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口常笑的弥勒背后那不为人知的血腥故事

开口常笑的弥勒背后那不为人知的血腥故事
北京古刹潭拓寺的天王殿有这样一副楹联，闻名遐迩：“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常笑，笑世上可笑之人。

”千百年来，弥勒佛总以笑口常开、喜气洋洋、大耳圆脸、大肚滚圆的形象示人，他袒胸露腹、手掐串珠、箕踞而坐，成为“慈悲”、“宽容”、“喜庆”、“达观”的代名词。

然而人们在对弥勒佛像顶礼膜拜之时，也许并没想到，眼前这笑容可掬的弥勒佛形象其实是“赝品”，实际上，那是五代高僧布袋和尚的形象。

布袋和尚坐化后，受到了民间的尊崇，再加上历朝统治者的有意误导和宣扬，最终使得弥勒佛以布袋和尚的形象被大家普遍接受，而真正的弥勒佛形象则被淹没在历史的烟云之中，同时被淹没的还有弥勒佛崇拜流行数千年间所伴随的梦想、阴谋与血腥。

读懂了这些，我们或许更能明白那张可掬笑容背后所掩藏的悲悯与痴迷。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朝曾经发生过数次僧侣们直接领导或参与的暴动，其中有两次特别引人瞩目。

第一次是在北魏正光五年（524 年），山西五城郡发生的由北方少数民族（史书称之为“山胡”）冯宜都和贺悦回成等人领导的暴动，他们“以妖妄惑众，假称帝号，服素衣，持白伞白蟠，率诸逆众，于云台郊抗拒王师”。

后来被裴良率军镇压下去。

另一次影响更大、更深远的僧侣暴动发生于北魏宣武帝延昌四年（公元
515 年）的冀州，领袖人物是一位名字叫作“法庆”的僧侣。

据史书记载，沙门法庆擅长妖术，“既为妖幻”，也就是能显示自己的“神迹”，由此得到了渤海人李归伯的信任，李归伯合家相从，又召集率领乡人，推法庆为主。

李归伯并非泛泛之辈，他不仅拥有庞大的宗族和部曲，而且出身不低，他的堂兄李叔宝担任太常丞，堂弟李叔虎担任行华州事，虽称不上豪门望族，也算得上官宦之家。

法庆给予他“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的称号，自己则号称“大乘”，宣称“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在给予精神激励的同时，还配置了令人发狂的药物，人服之后，父子兄弟都互不认识，自相残杀。

法庆聚众起事，杀害阜城令，攻破渤海郡，屠杀官吏百姓，引起了朝廷的震动。

于是，宣武帝下诏书以元遥为使持节，都督北征诸军事，率步骑十万以讨之。

法庆的军队被打得惨败，起事者全军覆没。

法庆与其妻子比丘尼（即尼姑）惠晖等一百多名首领被斩首，在京城示众，不久，李归伯也被抓获，杀死于闹市中。

这两次声势浩大的暴动，显示出当时在中国民间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暗中存在。

短短时间便能聚集数万兵马，攻城略地，乃至迫使朝廷出动十万大军加以镇压，肯定并非法庆一人之能力便能完成。

即便是猝然发难，没有严密的组织和多处联络呼应，也无法在短期内聚集起数万人马。

而修习所谓的“妖幻之术”，配制能让人疯狂的药物，联络一方豪族也必定有所根基。

虽
然由于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因躲在黑暗的角落暗中操纵，而没有在史书上留下记载，但是却印证了这个组织体系的存在。

而根据后世的考证，这两次暴动，乃至暴动身后那股暗影中的力量，都跟一个关键性的词汇有关—那就是“弥勒”！“弥勒”是梵文“Maitreya”的音译，也译作“弥帝隶”、“梅低梨”、“迷帝隶”等，其意译为“慈氏”。

据佛典记载，弥勒“有云从姓立名，今谓非姓恐是名也。

何者？弥勒此翻慈氏，过去为王名昙摩流支，慈育国人。

自尔至今，常名慈氏，姓阿逸多”。

是故，多被认为“阿逸多”是姓，“弥勒”是名。

和出身于刹帝利种姓的释迦牟尼不同，弥勒出身于更加高贵的婆罗门种姓。

他的父亲是修梵摩，母亲是梵摩越，居住在翅头末城。

弥勒出生不久便出家修道，最终在龙华树下证得了智慧。

弥勒成佛之后，将下生到人间，于龙华树下经过三次说法，宣扬佛教，普度众生。

弥勒是继承释迦牟尼佛于将来降生人间的未来佛，弥勒成佛是一个极为漫长的过程。

据佛教经典记载，大约需要人间的五十六亿七千万年。

较之高高在上的释迦牟尼佛和各路菩萨，弥勒菩萨是唯一一个在成佛后依旧不忘人间疾苦、承诺终有一日将让人世间成为美好世界的佛尊，虽然这张支票的兑现需要经过漫长的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但毕竟世间存在轮回转世，在漫长的轮回循环之后，这一天终会到来。

正是这种普度众生的情怀，使弥勒信仰于魏晋时代由安世高、竺法护、鸠摩罗什、沮渠京
声、释道安等高僧大德传入中土之后，在朝野上下形成了一个信仰弥勒的高潮。

自从弥勒信仰传入中国以来，南朝文人士大夫多用文学、绘画的方式盛赞弥勒，宣扬弥勒信仰，如宋明帝的《龙华誓愿文》、齐竟陵王的《龙华会记》、齐周额的《京师诸道造弥勒像三会记》、齐沈约的《弥勒赞》。

