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莫言小说的叙述特征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内容摘要：莫言是当代文坛上的重量级作家，其作品在言说的气质上具有异质性：以民间立场消解官方话语，凸显自由意志以颠覆压抑人性的文化传统，以土匪形象解构典型英雄。

为了达到言说的目的，莫言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段，并在感觉与语言、人称与视角、声音与色彩、文体与结构等的综合使用上具有探索性与实验性，尤其以站在民间立场的写作引人关注。

如此手段的运用，虽然给莫言作品增色不少，但也产生局限性的瑕疵。

本文试从叙述的异质性、多种手段的运用及二元对立的局限等方面浅析莫言小说的叙述特征与得失。

关键词：莫言；小说；叙述；特征；人性
Abstract：Mo Yan is a heavyweight writer in the contemporary literary world, his works reflects on the temperament of the heterogeneity: the official discourse digests civil position, highlight the repression of free will in order to subvert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humanity, deconstruct the image of a typical hero with regard to the image of bandits .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his works, Mo Yan uses of a variety of artistic means , and in perception and language, person and perspectives, sound and color, style and structure , Mo Yan is doing a revolutionary and experimental, especially the writing of folks position draws people’s attention. The use of such means, although the adds much color to the works of Mo Yan, also produc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drawbacks. I will try this article from the accounts the heterogeneity,the integrated use of various means as well as the limitations of binary oppositions to analyze the features of Mo Yan's narration and gains and losses of his works.
Key words : Mo Yan ; novel ; narration ; features
莫言是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同时也是最受争议的作家之一，从主题到语言、结构、视角，莫言的创作一直引人关注。

究其原因，大概在于莫言创作的不拘一格，天马行空的自我构建，其作品深深地打上莫言个性化的烙印，尤其体现在莫言小说的叙述上的变革性，试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
一、言说的气质——异质性：解构、反讽、颠覆
莫言小说的与众不同在于它的反叛性：从主题思想到写作手法与经典文学作品背道而驰，在寻求创新的同时还对文学经典进行颠覆、解构、嘲讽，践行了莫言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主张。

（一）民间立场与官方话语
“所谓的民间立场就是自觉抛弃知识分子的居高临下的启蒙姿态，切实地立于大地，去感受发掘其中蕴含的丰富内涵，同时追求一种贴近民间美学风格的艺术形式”。

①在《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中莫言区分了两种创作心态：一为“为老百姓的写作”与“作为老百姓的年写作”。

②莫言认为：“为老百姓的写作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自以为是人民的代言人和时代的良知，实际上是一种狂妄自大；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是把自己放在与老百姓平等的位置上，永远不会想充当人民的艺术家，只有在这样心态下的写作才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后者才是真正站在民间立场上的写作。

”③
但是文学并非独立的存在，与社会历史文化政治的关系密切。

文学创作作为一种精神性的生产活动，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尤其是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集中地体现为官方话语——一种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的话语。

在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中，文学的本质带有浓厚的政治权力特征，文学作品必须塑造能代表时代方向那鼓舞激励人们为崇高理想而奋斗的英雄典型，文学背后隐藏着历史理性，正是在历史理性的监控之下酝酿着文学典型的，历史理性是操控人物命运的“幕
①李雪：《民间立场与现代意识的融合与摩擦》，《社科纵横》，2007年第7期。

②孔范今、施战军：《莫言研究资料》，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6页。

③同上。

后黑手”，如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反动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是由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的最终趋势决定。

莫言的创作即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以民间立场来消解官方话语权，他以笔下民间的土匪代替典型的英雄，而不是以塑造典型英雄来教育鼓舞人们为崇高理想而奋斗。

