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考研魏晋南北朝时期 讲义

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时期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下册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
中古历史的转折点
魏晋南朝士族社会
从汉代经学到魏晋玄学
文学艺术“自觉”的时代
政治制度
军事制度
法律制度
社会：士族社会的兴衰
政治：皇权与门阀政治消长
思想：儒、玄、佛、道并行
制度：皇权衰弱而中央集权加强
儒学衰落而影响立法
董卓之乱与军阀混战：
初平元年（190年）：曹操起兵
建安元年（196年）：迎汉献帝于许昌
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后曹操统一北方
建安13年（208年）：赤壁之战与三国鼎立形成
从官渡之战到赤壁之战
三国鼎立的形成。

曹操的统一北方：
挟天子以令诸侯
任天下之智力“人才莫盛于三国，亦唯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

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

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

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

”赵翼
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

……至曹魏则既欲移汉之天下，又不肯居篡弑之名，于是假禅让为攘夺。

自此例一开，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真所谓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原者也。

屯田
兴修水利
九品官人法
中正则由政府委任，这样就把私人的月旦评变作官家的品第，强迫清议与政府一致，同时使原来与政府有矛盾的大族名士与政府取得协调。

政府控制了舆论，而当中正的既是大族名士，他们的私家操纵也由此取得了合法地位。

——唐长孺208年，辟为丞相府文学掾，加入曹氏集团。

时年30岁。

220~226年，魏文帝时期，渐受重用。

文帝伐吴，以抚军大将军留守许昌。

与曹真等受遗诏辅佐明帝。

227~239年，魏明帝时期，长期在外统兵，官至太尉。

抵御诸葛亮北伐，平辽东公孙渊。

与大将军曹爽（曹真子）同受遗诏辅佐齐王芳，拜太傅。

249年，发动高平陵之变，杀曹爽，独秉大权。

251年，平定淮南王凌反抗。

同年卒。

251年，以抚军大将军辅政。

次年进大将军。

254年，废黜齐王芳，立高贵乡公髦。

255年，平定扬州毋丘俭、文钦反抗。

同年卒。

255年，以大将军辅政。

258年，平定扬州诸葛诞反抗。

260年，杀高贵乡公髦，立元帝奂。

263年，灭蜀。

以十郡封晋公，拜相国。

264年，进爵晋王。

次年，建天子旌旗，卒，子炎篡魏。

西晋灭吴统一
晋初政治措施：
中央官制：八公、尚书
分封诸王
推行都督制
罢民屯
两汉属和平统一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兼并问题成为社会痼疾。

魏晋南北朝人口大量死亡，劳动力成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故国家与士族地主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人口的斗争。

政府一面通过实行赐客、复客、荫客等制度，满足世族地主的部分要求；一面又限制对人口的无限制占有，故利用国有荒地，实施屯田、占田、均田制度和与之配套的租调制度，以保证国家对劳动力的控制。

因此从制度层面看，国家土地所有制呈现出发展趋势。

随着豪强地主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屯田制终于彻底瓦解，泰始元年（公元265年）“罢农官为郡县”。

西晋政权一方面要维护豪强大族的利益，另方面又要保障一批为西晋政权提供赋役的国家编户，于太康元年（公元280年）颁行占田制。

占田制规定：
①普通百姓占课田。

男子一人有权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

其中男子五十亩、次丁男二十五亩、女子二十亩为课田，亩税八升。

不论占田是否足额，课田必须缴足。

②世族官僚占田荫客制。

一品占田五十顷，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十顷。

一品至九品荫客十五至一户，衣食客三至一人，荫亲“多者九族，少者三世”。

③“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调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

（十五下至十三、六十一上至六十五为次丁。

）其诸边郡或三分之二、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賨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

”
占田制只是规定了一般农民有权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并未给予保证；官僚贵族实际占有的土地却并未触动。

因此占田制的推行并未限制士族地主的发展。

但占田制下的农民比屯田客人身相对自由，所受剥削也较轻，因而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

占田制推行的历史意义：首先，调整了世族地主的整体利益，使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世族地主土地所有制得以顺利发展。

