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城市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第4章城市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一、城市竞争力影响因素
城市竞争力取决于各种影响竞争力的因素组合而形成的竞争优势。

总的说来，国内外研究人员对竞争优势的来源问题有两个方向的研究角度：（1）着重于考察竞争主体所处环境的机会和威胁。

认为竞争主体，如城市、企业、区域应主要通过对外部环境中出现的机会的把握来获得竞争优势。

在城市竞争力相关研究中，特别强调城市在区域内的功能定位，形成了传统的城市定位理论（仇保兴，2002年）；（2）侧重于考察竞争主体内部的实力与弱点。

认为主体的内部特征与竞争优势的联系更为紧密，城市的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城市本身，依赖于城市的异质性的、非常难以模仿的、效率高的专有、关键资源；并且城市有不断产生这种资源的内在动力，保持城市的竞争优势。

这个观点把竞争优势看成是内生的，同时存在“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黄津孚，2001；刘豪，2001）。

这两个角度也可以归纳为：（1）竞争的环境学派。

截止到八十年代之前，以波特为首的“竞争环境学派”在环境（如产业、企业、城市的国家政策环境等）分析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开发了一批用于分析环境中的机会和威胁的工具，如五类力量分析法、产业结构与战略机会关系等模型，使得环境学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波特，2001年）。

（2）竞争的资源学派。

特别是在七十年代初期以后，从城市和企业内部的实力和弱点着手建立竞争优势的观点停步不前，其原因在确认什么是实力和弱点的问题上遇到了困难。

八十年代以后，随着资源学派的再次兴起，人们将目光又转移到了城市和企业内部。

该学派认为竞争优势源于城市或企业所特有资源和能力，竞争对手对此很难模仿取得。

资源依赖学派认为与市场机会的变化无常相比，竞争主体内部特征和能力是竞争优势更稳定的依靠（谢恩，2001；波特，2001）。

（3）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目前的“资源学派”已经超越原来的纯“资源”学派而演化为“竞争能力学派”。

比较流行的能力学派包含有“能力论”（Langlois，N．R．），“特殊能力论”，“核心能力论”（Foss, N．J．），“激励能力论”（Teece）和“企业能力基础论”（Hamel，G．& Heene， A．）等。

在我国的研究中也出现了多种提法，如：能力，实力，核心能力，特殊能力，核心专长等（宁建新，2001；李志能，尹晨，2001.）。

从事物发展的角度来讲，资源观（包括竞争能力观）和环境观的关系是对一个事物发展起作用的“内因”和“外因”之间的关系。

随着环境的日益复杂与多变性，类似环境决定论的环境观念有一定的缺陷。

其缺陷主要在于：对竞争的静态描述导致对创新的忽视；对外部环境的强调导致对差异蕴涵的机会的忽视等，所谓“计划不如变化”就是这种思想所处境地的真实写照。

资源观方法是对传统城市发展和竞争环境观的补充，而基于能力的资源观也是对传统基于资源的资源观的提升。

在信息社会特征日益显现的时代，城市的区域环境变数加大的同时，全球化使城市对所直接存在的环境的依赖逐渐薄弱。

区域环境决定论在解释城市发展的前景方面越来越无力。

而一大批缺乏区域环境优势的新的城市与产业区的迅速崛起（如浙南地区），证明了城市内部特殊资源的培育和能力建立是城市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

传统环境方法并不是与资源方法对立的，环境作用的变数大不意味着其消失，而实际上全球环境越来越多城市发展影响很大，因此城市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分析宜将二者结合起来（如图3-1）。

针对新经济时代城市竞争机制，本文将城市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分为城市内部的资源/能力相关因素和城市外部的环境（全球化/在地化）两部分（图3-2）。

前者的分析可以认识城市的竞争优势/劣势（strength/ weakness），而后者的分析可以分辨城市竞争过程中所
可能面临的机会和威胁(opportunity/threatenness)。

图3-1 本章的分析思路框架
图3-2 城市竞争力主要影响因素
二、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外部环境”因素
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的网络化正在编织着一个全新的全球、国家、区域城市发展网络。

对于每个城市而言，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城市自身的发展如此受制于外界环境的变化（张京祥，2002年）。

针对这种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许多研究人员都认识到提高城市内部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仇保兴，2002）。