这种民间立场与官方话语的消解，首先表现在新历史主义对历史理性的解构，《红高粱》作为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作之一，试图突破传统历史小说的叙述模式，反感理性化处理历史人物命运的方式，注重描写个人历史的丰富多彩，将历史生活化，新历史主义小说的结构策略就是讲述被历史理性所忽略的民族个体的感性生存状态和民族文化等隐秘部分内容，如对土匪余占鳌的刻画中，表现的是余占鳌生活的庸常性——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与戴凤莲的调情与野合等，都是一个土匪的生活流叙述，与高大全式的英雄相去甚远——“高大全式英雄的本质在于其超人性”①：以顽强的意志战胜困难，克服自己的感官欲望，以完成任务为目标。

这样的英雄是崇高的，亦是痛苦的，因为他失去了凡俗人的人性——真实性，英雄活在理性世界的枷锁中，缺乏情与欲的表达，而这种真实的人性在余占鳌的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其形象更加生动，贴近生活，他骨子里那种超脱放大及拒绝受他人领导的无拘无束、超越是非观念的土匪精神是他最鲜明的性格特征。

民间立场其次表现在自救的行为上。

关汉卿名剧《救风尘》里通过赵盼儿以机智聪明救出宋引章的故事表明剧作的主题：“英豪就在自己人中间”②，底层人可以通过自救而摆脱被奴役被欺凌被孙皓侮辱的命运。

土匪与农民的命运联系密切，做土匪是农民对特殊环境做出的一种自救行为，是他们在社会中的危机与紧张状态的象征，莫言也认为：“多数的土匪是真正的贫农，吃不上饭，要饿死了，没有办法只有当土匪去”。

③余占鳌两次都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作了土匪，当土匪成为他自救反抗压迫的方式，不曾投靠过任何政治势力，脑子里没
①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页。

②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5页。

③莫言、王尧：《莫言王尧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有国家阶级党派的观念这一切真正昭示着他的民间性——来自大地，来自民间的独立自主的精神以及自由自在的美学风格。

(二) 自由意志与人性压抑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仁礼，强调为政以德，在中国最主要的关系是伦理关系，最高的评价是道德上的褒奖。

究其根本，中国文明是伦理道德本位的文化，以道德来统帅个人家庭社会，注重群体关系的和谐，轻视个人的欲求，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精神文明是功利性的，中国人强调道德注重人的品质无非是以道德约束人性，维护社会的等级秩序，而且其道德是双重乃至多重标准，它允许统治者荒淫残暴却压榨老百姓正常应有的生存空间，从《周礼》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就可见这种道德的等级差异性，其功用在于培养顺民以供奴役，故而长久观之，中国的伦理道德文化是压抑人性的文化，是对人性的羁绊，鲁迅说：“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都变成漆黑”。

①由此可见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腐蚀性致使生命力的枯萎，如“石头下压着的草”。

莫言有感于种的退化的趋势，通过他的艺术世界体现出肯定生命张扬自由意志的最终意图，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表现原始生命力的场面：我爷爷与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大胆野合，充满原始生命力的冲动，更是对传统礼教束缚的挑战；二奶奶恋儿临死前一段奇异的经历呼天抢地的野性，让我们看到高粱地里普通女子所拥有的胆气；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庄重而安详地死去，死前的独白不啻于一份生命赞歌。

生命自由意志不仅有善的一面，反抗压迫以追求幸福自由；也有恶的一面过于放纵而导致丑陋，比如余占鳌对单氏父子的杀害就是以恶的方式来追求善，还有余占鳌对女性的亵玩重生理上的快感而无情感上的契合、戴凤莲对余占鳌花心的报复等，都体现了人性之恶。

然而正是人性之恶使人物形象立体化，在善与恶的交织中表现完整的人性，因此相对于传统文化对人性的压抑，莫言小说无疑地表达了对人
①鲁迅：《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

