腐斗争,查处重大腐败和贪污案件,以保证革命斗争的胜利。鉴于此,在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于1932年初发起了历时两年多,以反对贪污浪费为主要内容的反腐专项斗争与防腐专项教育相结合的廉政运动。1932年3月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项英发表文章指出:“谁要浪费一文钱,都是罪恶。若是随意浪费,那实际是破坏革命战争。至于吞没公款、营私舞弊等贪污行为,简直是反革命行为,都非用革命的纪律制裁不可。”1932年7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第14号训令指出:“对苏维埃中贪污腐化分子,各级政府一经查出,必须给予严厉的纪律上的制裁,谁要隐瞒、庇护和放松对这种分子的检查与揭发,谁也要同样受到革命的斥责。”苏区党和政府,对专项反腐斗争与专项防腐教育作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并进行具体部署,这既统一了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认识,又推进了专项活动的开展。中央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