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最美现象”的道德审美化趋向

浅谈“浙江最美现象”的道德审美化趋向
摘要：社会热点问题往往是最能体现其所处时代的主题特征的，自2012年以来，逐渐被社会大众关注的“浙江最美现象”就让人们逐渐在道德迷途的境遇中，找到了美善的精神家园。

与此同时，它也诗意地促成了道德活动与审美活动的完美相遇。

意图从历史文化源流与社会审美需要的视角诠释“浙江最美现象”的背后原因，并且逐步为道德问题审美化趋向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上的确立
寻找依据。

关键词：浙江最美现象；美善同源；审美时代；道德问题审美化趋向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3-0078-02
道德问题审美化趋向是在美善同源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上，承接美育思想长期以来对于国人的教化成果，在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所呈现出的新样态的推动以及社会成员审美需求日益增大等方面的社会
历史环境条件中逐步产生与发展起来的一种社会新风尚。

“浙江最美现象”的兴起无疑是这一趋向的生动诠释，它如一面明镜，折射出了在现实生活的具体境遇下大众对于道德生活与审美生活的欲
求方式。

平凡人物的善举为何能够在大众心中如此高度一致的被定义为“美”？他们究竟美在何处？来自社会人群中的这种对美感的需求和赞扬最初为何而来，最终又将归于何处？本文试图以道德问题审美化趋向作为解决上述问题的一条进路。

为了使这一进路更具
说服力与生命力，笔者将从美善关系、日常生活审美化、道德活动与审美活动的融通关系三个方面，以“浙江最美现象”作为载体，对道德问题审美化向展开理论依据和现实例证两个维度的分析，从而使这一趋向能够得到进一步的确证。

一、道德问题审美化以美善同源历史文化条件为灵魂
美善同源的思想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我们可以在古代儒家“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的“礼乐之道”中找到一种典型的以“仁”将美学和伦理联系起来的哲学之蕴。

也可以在近代“美育代宗教”的“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的“人文化成”中找到一种将启德立善的精神寄托直指人心体验与自我明觉的济世之道。

中国伦理学思想中的道德精神渗透着浓厚的审美意识，对于道德善的启发又较多的来自一种以情寓理的精神享受，直至实现“由美达善”的圆融之境。

可见在这种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上培育出的美善相融的根基是十分稳固的，它已深深地扎根于国人的心田之中。

道德问题审美化正是建立在这种根基之上，沐浴着新时期社会风尚与道德建设的阳光，破土而出的新鲜萌芽。

对于传统美育观念的进路而言，道德问题审美化趋向是一股“逆向回归”的力量，它所要传达的理念是将人们对善的追求回归到美感的感性呈现之中，实现“由美达善”向“以善彰美”的转变。

传统的美善同源思想为这种转变提供了基本方向，“由美达善”的美育经验又为其提供了“往途”的行进路线，在这种情形下，探寻“以善彰美”这种道德问题审美化趋向所要走的“归
程”就更容易被受众接受，也增强了这种转变的现实可操作性。

至于这条“规程”的起始位置，我们可以结合社会审美需求，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答案。

二、道德问题审美化趋向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代背景中呼之欲出
法国著名文学家、哲学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曾经说过：“社会文化环境对审美活动的影响，在每个人身上集中体现为审美趣味和审美格调，在整个社会体现为审美风尚和时代风貌。

”道德问题审美化实质上是对社会审美风尚和时代风貌的一种现实描述，“最美人物”的“美”必然来自它所诞生的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之中。

“在人类历史上，确有这样的阶段，人们为了物质的东西而丢掉精神的追求，为了实利而丢掉审美。

但从长远看，随着物质生活的高度发展、繁荣和富裕，精神的享受、审美的追求在人类生活中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人们将迎来一个大审美经济时代，即体验经济的时代。

这个大审美经济的时代，也就是一个‘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人们购买一件东西往往已经不是局限在它的使用价值上了，他们更热衷于购买精神享受与审美体验。

他们会因为欣赏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而乐于购买该企业生产的产品，也会因为沉醉于某一家咖啡馆休闲、自由的氛围而不惜辗转很远的路程去喝一杯在超市里也可以买到的咖啡。

这些生活方式体现的就是大众对于生活气氛与体验已经日益倾慕——每个人对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一种自觉的审美追求，他们喜欢以“审美的人”的姿态来
追求生活中的愉悦体验。

愉悦体验构成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幸福感和满足感的重要指标。

“这种幸福感和满足感可以是感官的感受，同时它又包含着精神的、文化的内涵，它是生理快感、美感以及某种精神快感的复合体。

”
道德问题审美化趋向就萌芽在这样一个时代，对于审美体验的需求越来越广泛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道德生活也不例外。