而事实上，这也反映了外部环境作为城市竞争力的“外因”影响因素，其重要性并未得到丝毫的下降；反而，重要性也日益伴随城市内部核心竞争力的地位的上升而“水涨船高”。

在“环境学派”观点的影响下，对于城市的发展及其城市的竞争机制的认识形成了传统的城市定位理论（仇保兴，2002）。

该理论假设城市内外环境的变化及其不确定性很低，城市自身的产业结构及其组织结构都处于稳定状态。

在一个可以持久地、有吸引力和发展前景的环境中有利可图的准确定位，这就是定位理论追求的均衡状态。

在当今计划不如变化迅
速的时代，传统城市定位理论只注重研究与城市原有主导产业、自然资源相关的外部静态、很大程度上仅仅局限于“区域”的环境因素，因此基于“外部环境学派”的城市定位理论就不可避免的暴露出它的局限和缺憾了。

最近以波特为代表的学者们才真正开始关注环境的变化迅速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了，认为在当前的高流动、快变化的全球网络社会里，审视竞争力的外部环境因素不仅仅要考虑动态的环境变化因素，更要从不同层次不同广度的“环境”中分析可能对竞争力带来机会或者是造成威胁的因素。

因此，本文将从全球环境、国家环境和区域环境三个层面来分析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外部环境因素。

（一）全球环境
全球化、国际化对城市竞争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个非常不同的层面来运作。

第一个层面是连续性的比较固定的趋势，包括贸易的增长、跨国旅游以及日益强大的不同形式的交流，这些都是城市竞争优势变迁和源泉。

第二个层面是在世界上存在有很多不连续的转型、巨变以及威胁登记理性的非常规反应、机遇等。

除了东欧的社会主义解体外，近来最显著的“不连续”就是欧盟等地方集团的出现、全球金融系统的动荡以及恐怖主义的活动等等（Ian Gordon,1999）。

此外，从政治、经济和全球政策的角度来看，城市竞争的全球环境包括全球政治环境、全球经济环境和全球政策环境三个侧面，全球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城市的经济发展。

全球政治环境主要指世界是处于和平还是战争状态，本国是否介入战争等。

全球经济环境主要是全球市场体系和市场法规的完善程度，全球经济是处于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周期的哪个阶段等。

全球政策环境主要是全球市场对本国的资本、产品和劳务是否给予最惠国待遇等（范文国，曾尊固.2002）。

（二）国家环境
城市竞争的国内环境也包括国内政治环境、国内经济环境和国内政策环境三个侧面。

国内政治环境主要指一个国家的政治是处于稳定还是处于动乱甚至内战状态等；国内经济环境主要指一个国家的有效需求状况，市场体系建设状况以及市场法规的完备状况等；国内政策环境主要指政府制定的一系列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人口政策等等（范文国，曾尊固.2002）。

我国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国内环境对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影响非常巨大，在计划经济时代表现尤为突出。

解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主要阶段，即“一五”时期（１９５３～１９５７），“大跃进”及国民经济调整时期（１９５８～１９６５），文革时期（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和改革开放时期（１９７７年以后）。

这四个阶段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发展水平波动很大，主要原因是我国国内环境的变化。

（三）区域环境
和城市竞争的全球环境、国内环境一样，本地环境也包括本地政治环境，本地经济环境和本地政策环境三个侧面。

而与城市竞争力尤其密切相关的的区域环境主要是区域的全球竞争力以及城市与所在区域的整合程度这两方面。

作为一个适应性系统，城市的重要特征在于它的开放性。

其结果是，它与外部环境以及系统内各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每个组成要素或系统整体内可能产生有意义的变化。

这种特征可能存在于某一个城市，也可能存在于某一组城市，其中某一个要素或城市的变化对相互关联的所有要素或城市都将产生影响，既而影响城市的竞争力（顾朝林等，1999）。

在上述城市竞争环境的分析中，可见外界环境所提供的“机遇”和“威胁”对城市竞争力有着重要的“波动”作用。

另一方面，在当今的全球化条件下，一个城市的资源禀赋优势已经不能为一个城市所独享，它也会被其它城市整合和利用，这就迫使各个城市要提升开放型经济1的竞争能力：不仅要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同时还要整合其它地区、城市的资源优势，提升其“竞争优势”（张二震，张为付，2002）。

三、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内部资源”因素
城市往往被定义为资源的集聚体，城市的经济学起源是降低交换成本而产生的。

资源通过集聚降低交换的成本，城市得以繁育。

在农业社会有农业集贸型的城市，在工业社会有工业性的城市，在消费社会有消费类的城市。

城市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的转换自己所聚集的资源种类，本文的城市竞争力影响因素的分析更加注重新的经济条件。