北朝更多的则是通过为弥勒造像的形式表现出来。

目前，保存下来的属于这段时期的弥勒造像也多集中在北方。

这些弥勒造像，体积大小不等，从几十米到几厘米高的造像均有，存在范围也较广，从依山而建的石窟雕像到家庭佛戛金铜玉石像，几乎无所不在。

据不完全统计，北魏时弥勒塑像较之佛陀和观音都要多。

弥勒信仰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包括妇女都以供养佛像、抄写佛经、忏悔礼拜乃至舍身入寺的方式表达对弥勒的崇敬、对兜率净土和龙华三会的向往。

佛教中的多位大师级人物，如玄奘、释道安、昙戒、法显都有着对弥勒痴迷般的崇信。

然而，伴随着弥勒信仰的广泛传播，大量关于弥勒的伪造佛经也不断出现。

这些伪经大多数是对弥勒信仰教义的阐发与本土化，但是也有几本经书表现出了另类的诠释。

比如《弥勒成佛伏魔经》，将弥勒成佛与伏魔联系在一起，为某种破坏性的教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由此，一个佛教内部的异端教派—弥勒教开始悄然诞生。

传说，弥勒教由傅大士创立于梁武帝时期。

傅大士是东阳郡乌伤县（今浙江义乌）人，相传他
24 岁时得到来自天竺的达摩的点化，苦苦修行，因佛法高深，受到梁武帝的接见并得到重用。

后来，他离开朝廷，建立双林寺，创立转轮藏法门，力求实现佛、道、玄的三教合一，对后世的禅宗和天台宗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晚年，他在战乱中贡献所有，弘法救民，扶危济困，直到坐化，在民间拥有巨大的声望，并在佛教史上被尊奉为西天东土应化圣贤，与文殊、天亲、维摩等二十三人同为菩萨。

生前身后，可谓备极尊崇。

弥勒教将这样一位在佛教史上享有崇高声誉的人物说成自己的创始者，其用意正在于抬高自己的地位，然而傅大士的思想和后世所谓的弥勒教格格不入。

其实，弥勒教真正的创始者应该是佛教僧侣中的异端分子，因为声名不显、号召力不足，又需要隐藏行迹，所以才取移花接木之计。

由于资料的匮乏，我们虽然无法得知弥勒教真正的创立者是何许人也，但是却可以从前文提到的那两次著名北朝僧侣暴动中发现，其已经具备相当的社会基础与力量。

法庆暴动中的口号：“新佛出世，除去旧魔”，即公然宣扬以弥勒佛取代释迦佛，利用和歪曲了弥勒佛关于未来龙华三会后建立人间佛国的教义。

由此，原本要经过五十六亿七千万年才会降临人世的弥勒佛提前降临人间，为民众解除现实的黑暗，建立人间净土，便成为这个连绵千年的弥勒教的主要教义。

元明两代，弥勒教旗帜下的暴动或叛乱依旧不绝于缕。

频繁的起事中，弥勒教逐渐与摩尼教、白莲教融合同化，并
最终趋于消失。

与此同时，公开的弥勒信仰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位五代高僧的形象逐渐占据了弥勒信仰的主流。

他自称契此，是五代明州奉化人，笑口常开、蹙额大腹，经常佯狂疯颠、出语不定、就地而卧、随遇而安。

他给人欢喜快活、逍遥自在、大肚能容的深刻印象。

他手持禅杖、肩荷布袋，所有供身资具通通放在囊袋中。

据说他一生奇事不胜枚举，高兴就卧在雪里，雪也不沾身，能够预卜吉凶和气候，天晴时，穿着高齿木屐，跑到桥上，竖膝而卧，快下雨时则穿上湿草鞋，在路上急急行走，每一次都很灵验，被认为是一个奇人。

传说布袋和尚端坐在明州岳林寺东廊下的一块磐石上，将入灭前，说了一偈：“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

由此民间认为他就是弥勒的真正化身，于是宋朝之后的弥勒塑像逐渐变成了现在看到的以他为原型的形象。

位于杭州飞来洞内的弥勒菩萨像其实，弥勒佛救世主的形象逐渐被布袋和尚宽容、慈悲的形象所取代，所吞噬，自有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们刻意培植的意图在里面。

比如北宋元符元年（1098 年），哲宗皇帝赐号布袋和尚为“定应大师”，比如各个弥勒塑像前面文人的对联和诗句。

其目的便是将那个因能给人世带来地上佛国而能够对政治秩序和佛教正统都产生巨大威胁的“未来佛”，改造成一个逆来顺受和包容宽广的人间善者形象，其意义不言自明。

当然，值得讽刺是，这种伎俩并不是总能那么成功，元朝末
年大起义中的彭莹玉便是利用了布袋和尚的形象来塑造自己是弥勒佛下世的。

然而，千年的熏染和湮没，毕竟已经让弥勒佛在民间的形象物是人非，在他那笑容可掬里已经见不到千年来的血腥和阴谋气息。

本文节选自《秘密战3000年》第2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