其次，大批生产者从军事编制的屯田上解脱出来，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

第三，允许农民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鼓励了垦荒，扩大了耕地面积。

第四，逃亡避役的屯田客和流民有权合法占有土地，得以定居占田，安心生产，促进了生产者与土地的重新结合。

据统计，太康元年政府控户近246万，而占田制实施后三年，激增至377万，说明不少流民重
新附籍。

《晋书》卷24《食货志》谓“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均平，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干宝《晋纪·总论》也说“太康之中，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栖亩”；社会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与发展。

八王之乱
重用宗室子弟，特别是以之充当握有重兵的地方军政长官的现象，既不见于秦汉，也不见于唐以后，大致萌芽于曹魏，显著于西晋，下延至南北朝乃至唐初未变。

……问题的症结还在贵族政权之下，皇室作为第一家族凌驾于其他家族之上，皇帝作为第一家族的代表君临天下，其家族成员有资格也有必要取得更大权势以保持其优越地位。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世族地主的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分裂倾向，世族地主在政治上的代表不断鼓吹促使分裂倾向加剧的分封制及五等爵制，企图从政治制度上肯定世族庄园经济的分裂性与独立性。

而限于历史条件的错误认识，也使西晋统治者难以判明态势。

早在曹魏时代，司马懿长兄朗就认为“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

魏末司马氏篡权，曹魏宗室竟无一人有反抗能力，司马氏也误以为是曹魏对宗室亲王的限制所致。

至司马昭执政时，就于魏咸熙元年（公元264年）宣布“复五等爵”，实际为王、公、侯、伯、子、男六等。

入晋后分封之论更为喧嚣，世为名族的刘颂就公然主张“裂土分人，以王同姓”；又如孙吴丞相陆逊之孙、数代显赫的江东大族陆机也作《五等论》，主张分封，“使万国相维，以成磐石之固”。

西晋之所以成为短期不稳定统一，除了世族地主经济发展这一根本原因外，统治集团的一些决策与措置，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中最重要的措置之一就是分封制。

西晋建国之初，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年）便大封同姓诸王，“以郡为国。

邑二万户为大国，置上下中下三军，兵五千人；邑万户为次国，置上军下军，兵三千人；五千户为小国，置一军，兵千五百人”。

咸宁三年（公元277年）又“更制户邑”，大国增至四万户，小国皆增至万户。

特例更多，如成都王颖食邑十万户，汝南王亮、秦王柬八万户。

西晋共分封57王，此外还有众多的公侯伯子男。

诸王的政治和军事权力也不断增加，开始是允许自选国中长吏，其后又听其直接掌管封国中的军队。

这样，各封国对中央的独立性不断增强，成为导致“八王之乱”的直接契机。

西汉分封的失误，由于社会直接生产者人身依附关系尚未强化，中央集权相对强化，朝廷尚能控制局面；而西晋则因世族地主势力的发展而极大地削弱了中央集权，社会终于失控。

晋武帝司马炎认为曹魏灭亡的原因，是未分封同姓诸侯王，缺乏屏藩。

故于泰始元年（265）封宗室二十七人为王，有领地和军队。

大国封地不过一郡，军队不超过五千。

但诸王是出任军事重镇长官，如武帝未年，用楚王玮都督荆州，汝南王亮出镇许昌。

惠帝即位，用梁王彤、赵王伦、河间王颙等先后出镇关中，成都王颖镇邺。

出镇的亲王拥兵自重，导致了八王之乱发生。

西晋统一后，“诏天下罢军役”，国家控制的军队数量有所削减；大批军士解甲归田，对社会生产是有益的；但西晋政府却未采取其他有效措施拥有一支足以维护统一的武装力量。

同时却使同姓诸王的领兵权不断增强，甚至以“都督某
州诸军事”的名义让他们直接掌管本属国家的军队。

更助长了分裂倾向。

与汉唐不同的是，西晋建国伊始，统治集团即开始腐化。

晋武帝平吴之后，“怠于政术，耽于游宴”。

太傅何曾日食万钱，还说“无下箸处”。

大臣傅咸曾指出：“奢侈之费，甚于天灾。

”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武帝死，继位的惠帝智力低下，皇后贾氏专权擅杀，引发“八王之乱”。

