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为何要求去上海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为何要求去上海

[导读]“负总责”的张闻天曾自告奋勇要求去，政治局没有同意。

本文摘自《文史天地》2010年第9期，作者：刘明钢，原题：《长征中巩固毛泽东指挥权的会理会议》

自遵义会议开始确立的毛泽东在红军中的军事领导地位，中经二占遵义，四渡赤水得到加强。最终经过会理会议而得到完全巩固。

毛泽东刚刚重掌指挥权，就有人上书要求改换军事领导，这确实是相当严重的事情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重掌军事指挥权，率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甩开敌人，突然进入了云南，继而向川西重镇会理进发。此时，黔滇两省的敌人正规军多被蒋介石调空了，红军战士有如神行太保，大步流星，每昼夜疾行80公里。

一路上，毛泽东分头找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张闻天、博古，甚至包括李德等人交谈，商定为了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实行的新的战略方针的认识，同时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准备在会理县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理位于四川省最南端，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要冲，素有“小昆明”之美誉，也是红军入川所要经过的第一个县城。毛泽东原本想把会理变成第二个遵义，希望能在这里赢得几天休整时间，解决当时许多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同时补充一些人员和物资，于是，派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攻打会理城。但是会理是一座古城，有300年前挖的很宽的护城河，两道城墙又高又坚固。红军围攻了7天，都未攻破，只在城西坚固的城墙上炸开了一个缺口。这种事在长征途中也是少有的。由于会理城久攻未破，遂于1935年5月12日晚，在会理城外的铁厂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当时形势下，召集这样一次会议确实很有必要。虽然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将国民党数十万“追剿”部队甩在金沙江以南，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严重的问题，主要是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产生了怀疑。有这样几件事：第一件，林彪公然提出要撤换毛泽东的指挥权。

红军在过去几个月的频繁战斗中，特别是四渡赤水，时东、时西、时南、时北，迂回穿插，走了许多路。有时为了甩掉敌人，迷惑敌人，一时看不出它的必要；有时敌变我变，看起来走了冤枉路，但非走不可；在这样大规模运动作战中，白走一点路是难免的。红军广大指战员极度疲劳，减员也不少。所以上上下下虽是服从命令听指挥，但不同意见也很多。据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回忆：“那时候迂回曲折走得很苦，两条腿最痛了，有的人连爬都爬不动了。这段时间，红军的情绪是不高的，四渡赤水，今天过去，明天过来，部队里骂娘骂得很厉害。那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行动要说清楚，目的地在哪里，怎么走法，等等。那时候军情紧急，下个命令说走就得走，下大雨也要走。同样，下命令要后退就得后退，没有人说要问为什么。当时，行动的目的不仅师一级的干部不知道，我那时是军团政治委员，也不完全知道。反正天天听命令，让走就走，大体上只知道是要甩掉敌人。”

身为红一军团长的林彪也抱怨说，毛泽东带领部队光走冤枉路，走的尽是“弓背路”，这样会把部队拖垮，像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林彪的言论遭到政治委员聂荣臻的反对，他说：我们是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出其不意地迂回行动，怎么可能突围?毛泽东的指挥没错!但是林彪听不进去，私下里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由毛泽东、朱德随军主持大计，把战场指挥权交给彭德怀。这件事牵涉到彭德怀，而彭当时并不知情。

林彪写信要求解除毛泽东的战场指挥权违背了遵义会议的精神，是非常错误的；但在当时，不赞同或不理解毛泽东的主张的领导人和负责人不是个别的，虽然他们的性质不如林彪那么严重。

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在回忆录中写道：尽管四渡赤水是毛主席的“得意之笔”，但在当时，

毛主席既没有后来那样的绝对权威，大家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也还没有完全领会，所以上上下下虽然服从命令听指挥，但对四渡赤水一段也有不同意见，主要是围绕走路还是打仗。在三人团里，稼祥对毛主席的办法就有意见。他向闻天反映，说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稼祥要求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军队里意见也不少，说只走路不打仗，部队没有打垮却要拖垮了。闻天到三军团去，德怀同志把部队的情绪向闻天说了，闻天说，有意见拿到会上讨论。

第二件，对土城战斗的失利表示不满。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红军一渡赤水，在土城地区与川军激战，没有取胜，反而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主要是红军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四个团六千人，而是六个团一万多人，于是临时决定迅速撤出战斗。这是毛泽东重新掌握军事领导权后指挥的第一仗。

胜败乃兵家常事。毛泽东及时总结了三条教训，但是博古却冷嘲热讽，说：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要打败仗。早在1930年，毛泽东针对党内的“本本主义”倾向，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但被“左”倾教条主义者讽刺为“狭隘经验论者”。博古嘲讽土城之役失利的话由此而来。

在土城战斗中担任主攻的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在与刘少奇交谈时，也说这一仗打得不合算，没有达到目的，还造成很大的伤亡。后来他直接向中央写信，表示自己的不满。

第三件，是刘少奇和杨尚昆联名向中央发过一份电报。

土城战斗失利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战员中有意见，就派刘少奇到三军团、陈云到五军团了解情况，并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那时，三军团打得最苦，下面说怪话的也最多。刘少奇将从部队了解到的情况加以综合并加上自己的意见，拟了一份电稿，交给彭德怀和杨尚昆签发。彭认为下面有些意见，主要是对上面的战略意图不理解，加强思想教育就可以解决了。所以他没有在电报上签字。电报是刘少奇和杨尚昆签发的。

第四件，中央领导人在民主集中制的问题上出现分歧。

在三渡赤水前，林彪和聂荣臻建议攻打打鼓新场的周浑元部。中央开会讨论时，大多数同志主张打，只有毛泽东一个人不主张打。毛泽东认为，红军主力要在两天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那时滇军和黔军也将赶到，加上川军的侧击，“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值得，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嘛”。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毛泽东据理力争。一位同志竟然说：“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按照一般的组织原则，作出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会议还决定撤销毛泽东刚刚担任几天的前敌总指挥，由彭德怀暂代。当天晚上，毛泽东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应该硬打，提着马灯找军事行动最后决策者周恩来，要他晚一点下命令。最后中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避免了一次损失。

战场指挥，有时必须果断决策，捕捉战机。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建议：“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这就是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全权指挥军事的三人团的来由。

第五件，张闻天曾经要求离开领导岗位。

遵义会议后，据二、六军团的任弼时转报，中共中央上海局在上一年遭到严重破坏，中央决定派潘汉年去上海。红军过北盘江前，中央讨论再派一位负责同志前往，恢复白区工作，并设法同中断半年的共产国际恢复联系。“负总责”的张闻天曾自告奋勇要求去，政治局没有同意。后来，中央派陈云去上海。

这几件事联系起来，可以看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刚刚出来担当重任，中央领导层和红军将领中，就有人嘲讽，有人想离开红军，有人正式上书要求改换军事领导人，这确实是相当严重的事情。不过，也应该看到，领袖的权威是在长期斗争中建立的，“军事领导的权威”要“达到把战略退却的决定权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的手里而为干部所信服的地步”，还需要一个过程。在此之前，毛泽东的指挥受到怀疑、批评是不足为奇的。

“会理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同当时干部中离心倾向及一些动摇情绪作斗争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