当然，人们在生活中追求的这种愉快的体验，说到底是道德观念向感官呈现的一种生产方式，这并不代表“愉悦性就是一切”。

“最美的姐”陈亚林面对“最美”这个称号时，腼腆地笑着说：“他们肯定没看到照片，看到就不会说最美，只怕还要说最丑。

”由此可见，这个“最美”与美貌和优雅无关，它只关乎善，源于人们超越性的精神诉求。

因为人们渴望在钢筋水泥的都市森林中找到可以温暖美化他们价值观、人生观的正能量，从而化解心中对社会现实中的道德存在状态的焦虑与无奈。

显然，无论是“最美妈妈”吴菊萍10
层楼的托举，还是“最美司机”吴斌76秒的坚守，“最美现象”中的善举都迎合了当下人群追求一种快乐和幸福体验的诉求，都可以给大众带来心灵上的慰藉，让他们可以切身体会到社会文明进步带来的幸福感。

正如梭罗所言：“片刻的美好经验比一座与月亮一般高的纪念碑还要值得记忆”，这种美好的生活方式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可以如此自然而酣畅地唤醒我们的道德意识，给我们一种强化道德意识的感受能力，从而提升我们的生命境界，并且鼓励我们去亲近它们，
拥抱它们，或者漫步在它们的四周。

三、道德问题审美化趋向在道德活动与审美活动的互动中彰显与完善
西方哲学大师康德在其著作《判断力批判》中关于“美是道德的象征”的论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道德问题审美化趋向的预言。

康德认为，美可以用做道德的象征。

这是因为审美判断“为自己立法”，而“不屈从于经验法则的他律”。

美的判断是建立在主体的某种愉悦的个人经验之上的，它不受规则约束，更不是推理的结果。

这种审美判断的自律性也正是康德关于美和道德善的关系理论的
核心。

康德坚持道德判断必须是出自个体的自由选择，而美，有助于催生和营造这种自由选择的“氛围”。

因为在康德眼里，道德观念作为一种纯粹理性的观念，它自身是不可能向感官呈现的，只有借着美的经验，道德中的理性意念才能够向我们可感地表现出来。

将善举冠名为“美”的过程也就是营造“氛围”的过程，全社会对于这种“美的经验”的肯定与热忱也必然是朝着康德所说的“有利于道德感受的心意协调”的方向而发展起来的。

在康德的审美理论中，领悟美的感性能力以绝对的优势战胜了经验法则，从而更加具有道德的象征意义。

美学价值和道德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不可拆分的了——道德，以其浓厚的生命充盈性与延展性，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历程当中，丰富着人生的姿态与内涵；而审美，作为人类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它摆脱了日常生活
琐碎的牵绊，使人们在审美的世界中，重新与本真的自我相遇。

这种审美的精神世界，是人类最理想、最美好的存在方式和生存状态。

在这种生存状态之下，人们经历的审美和道德经验越丰富，关于这两种活动的领悟能力就越是成熟，审美判断也可以让我们在道德判断中更富思想力和敏感力。

这两种能力的共生共荣恰好是道德问题审美化趋向的动力源泉和最终归宿。

它必然在道德活动与审美活动的联姻与互动中彰显与完善社会成员的审美判断力和道德判断力，让人们可以在瞬间的直觉中创造一个充满着意蕴的完整的感性世界，从而照亮或者升华我们的现实生活。

人们称呼吴菊萍“最美妈妈”就是出于一种瞬间的直觉，这种直觉不断扩散，就会蔓延成在一座城市道德情怀和审美文化，最终启迪与美化着人们的生活。

四、结语
由于“浙江最美现象”自产生伊始，就带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高度一致的社会反响等方面的特点，以它作为载体去分析任何一个相关的学术问题，其所带来的学术景观必然是繁荣的，这也将推动“浙江最美现象”自身以更具生命力的姿态去指导实践活动。

本文选择以“浙江最美现象”作为道德问题审美化这一理论问题的现实例证，努力实现——美善同源为其提供真的核心灵魂，”大审美时代”的到来为其提供善的现实支撑，道德活动与审美活动的叠合与互补提供美的具体形态，从而在对于这一趋向在研究和确证的过程中实现真善美的和谐统一。

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过：“美是生活。

任何事物，凡是我们在
那里面看得见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那就是美的；任何东西，凡是显示出生活或使我们想起生活的，那就是美的。

”
道德问题审美化趋向将对道德善的启发直接指向“依照我们的理解应当如此的生活”以及“使我们想起生活”的审美体验。

它对于感性认识的召唤必然能够让道德意识的激发过程好似磁铁一般，去吸引整个社会的关注，而关注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对于良好社会风尚的形成，以及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都将产生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法]h·丹纳.艺术哲学[m].张伟，译.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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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