性与生命的肯定，诚如尼采所言：“用生命力的蓬勃兴旺战胜人生的悲剧性质，这本身就是人生意义之所在”。

①莫言以高扬生命力的姿态反抗压抑人性的传统文化，弘扬人的生机活力，透过人的生命力去战胜苦难是莫言小说的一大宗旨。

《红高粱》中的高粱意象更是生命力的象征，不仅高粱作为一种活物本身生命力顽强，生长得茂盛，而且高粱作为粮食与酿酒的材料滋养了高密东北乡的人民，使他们英勇豪迈，血性强悍顽强阻击侵略军的进犯，谱写了一曲悲壮的抗战之歌。

（三）反叛与典型
莫言是想象力丰富且不拘一格的作家，他笔下的人物往往具有叛逆性，是对文学典型的一次变革创造，在与典型形象的参照之下，叛逆形象显得生机盎然，是另一番风景。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出现大量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这些小说的英雄具有钢铁般的意志超强的忍耐力，他们如毛泽东评价刘胡兰般的“生得伟大，死得光荣”，如《红岩》中的许云峰、江姐，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弘扬的是革命英雄主义，英雄人物有强烈的政治理想追求，与之相比，莫言笔下的英雄如余占鳌、司马库、孙丙等的反抗出于本能，他们远离政治意识形态，没有阶级党派观念，他们来自民间底层，他们反抗的基本立场是自救，体现出一种生命力的意志，既然生命具有自由意志，就有多向发展的可能：他们既有反抗的勇气，同时又有凡人的缺点如好吃偷懒，窃玉偷香，坏事干尽；既有生的本能——忍耐，抗争；又有死的本能——搞破坏杀人不眨眼。

这是怎样的二元对立？正如莫言所言：最英雄好汉也最王八蛋，最圣洁也最龌龊。

革命英雄的本质在于“牺牲的伟大性”②，莫言式英雄的魅力在于真实性，他允许英雄儿女情长好汉落泪，保留了更为完整的人性，因此莫言式英雄向凡俗靠近，更符合人的属性，更具有真切感。

莫言笔下的女性形象更为大胆、叛逆，以戴凤莲、孙媚娘、上官鲁氏为代表，其叛逆性主要体现在对爱情与情欲的追求中。

①尼采著，周国平译：《悲剧的诞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

②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页。

《红高粱》里的戴凤莲刚满十六岁就出落得丰满美丽而富有生命力。

她渴望在一个伟岸的男子怀里消除了今生的寂寞，但她的丈夫是个缺乏生育能力的麻风病人，她诅咒父母的狠心，最终余占鳌的出现激发了她的情欲，在高粱地里野合，更为精彩的是她临死时的反问天地，使她的叛逆性与对生命的热爱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丰乳肥臀》里的上官鲁氏是充满情欲、魅力十足的女性，但她的丈夫身材矮小，没有生育能力，她的八女一儿的出生是她主动寻找男性的结果，寻找那些在她看来能够使她生儿子的身体强壮并且充满欲望的男人，生得男丁，为她在家族中赢得地位，她以如此大胆之举宣告她对女性作为生育工具的反抗，也是对传统礼教的蔑视。

《檀香刑》里的孙眉娘虽然十分貌美，但由于生着两只大脚而没有追求者，无奈之下她只得委屈地嫁给傻子赵小甲，她不满丈夫的无知与无能当她看到仪表堂堂、谈吐不俗的县太爷时便心驰神往，害上相思病。

想方设法最终遂了愿望，由于眉娘与钱丁年龄相差甚大他们的爱情更有传奇的味道，解构了才子佳人的恋爱模式。

总起来看，三位女性的狂野追求都只为满足情欲，情欲的本能本应该得到满足，因此她们的追求值得肯定，她们的举动是对传统中国妇女的超越，对于当下妇女解放问题有警示作用，启示我们应该破除男尊女卑的观念，提高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给女性更多的关怀。

二、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感觉与语言、人称与视角、声音与色彩、寓言写作
莫言的小说之所以可读性强趣味性浓，是因为他能够娴熟地驾驭各种手法，增加文本的内容深度，使得文本结构富于变化性、新鲜感。