贾后与皇太后（惠帝姨母）父杨骏争权。

元康元年（公元291年），贾后与掌握禁军的楚王玮合谋杨骏，囚死太后。

但朝廷又推汝南王亮和卫瓘辅政，贾后使惠帝下密诏令玮杀亮、瓘，再以擅杀罪除玮。

惠帝元康六年（公元296年）贾后召表面上亲附她的赵王伦入辅，并杀死非亲生的太子遹。

永宁元年（公元301年），赵王伦杀贾后并废惠帝自立，诸王纷纷“勤王”，“兵兴六十余日，战及杀害近十万人”。

其后赵王伦被杀，惠帝复位，但诸王争战更剧。

永兴三年（公元306年）东海王越入朝专权，毒死惠帝，拥立怀帝炽，“八王之乱”才告结束。

“八王之乱”历时十六年，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失，“百姓创痍，饥饿冻馁”。

但西晋政府及诸王也已元气大伤，而诸王为骨肉相残所招徕的各族势力乘虚而入，引起社会矛盾的空前激化。

八王之乱两个阶段
公元291年，贾后用司马玮政变，杀杨骏废皇太后，又借口楚王玮矫诏擅杀司马亮、卫瓘(guàn)，将其处死。

（公元291～299年,贾后专权，名士执政，政治腐败而政局相对安定。

）
公元300～306，六王厮杀，中原残破，权归东海司马越。

八王之乱后，胡汉移民狂潮和遍布全国的暴动起义，已经无法控制，史称“永嘉之乱”。

永嘉五年（公元311年），随着司马越死亡、晋军主力被歼、洛阳陷落，晋怀帝被俘，西晋王朝名存实亡。

其名义上的寿终正寝，是流亡西北的晋愍帝被俘后遇害的时间——公元317年。

东晋(317-420)
永嘉元年（307）7月司马睿为安东将军、
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

11月王澄都督荆州。

永嘉三年（309）3月王敦任扬州刺史。

永嘉五年（311）4月晋主力灭亡，洛阳陷落，
怀帝被俘。

建兴四年（316）长安陷落，愍帝被俘。

建武元年（317）司马睿即位。

门阀政治
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

严格意义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江左的东晋时期。

田余庆教授
东晋门阀政治的代表家族
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东晋基本国策
依靠侨姓士族
团结南方士族
利用流民武装
只要注籍在侨州郡户口簿上，就可以获得优复（免调役）等等的优待。

…对于吸引中原地区人民像怒潮似地涌向江南，也起过一定的作用。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
王导的历史贡献
王导之笼络江东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抵抗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

不谓民族之功臣，似非平情之论也。

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
门阀政治是皇权与士族势力的某种平衡，也是适逢其会得以上升的某几家士族权力的某种平衡。

动乱的方式较多地表现为长江上下游之争，因为在士族专兵条件下，彼此制约的士族，其权力的分配正是表现为长江上下游实力的相持。

但是，上下游的这种关系又受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冲突一般是适可而止，较少达到决裂地步。

——田余庆
荆扬之争
动乱的方式较多地表现为长江上下游之争，因为在士族专兵条件下，彼此制约的士族，其权力的分配正是表现为长江上下游实力的相持。

但是，上下游的这种关系又受南北民族矛盾的制约，冲突一般是适可而止，较少达到决裂地步。

——田余庆
王敦之乱（322～324）
王与马、共天下
王敦攻入建康，废帝的失敗
历史的结论是：只有皇权与士族共治天下，平衡和秩序才得以维持。

所以，本来只是两晋之际具体条件下形成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暂时局面，就被皇权与士族共同接受，成为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模式。

——田余庆
桓温专权
谢安与淝水之战
刘裕与晋宋禅代
刘裕的成功终归又是靠京口流民的力量。

东晋一朝，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门阀政治才能维持。

等到士族不能照旧当权，司马氏也不能照旧垂拱而居帝位的时候，已经走到前台的流民领袖人物既抛弃了司马氏，也改变了门阀政治格局，树立了次等士族的统治秩序。

——田余庆
南朝
宋（420—479）420年，宋武帝刘裕废晋恭帝自立，国号宋，都建康。

宋文帝刘义隆元嘉年间北伐失败
479年，齐高帝萧道成代宋自立，国号齐，都建康。

502年，梁武帝萧衍代齐自立，国号梁，都建康。

548~552年侯景之乱
557年，陈武帝陈霸先代梁自立，国号陈，都建康。

南朝走向衰落
晋、宋之间，士庶区别日益严格，宋、齐时已达到僵化的程度。

…门阀贵族坚决反对把新兴的或假冒的士人处于自己的同一等级，他们认为必须保持原来独占的统治轨道。

士庶区别的严格化发生在此时，正因为士庶有混淆的危险。

所以这里并不表示门阀势力的强大，相反的倒是由于他们害怕这种新形势足以削弱甚至消除他们长期以来引以自傲的优越地位。

——唐长孺《南朝寒人的兴起》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

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

”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屣，坐棊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
流民起义
李特起义和成汉政权
五胡乱华与十六国
十六国历史始于304年，终于439年，主要由“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建立，也有部分汉族政权。

