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在华贡献

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历史贡献

靠着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的爱以及他们的牺牲，使得福音在中国传开。

在官方舆论主导了这样一种一面倒的认识之后，对在华西方传教士做任何正面的评价是十分艰难的。然而，我们必须要还历史一个公道，否则我们有负于历史。

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

在向中国学生学者传福音时，一个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干了那么多坏事，我们为什么还要信他们的宗教？”

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就是因为生在“新中国”的这一代知识份子，在国内所接触到的有关在华西方传教士的资料都是负面的。比如，在华西方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马前卒”，是“从事侵略活动的伪善者”，“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而基督教则是“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就如去年10月1日罗马教廷将一百二十名在中国的天主教的“殉道者”，册封为“圣徒”之后，《人民日报》就刊登文章，指名道姓地抨击那些所谓的“圣者”，说他们有的是“作为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工具的外国传教士”，有的是“作为那些劣迹斑斑的外国传教士的帮凶和追随者的中国教徒”，还有的是“在由于外国传教士凭藉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横行乡里，欺凌百姓，激起人民反抗中死于非命，而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殉难者和殖民地教会势力的牺牲品的中国教徒”（见《揭开所谓“圣人”的面目》，署名为“史岩”，《人民日报》2000年10月3日）。

这篇文章虽然是针对天主教传教士的，但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的宣教士并无明显的差别，一言以蔽之，都是“一丘之貉”。

在官方舆论主导了这样一种一面倒的认识之后，对在华西方传教士做任何正面的评价是十分艰难的。然而，我们必须要还历史一个公道，否则我们无论是作为基督徒，或者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学人，都会感到有负于历史，有负于前人和后人，也有负于自己的良心。

在这里，我完全无意于美化在华西方传教士的全部行为。西方传教士和我们一样是普通人，也会有普通人有的弱点和局限。他们当中会有一些信仰不纯正、行为有缺失的人，也会有一些对中国人抱有深刻种族偏见的人，会有一些滥用西方人所拥有的条约特权，“横行乡里，欺凌百姓”的人。在中国和西方列强发生直接利益冲突，甚至爆发战争的时候，也一定会有一些西方传教士背离自己的职责及对神对人的信实，采取一些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的行动。对此，西方教会史家，特别是一些原驻华传教士都有相当多的反省，我们中国基督徒更没有必要一味地为之遮掩。

然而，承认在华西方传教士的行为有失误和不足之处，和全盘否定其在华宣教事业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在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50年代，这将近150年的时间内，在华西方传教士，尤其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对中国教会的建立，以及对中国的文化、教育、科技、医药和社会服务等的现代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任何一个心存公正，又对这方面的历史事实做过一番考察的人，都不会将其一笔抹煞。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只能进行提纲式的简述。在华西方传教士为中国人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文字的通俗化

中国当时通用的文字是文言文，与民众日常使用的口头语言相去甚远，不经过长期的专门训练，几乎无法正常地阅读和写作。那时高达90%以上的老百姓是文盲，这虽然是农业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必然结果，但艰涩难学的文言文也是一大原因。传教士为了在较短的时间里，把福音传给一般未受过教育，或仅受过很少教育的普通老百姓，从一开始就尝试将书面语言通俗化。他们用接近通俗语言的“浅文理”（即简易文言文），或直接用口头语言翻译圣经，撰写福音单张。而这是在以提倡白话文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正式登场的半个世纪之前。

在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宣教工作中，文字工作就占了很大的份量。除了翻译出版圣经，他和后来的米怜（William Milne）等助手一起，编印了很多讲解基本信仰的通俗小册子，免费分发给中国人。后来的许多传教士也仿效其做法。例如，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牧师梁发所著的福音小册《劝世良言》，就在当时广泛流传，影响了许多人。甚至后来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都是在这本小册子的影响下，决定发起“拜上帝会”的。到1860年，大约有100万份福音单张分发出去，1890年增至近200万份，而到1905年就增至370份。这些文字不只传播了福音的种子，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推广文字通俗化，扫除文盲，提高底层群众文化知识水平的作用。

兴办教育，传播科学知识

西方传教士对教育的重视，直接成为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端。传教士们每到一处，除了传福音之外，首先要做的常常不是建教会，而是兴办新式学校。他们把学校看成传福音、培养信徒信仰基础，以及栽培当地教牧人才的重要途径。马礼逊初到中国时，中国尚不允许外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设立教堂和学校。所以他和米怜、梁发等人，于1816年在马六甲创立“英华书院”，开了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先河。从那以后，特别是1842年的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式的近代化学校就随着西方传教士的足迹，在中国大地上兴旺起来。

在1876年，还只有不到6000名学生在传教士办的学校就读，而到了1889年就增加至近17000名。那时候，进外国人的学校还被视为不光彩的事，所以在这些学校就读的大多是生活无着的贫困人家的孩子，甚至是被遗弃或失去父母的流浪儿。但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进教会学校已经蔚然成风，日益成为中上阶层家庭所追求的目标。远在1905年清朝政府宣布“废科举，兴学堂”之前，传教士们就早已为中国教育制度的近代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高等教育方面，传教士们也同样是中国近代专业教育的先行者。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淡江大学等许多名校，都是西方传教士所创办的。

中国人出洋留学在今天已不是新鲜事，而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很多王公贵族宁愿砍头，也不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西洋蛮邦”去。而开创中国人出国留学先例的，同样是西方传教士。有史可考的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叫容闳，他于1847年被一位美国传教士布朗（Samuel S. Brown），带到美国东北部的康乃狄克州，在著名的耶鲁大学完成学业。他回国后说服清廷的洋务派大员，获准从各地教会学校选召120名小留学生，于1872年由他亲自带领去美国学习。自那以后，中国各地出国留学的人便逐渐增加。到上世纪初，出国留学已经成为各阶层青年学子争相追求的人生目标之一。

医疗卫生事业

在介绍西方先进的医药知识及卫生制度方面，传教士也是功不可没的。从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就已经有传教士在广州上海等通商口岸设立小型的医院。此后他们几乎每到一地，都会创办医院。不仅是为了传福音，也是看到了当时中国人的切实需要。传统的中医药，虽然在治疗一些常见的慢性疾病上有其独到之处，但在治疗急性病和传染病方面往往毫无办法。比如当时流行的霍乱、鼠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