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七大成因

当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七大成因

当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七大成因

现在企业抱怨最多的是融资难、融资贵，前者指无论如何得不到贷款，后者指贷款利息率太高。从理论上说，利息率反映了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对比关系。储蓄量和投资量都是利息率的函数。其他因素给定时，利息率越高，储蓄量就越大、投资量越低。两者间的平衡决定了均衡利息率水平。如果利息率过低，就会出现储蓄不足缺口。这一缺口将导致利息率上升。而利息率的上升反过来会导致储蓄量增加、投资量减少。一增一减的过程将会持续下去，直至储蓄（量）=投资（量）；反之则相反。

在货币经济中，实际资源的支配权（或所有权）从储蓄者到投资者的转移是通过货币的支配权（或所有权）的转移实现的。而这种货币的支配权（或所有权）的转移则由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介通过金融资产的买卖实现（某种约定的达成或契约的建立）。储蓄者提供的表现为一定数量货币的实际资源可以称为可贷资金（loanable funds），可贷资金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利息率同储蓄－投资关系决定的利息率

应该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可贷资金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而货币数量的变化受到货币当局的控制。这样，对应于等量的实际资源转移，作为其载体的货币数量却可以完全不同（因为货币的实际价值可能已经发生变化）。

判断利息率高低的标准

在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利息率是基准利息率，其他一切利息率都是建立在基准利息率基础上的。这个基准利息率理应同储蓄——投资决定的均衡利息率相关。但基准利息率是货币当局通过各种货币政策手段人为确定的。理论上说，这个基础利率同储蓄——投资平衡决定的利息率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如何让反映储蓄——投资平衡关系的利息率同为满足宏观调控需要的、由中央银行认为“正确”的利息率相一致是一个难题。

古典经济学家把由储蓄——投资平衡、可贷资金供求平衡所决定的利息率称之为自然利息率（或真实利息率）。经济学家同时把自然利

息率定义为同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相一致、不会导致通胀和资产泡沫、排除了周期性因素和外部扰动的利息率。这个定义试图把储蓄——投资平衡和可贷资金供求平衡、自然利息率和基准利息率统一起来。自然利息率是无法观测的。现实中的利息率应该围绕这个利息率波动或趋向于这个利息率。

在美国，自然利息率被设定为能够维持产品市场供求均衡（因而通货膨胀率可以稳定在较低水平上）和充分就业的联邦基金利息率。可观察到的联邦基金利息率当然不等于自然利息率。但经济学家假设，自然利息率可以通过可观察到的联邦基金利息率估算出来的。在沃尔克时代，美国联邦基金利息率最高曾超过16％。在伯南克时代，联

邦基金利息率降到了零。如此不同的联邦基金利息率能够反映“自然”利息率吗？鉴于1980年代美国的双位数高通胀和2008年后美国的通

货收缩倾向，联邦基金利息率会有如此巨大差别似乎也可以理解。在美联储确定了“正确”的联邦基金利息率后，金融机构就可以在联邦基金利息率基础上通过“加成”为不同金融产品定价，确定其利息率（收益率）。例如，在20世纪80-90年代，美国商业银行是以联邦基金利息率为基准通过“加成”来确定优惠贷款利息率的。这个利息率包含了商业银行“正常”利润（加成）、风险溢价和流动性溢价等因素。在沃尔克时代，优惠贷款利息率水涨船高，最高曾超过18％。但与此同时，美国商业银行优惠贷款利息率对联邦基金利息率的“加成率”却非常稳定，始终保持在1.14％到1.26％之间。由于不同金融资产有不同期限，“无风险”的联邦基金利息率和各种期限的国债利息率所构成的跨度从隔夜到三十年期的收益率曲线（或期限结构）便成为有不同金融资产定价的基准。

分析利息率变动的理论框架

中国是个高储蓄的国家，理论上，由于存在大量可贷资金，中国企业的融资成本不应该太高。截至2014年6月末, M2和人民币信贷余额分别同比增长14.7%和14.0%（新增信贷5.7 万亿元）。两者都明显超过名义GDP的增长速度, 似乎可以说2014年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中性偏松的。多年来银行贷款的利息率加权平均数始终在7％上下徘徊。央行在最近的报告中指出，2014年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总体有所下行。但6月份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依然高达6.96%。官方调查显示，2014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相当数量企业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市场，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二季度小微工业企业民间借款的年化利率约为25.19%。

既然中国的货币政策是中性偏松的，为什么“融资难、融资贵”成为当前企业的一个突出问题？我们已经指出，合理的利息率水平应该是由储蓄——投资平衡所决定的利息率水平；在现实中则是由可贷资金供求平衡所决定的利息率水平。还有一种情况是，可贷资金供求关系并未处于均衡状态。这时，现实中的利息率水平仍然处于过渡过程中。这里主要讨论前一种情况。

可贷资金供给量本身是利息率的函数：可贷资金量随利息率的上升而增加。在其他因素给定情况下，可贷资金量和利息率之间的关系定义了一条可贷资金供给曲线。诸如银行贷款之类的可贷资金的利息率包含至少三个构成部分：基准利息率、各种风险溢价和“加成”。对应于给定的可贷资金供应量，如果利息率由于各种风险溢价和“加成”的增加而上升，就可以理解可贷资金曲线发生向左移。在可贷资金需求（可贷资金需求曲线）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某种货币政策手段，如在银行间市场注入更多流动性，可以立即使基准利息率下降。如果此时并未发生其他变化，可贷资金供给曲线就会发生右移——尽管这种移动可能只是暂时的。但是，如果与此同时，加成率、风险溢价和流动性溢价出现更大程度的提高，实际发生的将是可贷资金供给曲线的左移，其结果将是利息率的上升。与此同时，如果可贷资金需求曲线发生右移，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程度就会更大。更具体地说，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大致可以归诸于下述原因。

当前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具体原因

1、“加成率”过高。尽管中国银行的定价机制同西方国家银行有所不同，但中国银行的高利润率似乎多少能够反映中国银行的高加成率。事实上，同工业部门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的银行已经成为世界上利润最为丰厚的银行。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2013中国500强企业发展

报告》，工、农、中、建、交5家商业银行的平均利润率高达23.6%；其利润占中国500强企业利润总额的35.6% 。根据美国《财富》杂

志最近发布的《财富：2013世界财富500强》报告，9家上榜中国商业银行的利润率均在20%以上，其中工商银行的利润率最高，达到28.29%，其他许多金融机构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对于中国银行业利润率的具体情况，笔者了解很少，无法置评。“加成率”的概念与市场

结构有关，特别是同金融机构的垄断和议价能力有关。这一概念是否适用于中国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无论如何，同非金融企业相比，金融企业（特别是银行企业）的高利润率及其对可贷资金成本的影响是需要认真分析和解释的。

2、风险溢价上升。现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避险意识显著提高，这种变化同整个经济的不景气状态、全社会杠杆率急剧上升有关，也同银行自身行为方式的转变有关。因风险提高而提高风险溢价是正常的，但银行自身风险偏好若过度下降则可能存在一定问题。不少银行在给企业贷款时，不仅压低质押率而且还要求提供担保，不仅要求提供担保而且还要求有联保，不仅要求有联保而且还要有联保的联保（互保）。一个企业出事，带倒一片企业。个别银行的风险减少了，

但整个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却提高了。风险意识提高是件好事，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