十六国习惯性称呼，指时间较长的十六个割据政权，另有几个政权年代较短未计入。

按名称分按民族
一赵（后赵）匈奴三：汉-前赵、夏、北凉
一夏
鲜卑五：前燕、后燕、南燕、南凉、西秦
二汉（汉–前赵、成汉）羯一：后赵
三秦（前、后、西）氐三（包括賨）：前秦、后凉、成汉
四燕（前、后、北、南）羌一：后秦
五凉（前、后、西、北、
南）
汉三：前凉、西凉、北燕
十六国君主中多有精通汉文化者，普遍重视儒学。

(汉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皆略诵之。

《史》、《汉》、诸子，无不综览。

拓跋族的兴起
呼伦贝尔草原不仅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而且是他们的武库、粮仓和练兵场。

他们利用这里的优越的自然条件，繁殖自己的民族，武装自己的军队，然后以此为出发点由东而西，征服内蒙中部和西部诸部落或最广大的世界，展开他们历史性的活动。

鲜卑人如此，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也是如此。

很多的游牧民族都是在呼伦贝尔草原打扮好了，或者说在这个草原装备好了，然后才走出马门。

当他们走出马门的时候，他们已经不仅是一群牧人，而是有组织的全副武装了的骑手、战士。

翦伯赞《内蒙访古》
386年淝水之战后拓拔珪复国，称魏王。

395年魏军大败燕军。

397年魏军攻占燕都中山。

398年魏王拓跋珪在平城称帝。

魏太武帝统一北方
431，灭夏国
436，灭北燕
439，灭北凉，统一北方。

450，击败刘宋北伐，兵临瓜步，
建康震动。

“咸荷担而立。

”
魏孝文帝汉化改制
北魏统一北方之际，尚处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阶段，奴隶制残余还很严重，征服过程中不少汉族和他族被掠为奴，阶级矛盾十分激烈，拓跋鲜卑和汉族及他族也存在着民族矛盾。

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的条件下，各族人民屡起反抗，兴光二年（公元455年），卢水胡盖吴起义，聚众十余万，虽遭镇压，但北魏统治亦动摇。

统治集团中开始酝酿改革。

公元471年，五岁的孝文帝拓跋宏继位，祖母冯太后主政。

至太和九年（公元485年），全面推行改革。

均田制
首先是土地制度，颁行均田令，主要内容：
①十五岁以上男子受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受露田二十亩。

露田加倍或三倍授给以备休耕。

露田年满七十还官，桑田身终不还。

②地主可按其奴婢、耕牛数量受田，奴婢受田与良人同，耕牛一头受三十亩。

③土广民稀之处，任力耕垦，不受限制。

④官吏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县令、郡丞六顷。

公田离职移交，不许买卖。

与均田制颁布同时，北魏还颁布了三长制和租调制。

三长制规定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加强基层统治，征发赋役。

租调制规定，一夫一妇出帛一匹、粟二石；十五岁以上未婚男女4人、从事耕织的奴婢8人、耕牛20头，分别与一夫一妇相当。

均田制是在不触动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承认普通民众也有获得小块土地的权利，并鼓励开荒，增加耕地面积；租调剥削也相对较轻。

北魏社会一度呈现繁荣景象
均田制使许多隐匿户口成为国家编户。

但因奴婢、耕牛受田之法，并未太多触动大土地所有制；均田可能只行于荒地、无主地和所有权不明确的田地。

用国家力量干预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北朝的均田是古代史上的最后一次。

到唐代，均田制不久就瓦解了；但在北朝，均田促成了编户齐民体制的重建，带来了帝国的复兴。

十六国时期的“坞壁”与“宗主督护制”
坞壁的主要特点：
坞壁主身份一般是庄园主或有号召力的官吏；
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宗族为核心；
规模一般大于原来的里、村，内部建有基层行政单位；
内部生产经营多采用庄园式方法；有军事化色彩，但以自保为主。

