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重点

人口转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在于人口的增长速度和人口总量,而取决于人口的结构,并且“人口红利”现象就像一个机会,只有抓住并加以很好地利用,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转变为真正的现实“红利”,我们要科学推动收获“人口红利”,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

[关键词]人口红利;作用;对策
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了30 多年,创造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

在探讨我国经济快速持续增长这一“奇迹”的原因时,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人口红利”影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因此,“人口红利”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就联系在了一起,当人们预测经济前景时,“人口红利”就成了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

一、“人口红利”的内涵
“人口红利”是指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即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所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

二、“人口红利”和经济现象关系解读
衡量“人口红利”的主要指标为“人口抚养比”,即总人口中非
劳动年龄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

按照我国的有关规定,以16-60 岁为劳动年龄人口,16 岁以下和60岁以上为非劳动年龄人口。

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阶段,每年供给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 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

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可以简略描述为:低出生率促进妇女的经济参与,也帮助提高家庭的健康和营养水平;孩子数减少使家庭的负担降低,家庭能够不压抑消费,增加教育、医疗方面的支出,从而在整体上增加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与此同时,历史上的高出生率保证了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在很长一个时期,老龄化引起的老年抚养比上升要小于出生率下降引起的少儿抚养比的下降,社会总的负担水平下降;社会负担减轻意味有更多的资源可用于储蓄,储蓄增加决定投资增加;更多投资与更加健康、更高教育水准、充分供给的劳动力结合又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和更高的储蓄水平。

几方面因素合力引起GDP 的快速增长。

总之,“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人口红利”推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然而,“人口红利”现象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

因为“人口红利”就像一个机会,只有抓住并加以很好地利用,才能使“机会”转变为真正的现实“红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口红利”只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在一定时期内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

而要把这一“有利条件”或“优势”转变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果,显然必须使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我国早在1965- 1970 年间就开始出现“人口红利”,但之后很长时间内我们似乎并没有察觉,相反则是更多地感受到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严重困扰着经济的增长。

只是最近20 来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失业人口开始大幅度减少和劳动力资源开始得到比较充分利用时,我们才切实感受到“人口红利”的影响。

三、科学推动收获“人口红利”,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
我国人口转变中获得的“人口红利”正是经济增长的战略机遇期。

但是,“人口红利”从来不是永久性的增长源泉。

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这种源泉终究要消失殆尽,出现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储蓄率缩减、社会养老负担加重等问题。

因此,如何利用“人口”在经济上谋求“红利”,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不仅是获得经济崛起的重要手段,也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是利用和开发“人口红利”机遇、挖掘替代经济增长源泉的战略机遇期。

如果我们错失良机,经济增长就有可能失去可持续
性。

为此,必须转变增长方式,开发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充分利用当前劳动力无限供给所带来的劳动率递增延缓的缓冲时间,实现最大化就业、“人口红利”最大化利用,
同时要致力于发展教育与培训,加快劳动力转移,创造条件清除劳动力转移障碍。

一是要抓住机会利用最后的“人口红利”之机,大力促进就业型经济结构的增长。

树立就业优先原则,把人口结构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我国完成人口结构转变的时间较短,为经济增长提供的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提高的“人口红利”时间较短,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以及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劳动力供给的短缺不可避免。

因此,现阶段劳动资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延缓“人口红利”消失时间。

而保持较高的劳动力资源利用率,就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

因此,应倡导就业型的经济增长,把人口结构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抓住机会利用最后的“人口红利”。

二是加快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开放,为城乡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人口红利”“大头”在农村,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实现的程度。

由于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扭曲型”的边界约束,形成了许多阻碍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关卡”。

因此,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要加大城市开放的力度,统筹城乡发展。

这是实现收获“人口红利”的主要途径。

城市应积极通过政策手段,有目的、有序地引进农村年轻人口,以求延缓老龄化的进程,并在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促进劳动力人口、就业者的职业构成、人力资源和人才储备等人口素质结构的提高,为促进城市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年轻、具有较高现代科技水准的人口环
境。

以有效合理的人口转移和流动,促进协调人口结构调整并带动农村家庭生育观念的更新转变,鼓励人们走出国门,参与世界经济。

三是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素质提高的投资,要努力实现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

我国经济过分依赖非熟练劳动力投入、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的传统增长方式。

虽然继续维持这种增长方式,未来可能还会有一段时期的高增长,但农业剩余劳动力终究总会有枯竭的时候。

因此,我国必须加大教育产业投入力度,普及高中
义务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为此,必须取消各种名目繁多的学校收费,减轻家庭负担,扩大受教育人口的范围,真正让每个公民都能享受到公平的受教育权,实施灵活多样化的成人教育方式,采取多种方式形成全民终身教育,努力提高国民素质。

在成人教育上,一方面,应该降低门槛,采取宽进严出的教育原则,将更多更广泛的人员吸引进入学校,提升他们的理论水平,使他们能在工作和学习中提高。

另一方面,应当鼓励包括社区教育,农村教育,老年教育等多种教育方式并存发展,逐渐形成一种全民终身教育氛围,使国家的人口素质逐步提升,这才能把中国的人口状况引入到由数量型转变成为一种质量型的发展轨道,从而更加有力地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动力,把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降到30%,而知识和人才贡献率上升到70%以上。

四是要努力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劳动力成本低廉现象,促进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

低劳动力成本严重影响了企业经营运转。

当收入低得不足以维持劳动力本身的简单再生产时,劳工的社会供给就会出
现问题。

近年来，由于长期不涨工资、缺少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和劳动条件恶劣等原因，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地区产生了改革开放以来鲜见的“民工荒”现象，导致企业因招工不足，许多国内外订单只得取消，直接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扩大再生产。

据统计，现阶段中国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总数已逾 2.2 亿，成为第二、三产业真正的主力军。

中国农村 80%的家庭有人在外打工，意味着有八亿人与“农民工”有直接经济关系。

改变目前许多领域实际存在的“不完全的劳动力成本” 状况，按劳动力成本实际构成完全支付劳动力成本，有利于提高经济运行的良性程度。

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形成合理的劳动力价格，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的回报。

尽可能将初次分配的不公平程度压缩在有限范围内，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再通过合理的税收等再分配手段来调整，大力减少低收入人群。

五是要在“人口红利”枯竭之前做到未雨绸缪，改进全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体系。

继续积极地推动城市化和小城镇建设，赋予全国居民统一的国民待遇。

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的形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来源于中国家庭养儿防老的传统文化理念。

城市人口的有效控制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保障体系和医疗保险体制完善的
结果，它解决了大多数家庭的后顾之忧。

而广大的农村人口还没有被纳入这两大保障系统之中。

进城务工人员还不能享受工作所在地的社保、医疗、子女入托和受教育等福利和权利，这不仅不利于人口的有效流动，还容易滋生城乡人口的对立矛盾，引发人口流动的负面作用。

只有取消这种对城乡居民的差别待遇，将所有居民不论城乡、不论本地外地，都纳入
到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这两大体系中，才能有效地发挥人口流动的优势，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人力资源和劳动力的有效配置，加快形成一体化的经济和城市化和小城镇的发展进程，促进国家现代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