此外，城市与企业等竞争主体所不同的是，城市首先是一个是实在的场所。

从这个角度来讲，城市的资源包括场所资源和非场所资源（non-place resources）。

图3-3 竞争资本与竞争结果关系
资料来源：根据Iain D., Benito Giordano. 2001修改
（一）场所资源
一定意义上来讲城市竞争能力是由城市作为一种有特质的场所和在其间的企业强弱以及其它互动的经济活动共同塑造（图3-3）。

如果市场机制完善的话，那么城市之间的各种交易成本差异将决定城市会根据各自所具备不同的比较优势来分工协作，基于竞争优势的“城市竞争力”意义全无。

事实上，城市之间竞争日益激烈，生产（无论是服务的提供，还是产品的生产）变得越来越零碎化和松散化，公司可以更有弹性的选择那些适合于其发展的场所。

这些，在那些新兴、基于知识的企业表现尤为突出。

城市竞争力与企业竞争力对比而言，城市的场所特质（包括场所资源以及场所具备的文化、制度等“非场所”资源）举足轻重（Iain Begg,1999；Douglas Webster，Larissa Muller. 2000）。

1开放型经济竞争力实质是对国际市场生产要素整合利用能力和生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表现为一个城市、区域、国家对国际市场上生产要素的集聚利用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张二震等，2002）。

1、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
自然资源包括食物、空气、水、植物、旅游资源等等，而自然条件从广义上讲包括自然资源，但是狭义指的是除了自然资源以外的所有影响经济增长的各个自然因素，如自然地理位置、地质地貌条件、水温条件以及环境宜人度等（郝寿义、安虎森，1999）。

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的差异是城市分工和城市竞争的自然基础。

在新经济条件下，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虽然不是城市竞争力的根本影响要素，然而历史上形成的劳动地域分工和竞争效应的累积，吸引着新的生产要素，“显示”自然条件的差异，并使得这些差异变为经济差异（李悦，李平，2002）。

2、地理区位
“区位”（location）主要是指某种事物占据的场所或者空间。

区位研究把城镇和外在的空间既看作一种生产资本，又看作一种可以增值的生产资源（E.M.Hoover，1989）。

有人也认为区位包括自然地理区位、几何中心区位、行政中心区位等区位因子，而对于区位因素，V.Berg (1987年)也曾将其分为四类：位置区位（LP，Locational Potentials）、输入潜力（IP, Input Potentials）、劳动力市场潜力（LMP Labor Market Potentials）、市场潜力（MP Market Potentials），城镇的综合区位潜力A=f(LP+IP+LMP+MP)（刘荣增，2002；V.Berg,1987年），这是对传统区位理论的一个发展（刘荣增，2002）。

区位因素自古至今在城市发展和城市竞争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它又是动态变化的，同一区位也可能因为其它因素的变化而作用迥异。

传统的地理区位是指城镇与其外在的某些自然实体或者经济社会实体的空间关系，包括自然地理区位和经济地理区位。

后者是指城镇密集区与周围经济区、经济中心、资源产地、工农业基地、交通线路与港口、机场等的空间关系（刘荣增，2002年）。

尽管交通通讯技术的进步，降低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现代交通通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时空概念，但区位有了新的内容，技术、环境、文化的区位越来越重要（倪鹏飞，2002）。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网络化的今天，城镇竞争力也日益依赖对外联系的门户区位、信息区位、新经济节点网络区位，快速反应在“即时”生产过程的时代变得更加突出。

3、基础设施
城市基础设施是以物质形态为特征的城市基础结构系统，是指城市可利用的各种设施及质量，包括交通系统，通讯系统，能源动力系统，及住房储备，文、卫、科教机构和设施等。

基础设施是城市经济、社会活动的基本载体，是真正属于城市的不可移动的场所要素。

因此，基础设施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公路、铁路、港口甚至机场等概念了。

城市基础设施的规模、类型、水平直接影响着城市产业的发展和价值体系的形成。

城市基础设施质量（基础设施个体质量、空间匹配）的状况影响城市的产品成本和竞争力（倪鹏飞，2002）。

借鉴IMD对基础设施的要素分类2，城市竞争力影响因素部分的基础设施要素主要包括如下子要素：基本基础设施，主要是交通设施；技术基础设施，主要是信息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环境基础设施。