（一）感觉与语言
莫言的小说注重感觉与语言，特别擅长感觉描写与语言创新。

在艺术上，莫言的创作具有感性写作的特征，他把感觉描写放到最突出的位置，在想象力的带动之下，通过感觉把读者带进各种场景中，再
现现实中存在的但不容易感知的别一天地，如“高粱的茎叶在雾中滋滋乱叫，雾中缓慢流淌着在这块低洼平原上穿行的墨水河明亮的喧哗”
①；过感觉赋予静态事物动感，把无声物带入有声的境界，去想象感知生命的活力，实现了味觉、嗅觉、触觉、视觉等的通感交互使用，再如“从路两旁的高粱地里飘来的幽淡的薄荷气息和成熟高粱苦涩微甘的气味”②，运用味觉感知高粱的生命气息。

传统小说总是让读者通过环境、情节和人物去认识生活，莫言则让读者直接进入现实场景，从一草一木去感知生活，他力图用精致的感觉直觉描写拼成一幅生动活泼的乡村生活画卷，莫言小说里的感觉大多来自少年时代的回忆，是作家以童心看世界的结果，具有朦胧而变形的色彩，恰如印象派的画作。

莫言具有良好的语言感觉，他的感觉借助于语言而得到更加贴切的表现。

有评论家用“汁液横流”来形容莫言在语言上的冲击力，莫言式的语言直接与他的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挂钩，其语言随着他的想象力而自由辗转。

词汇的丰富与语句的富于变化是莫言的一大特色。

他的创作语言以现代白话书面语为主，也大量使用了口语、方言俚语、歇后语、文言词汇、城市流行语及某些社会行业的专业术语，如阉割猪牛的动作用“劁”字，“猪油涂了心——糊涂”，“伏惟尚飨”等。

有时利用语境的整合作用变通地使用某些词汇，如“麻木不仁”：原意指精神人格上的麻木，不知羞耻；这里指肉体上的麻木，不知疼痛。

有时改造成语如“雨点大如铜钱，疏可跑马”；有时使用文言句式、欧化句式、短句与长句杂糅在一起，使得句子错落有致、摇曳多姿。

最后，他还使用自言自语式的内视角心灵独白，通过人的自言自语、梦呓之语使得作品人物的心思自然地流露，本真意图通过自我言说的方式得以透露，使读者省略了猜测推理的环节，直奔小说主题。

（二）人称与视角
视角也即是叙事的角度，即是谁站在怎样的立场讲故事，从而组
①莫言：《莫言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83页。

②莫言：《红高粱家族》，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织小说的全文，莫言在视角的运用上是很具有创造性。

“我爷爷”、“我奶奶”这一独特视角的发明，莫言认为“打通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障碍，开启了一扇通往过去的方便之门”。

①在《红高粱》中，小说的主叙事层主要是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的故事，“我”是提供故事的超叙述层叙述者，是一种限制性的人称视角以身处现代的我讲述过去祖辈的故事，但在实际上小说的人称视角实现了跨越，叙述者实现了由超叙述层向主叙事层的跨层叙事：“我”转变成“我父亲”，这是因为选用了我这一人称，由于我的回忆自然地会说起父亲的角色与位置，由父亲的记忆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其间还有父亲有关于我爷爷我奶奶的遥想式倒叙，很方便地进入了历史，增进了故事的真实感。

“我”还用现代人的眼光对以往历史作出评价，以祖辈先人的生命力强盛来凸显现代人生命力的衰退，形成现代与过去两个时空的对话。

多视角的转换是《檀香刑》艺术手法的上的突出成就，体现了莫言在文本结构上的创新。

小说分为三部分：凤头部、猪肚部、豹尾部。

凤头部由“眉娘浪语”、“赵甲狂言”、“小甲傻话”、“钱丁恨声”组成分别由孙眉娘、赵甲、赵小甲、钱丁以第一人称视角陈述故事，其中互相指涉的内容颇多，一件同样的事件在不同叙述者之间指涉的意义不同，比如对檀香刑，赵甲以为这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维护了国家法律的尊严，发挥了刽子手的震慑功能；媚娘则认为这是权力残暴的表现，极力营救她的父亲；傻子小甲只觉得这是刑罚游戏，好玩，引人注目，有吃有喝。