技术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场所（包括国家、城市、区域等等）竞争
2IMD的基础设施国际竞争力评价原则包括2条：（i）一个发展良好的基础设施体系包括功能性的分销系统，这些分销系统支持经济发展；（ii）一个发展良好的基础设施体系还包括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有效的环境保护基础设施。

力的一项关键性资产和基础。

廉价而有效的电子通讯系统，与因特网的联结水平，移动电话的发展状况，仅是参与竞争的场所的要优先发展的技术基础设施中的一小部分，更大部分是按照信息技术需求的发展而适应企业电子商务、市场交换、物流、居民生活以及现代监管等的技术基础设施（中国人民大学，2001）。

（二）非场所资源
1、社会资本
城市社会资本被认为是社会的组织特征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等，包括城市文化、信息、知识等因子。

Putnam运用社会资本分析了北部意大利地取得成功和南部意大利地区的失败。

而波特则在其场所竞争优势的分析中，强调了规则、激励以及规范对促进投资、积极竞争以及持续上升的正面影响。

新经济社会学也认为，经济行为是植根在网络与制度之中的。

它强调社会和文化对经济活动的重要性，特别强调企业间非贸易的相互依赖，并提供了通过非正式的安排来增强创新的方法（张元智，2001）。

在新的经济背景下，以下几个社会资本因子对城市竞争力意义显著。

1.1文化资本
当今资本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包含着大量文化和象征意义的产品的部门，在增长、就业和税收等方面日益重要。

这些部门几乎全部集中于大的都市内。

Allen J Scott认为，这些城市是文化和科技的创新基地。

而后福特城市对文化生产尤为重要。

大量的这样的城市已经成为形象生产（Image-producing）企业的中心，如电影，音乐制作、服装设计等等，而这些转变同时也使得城市物质景观发生相应的变化。

空间竞争成功的标准或者规律在1990s有一定变化，主要是由于福特主义向弹性生产的转变（Amin，1994；Malecki，1997）。

场所必须与如下两个目标切合：（1）满足全球公司企业的日益增长的门槛条件；（2）创造或者继承鲜明独特的地方文化以吸引投资。

地方文化不仅仅包括消费性质的旅馆业，地方文化同时使得地方经济带有独特的特征。

虽然一个城市或者区域的经济是取决于或者来源于运营于其中的企业，但是区域的公司直接或者间接的受到价值特征（特别是场所的知识积累）影响，从而决定其竞争力特性(Maskell et al. 1998；邓静，1999)。

1.2知识资本
Florida(2000a,2000b)认为，在新经济条件下，知识代替了自然资源和劳动力高效性而成为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类，知识是可以分为显性知识和隐形知识，显性知识又称为可编码知识（Coded knowledge）。

而隐形知识则是不可编码知识，是储藏在人的大脑中，随时可以闪烁出来，部分可以显性化。

现行知识可以在网络中传输，而隐形的知识只能通过相互之间无拘束的交流或者形体语言的互相启发，在脑力互相冲撞之间中才能萌发、整合和转型。

所以有人认为，创新灵感是靠悟出来的。

显性知识和隐形知识相比，只是冰山露出水面之尖，隐形知识是显性知识之源。

隐形知识的增值转化需要人才的聚集，需要便捷自由的知识交换平台，才能相互激发融合，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学习的过程。

所以，现代企业是学习型的企业，城市也要成为学习型城市(learning city)。

硅谷本身就是一个相互学习、相互分享创新理念的场所（仇保兴，2001；焦玉英等，2000）。

1.3信息
在信息社会，信息要素其体现着一个城市的活力和对外反应速度，与城市的开放性有密切关联。

在新经济时代，信息成为城市获取竞争优势的战略性资源。

由于信息分化，在全球网络的基础上会出现城市与区域之间新的二级体系，居于网络节点地位的信息富集区完全
支配边缘的贫乏区。

信息的可获取性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信息基础结构是城市吸引投资者、居住者和旅游者的重要资源（邓静，孟庆民，2001）。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最近的研究表明，大多数世界城市主要从事一下一种或者多种不同的活动：（1）金融和商务等生产者服务业：包括银行业、保险业、商务服务以及涉及服务等；（2）力量和影响（或者说“主宰力和控制力”）：国家政府、跨国公司、包括跨国公司在内的主要组织的总部；（3）创造性产业和文化产业：包括艺术中心、博物馆、艺术馆和展览馆、传媒电子和电子媒体中心；（4）旅游业：包括商务旅游和休闲旅游。