同样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的还有豹尾部，由“赵甲道白”、“眉娘诉说”、“孙丙说戏”、“小甲放歌”、“知县绝唱”组成，对檀香刑受用的主角孙丙之死的悲壮意义作出了不同的阐述。

多种视角的转换使得相互指涉的内容形成复调，深化了主题的表达效果。

中间的猪肚部则以全知视角交代小说故事的来龙去脉，串联全篇，第三人称的外视角也更加客观，使读者对故事文本的前因后果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

①莫言、王尧:《从<红高粱>到<檀香刑>》，《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

轮回视角更是莫言对创作视角的一大创新，在《生死疲劳》中，小说由三个人的视角进行叙事：蓝千岁、蓝解放、作家莫言。

前两个人是限制视角，莫言则是全知视角，故事主要由蓝千岁经历和视角进行叙述，他是土改时冤死的地主西门闹的第六次转世，前五世是驴、牛、猪、狗、猴，对应的章节是“驴折腾”、“牛犟劲”、“猪撒欢”、“狗精神”、“广场猴戏”，通过西门闹的六世轮回来表现人间的苦难和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轮回视角的运用充分调动读者的视线与情感，而且把人与动物的视角综合起来使用，展现了广阔的社会生活。

（三）声音与色彩
莫言一直很注重对声音的描写，从早期《透明的红萝卜》中黑孩以超乎常人的听觉听到异乎寻常的声音，《红高粱》中高粱涌动的海涛的声音，到《天堂蒜薹之歌》里张扣悲愤凄婉的唱腔，再到《檀香刑》里的猫腔悲歌孙丙绝响，声音一直是莫言小说的叙述技巧，给读者心灵带来震撼。

莫言的声音是残酷的，带有野性具有生命力，有民间色彩的庞杂的语言的混合体。

莫言的小说是充满声音的世界，声音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然界的声音及实在的事物发出的声音如花鸟虫鱼的声音、火车的声音，这种声音在早期的作品中随处可见，如黑孩挨打：“听到一个很脆的响，像在地上摔死一只青蛙”①；手抓热铁：“先是听到手里滋滋啦啦地响，像握着知了”。

②还有高粱地里奶奶的哭咽与唢呐的幽鸣的混合成一曲幽咽的悲歌，控诉旧社会封建包办婚姻的罪恶，奏出了对奶奶悲剧命运的同情；高粱在炮弹之下“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则表现对生命殒落的惋惜，也控诉造成死亡的战争；“天国的音乐”是奶奶弥留之际的幻觉表现奶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对奶奶传奇人生的赞扬。

另一种声音是具有民间色彩的猫腔、地方土语、民间小曲、方言俗语、山东民歌等，这些具有民族传统色彩的民间曲艺是与作品人物
①莫言：《透明的红萝卜》，《莫言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年版，第64页。

②同上，第58页。

的言说结合在一起，如孙丙的猫腔张扣与山东快板、鼓手与鼓具，这种声音在《红高粱家族》中已经以民歌民谣的方式出现，如葬礼用的哭腔表达对死的哀伤对生的渴望；“妹妹你大胆往前走”之类的民间腔调，在丰富了作品内容的同时，也增添了作品的审美效果，还起着烘托作品主人公的形象。

莫言小说中由声音带来民间狂欢，则是猫腔给《檀香刑》的增色，也是声音运用效果最佳的一次。

首先，猫腔的运用使作品真正走进民间，也就是莫言自己说的“一次有意思的大踏步的撤退”①，撤退就是向民间回归。

《檀香刑》里始终贯穿着悲怆凄厉的猫腔小调，作为民间话语的一种形式，为小说增添了地方性、通俗性和传奇色彩，使得小说更加融入百姓生活，小说不再高高在上、脱离群众。

其次，猫腔的运用加重了小说的悲剧氛围，升华了主题。

在作品最后孙丙受刑的部分，众多猫腔艺人的演唱成就了孙丙的死亡表演，展示了他不惜以死的勇气来体现他对暴政的反抗，他的受刑在悲戚绝望的猫腔声中，民众的斗志得以激发，使他们不惧怕死亡的威胁，尊严意识得以涌起，抗争意识更加强烈，并且走向狂欢，英雄孙丙也死得其所。

最后猫腔的由弱而强，预示着民众的觉醒，在血腥镇压中闪耀着未来胜利的希望。

莫言在小说的建构中，运用色彩民俗文化，努力挖掘读者的感性，尤其是表现在以红色为主色调的运用上，带给人一种视觉冲击力。

“红色象征旺盛而顽强的生命力”。

②小说《红高粱家族》这红色几乎充斥小说的全篇“红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鲜红的血液到处都是”。

莫言以红色作为符号，表达着一种生命的张扬与追求，在中国民俗学中红色象征着喜庆热烈、奔放，充满着激情与活力，尤其是战乱之时，红色象征着革命与胜利，及其战胜敌人的顽强意志和必胜信念。

“红色还代表着狂野的性欲望”。

③《红高粱》里，漫如血海的红色高粱地里性欲像脱缰野马在无边无际的原野里狂奔，在这片红色的天
①莫言：《檀香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414页。

②王自合：《莫言小说色彩民俗的意象功能》，《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4 期。

③同上。

地里红色激活了他们对原欲的诉求，刺激人们本能欲望的扩张，正是在高粱地里，余占鳌与戴凤莲发生了野合追随着本能而走到一起；又比如在《红蝗》中民间粗陋的原始欲望在以血红色为背景的天地里展开；在《金发婴儿》中红色的大公鸡唤起了军嫂对性的渴望。

总之，红色象征着蓬勃的情欲，集中反映了人的生命欲求。

（四）寓言写作
莫言的小说里寓言处处可见，通过寓言写作表达莫言对人类的深切关注和对生存困境的警醒，体现莫言对人生诸多问题的形而上的思考与话语建构。

《拇指拷》中一个贫寒家庭的男孩莫名其妙地被人用拇指拷锁住，过往的人给他的不是同情、解救，而是嘲弄、怀疑、恶意挑逗，人们没有理会他的呼救，不相信他的言辞，反而认为他是干坏事受刑罚的家伙，而且这个拇指拷越挣扎越紧。

这个故事显然具有荒诞意味，像《等待戈多》里两个傻小子的等待，拇指拷象征着人的生存困境，而且伴随终生难以解脱，具有神秘色彩，言说的是命运的不可捉摸，是人类永恒的谜，如加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

《长安大道上的骑驴媒人》以追逐的美人最终消失象征着欲望的虚无，希望人类理性克制欲望；在《酒国》中以吃婴儿事件为主线暴露中国官僚制度的腐败。

《丰乳肥臀》里的上官鲁氏与上官金童的寓意更为深刻。

上官鲁氏受着苦难，经历风雨，几乎见证了二十世纪所有的重大历史事件，比如抗战、内战、文革，在生生死死的考验中存活下来。

她首先是母亲的象征，是伟大母性精神的化身以母亲的身份养活了八女一儿，意味着生命与爱、付出与牺牲，是温暖生命力的源泉；其次，她是大地的象征，具有极大的包容性，她忍辱负重，纵然伤痕累累依然是子女们的归宿，具有强大的抗压与自新能力，总是带着希望以热忱的态度拥抱生活；再次，她是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象征，代表着民族的历史、民族的过去，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与民族精神及中国本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与复苏的可能。

上官金童是中西两种血统与文化共同孕育出的“杂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化身，是西学东渐后中西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