这些都是以生产、传播、消费信息为中心的服务业，都是高素质人员在即时情况下处理和传播专业信息。

可见，城市要想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竞争优势，必然要发展这些与信息收集、处理和分配高度相关的服务功能，进而通过信息流控制全球，成为全球网络中的重要节点（邓静等，2001）。

1.4科学技术
在西方有关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文献中，技术常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四个轮子之一。

罗伯特•索诺提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最重要的新成分就是资本和技术变革。

近年来，罗默的新增长理论（内生技术变革理论）更将技术变革作为经济体系的一种产出。

科学技术要素既包括了城市的科学技术、知识资源的存量，也包括科技的创新和转化能力。

在当前知识经济的时代，城市的科研开发、创新能力根本性地影响城市价值的创造和城市价值体系的状况，而技术变迁通过新产业的产生、通过交通和通信系统的改善(Peter Hall,1995)作用于城市。

科学技术是城市竞争力的决定性影响要素。

2、城市经济实力
城市经济实力与城市竞争力关系密切，越是先发展和较发达的地区，源于先发效应带来的“马太效应”，城市竞争力一般越强（沈立人，2002）。

总的来说，城市竞争实力与城市竞争力的关系（如图所示）：（i）在短期内，增加值是生产率的体现；（ii）长期的竞争力需要资本的形成；（iii）一个城市的繁荣是过去经济运行状况的反应；（iv）按市场规律运作的竞争可以改善一个城市的经济运行情况；（v）城市经济中的竞争越多，城市就越有竞争力。

从上述关系可以看出城市经济实力因素与城市竞争力的密切关系。

城市经济实力的核心就是增加值的创造（中国人民大学，2001）；另外一个中心是城市经济运行的可持续性，涉及到经济部门的运行状况，生活成本和经济环境。

这三个方面是以增加值创造为核心的，从核心到外围，从现在到长远，从作用于增加值的直接到间接为原则展开（如图3-5）。

据此可以构建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城市经济实力的因素体系（如图3-4）。

图3-4 城市竞争实力与城市竞争力关系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2001
3、 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对城市竞争力而言是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城市在价值链的位置的提升与人力资源的整体能力密切相关，而且人力资本的投资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增强城市的竞争力外围（长远） 核心（现在） 外围（长远） 城市经济实力（核心和直接影响因素） 增加值 最终消费 储蓄 投资 GDP 人均GDP 总GDP 人均GDP 总GDP 增长率 人均GDP 增长国民收入 预测 地下经济的影国内总投资 投资增长率 国内总储藏 储藏增长率 个人最终消费支出 个人消费增长率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增长率 顾客成熟程度 城市经济实力（可持续性方面） 经济部门运行状况 生活成本 经济环境
（郝寿义、安虎森，1999）。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它在寻找可以发挥自己优势的方向时不应当被“比较优势”的眼界限制了更广阔更有可能成功的视野。

因为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无论怎样修正，毕竟要以资源禀赋的结构为基础。

于是泰国就应当出口大米，日本就应当出口玩具，澳大利亚就应当出口钢铁。

可是日本的钢铁和汽车居然占领了美国市场，澳大利亚居然可以在葡萄酒市场占领重要份额，泰国人也不再靠大米改善生活，他们开始生产IBM计算机。

其实经济理论从“绝对比较优势”演变为“相对比较优势”，就已经显现出人的主观能动性正在超载自然资源结构的束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

所谓“人力资本”理论，恰恰是为人的能动性以及在这一能动性之下知识进步的无穷潜力与无数可能的方向提供了一种经济学描述（汪丁丁，2002）。

在进行城市竞争力评价时，对人力资源的评价比较关键。

人力资源的评价不仅仅包括教育结构、技能培训以及工作经验，还有一些其它的特质分析，如企业家精神、创造精神以及风险的承受能力等等。

此外，必须明确的是，个人的生产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要素所决定，在一个制度和文化环境中的个人的潜在能力可能在另外的环境中会得以很大的释放。

图3-6 教育、人力资本与城市竞争力关系
修改自：郝寿义、安虎森，1999
（三）竞争优势与关键资源
每个城市都拥有独特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城市的竞争优势与城市所拥有的资源直接联系。

城市资源是城市竞争优势最直接的来源，但只有关键资源才能带来城市的竞争优势。

我们将能够带来竞争优势的资源称为关键资源。

按Barney的观点，关键资源有如下三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