陈寅恪先生《桃花源记旁证》一文认为：
陶渊明的名作《桃花源记》并非简单的随想之作，而是对十六国后期北方弘农、上洛一带一处坞壁的真实描写。

以“三长制”取代“宗主督护制”
太和十年以李冲议，实行三长制：五家设一邻长，五邻设一里长，五里设一党长，负责清查户口、征收赋税等基层行政管理工作。

使得编户齐民体制得以重建。

迁都洛阳与改革鲜卑旧俗
制定姓族，门第选官。

迁至洛阳的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

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

在鲜卑贵族中分定姓族高低，授予不同官职
禁鲜卑服饰、朝廷上禁鲜卑语。

六镇起义与东西魏分裂
边塞六镇之鲜卑及胡化之汉族，则仍保留其本来之胡化，而不为洛都汉化之所浸染。

故中央政权所在之洛阳其汉化愈深，则边塞六镇胡化民族对于汉化之反动亦愈甚，卒酿成六镇之叛乱。

——陈寅恪
550年，高洋建北齐
557年，宇文觉建北周
577年，宇文邕灭北北齐，统一北方。

北周建立者宇文泰，鲜卑族，“世为大人”。

六镇起义时，泰随父参加，葛荣败死，作为降户迁入晋阳。

由于其出身及胆识，为尔朱荣赏识，渐获提拔。

后随贺拔岳入关镇压起义，岳为侯莫陈悦害死，泰继统岳众，攻杀悦，占据关中。

534年（永熙三年），孝武帝元脩不满高欢，潜奔关中，但又与泰发生矛盾，同年十二月，泰毒死元脩，另立孝文帝孙元宝炬为帝，泰为都督中外诸军事、柱国大将军，都长安，史称西魏。

556年，泰死，子觉继立，随即篡代，国号周，史称北周。

不久，觉被泰侄护所杀，另立泰长子毓。

毓死，弟邕继立，是为北周武帝。

北周改革，主要在泰及邕时。

宇文泰顺应了世族所有制变革的历史趋势，积极推行均田制。

并采纳苏绰建议，立计帐、户籍等制，保证均田制的贯彻实施。

在北周统治区内，世族地主的经济实力不如关东那样强盛，政治上得势的也主要是以“八柱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军事贵族，他们与北周政权尚能同心同德，拥护宇文泰改革，因而国家得以控制大量编户，中央集权有了强化的条件。

宇文泰还十分注意团结各族上层人物。

虽如陈寅恪所言，宇文泰亦有对孝文改革的逆反心理，甚至回改复姓，北周虽曾回改汉姓为复姓，只应视为在民族大融合洪流中鲜卑贵族旧有的文化心理的回光返照，或谓顾影自怜；实际上，重分胡汉，既不可能，也不必要。

至泰子毓（明帝）时，即曾颁诏：“三十六国，九十九姓，自魏氏南徙，皆称河南之民。

今周室既都关中，宜改称京兆人。

”
北周制度变化
依据《周礼》建立（天、地、春、夏、秋、冬）六官
府兵制
在均田制顺利推行、国家编户数增的前提下，宇文泰还创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府兵制。

陈寅恪与岑仲勉先生均认为此制亦源自鲜卑旧制，但就此制与均田制有机结合而论，似仍可视为创制。

八柱国中，泰为军政首脑，元欣仅挂虚名，其余六柱国下各设二大将军，每大将军下设二开府，共二十四府，每府一军，是为府兵的基本系统。

北周府兵的建立与发展，有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征兵来源不断扩大。

开始是“广募关陇豪右，以增军旅”，实际就是收编原有的世族私人武装为国家军队；其后又征发中小地主与富裕自耕农；到了周武帝时，征兵对象扩展到一般贫民百姓。

第二个趋势是由兵、民分治逐渐转变为兵农合一。

起初府兵另立兵籍，不隶州县；其后随着征兵范围的扩大，一般民户均可抽调为兵，旧有的兵籍渐趋涣散，出现了兵农合一的趋势。

至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590年）正式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

”至此府兵制与均田制完全结合，成为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兵农合一的军事制度。

府兵制发展的这两个趋势，与世族所有制变革条件下均田制的推行密切相关，这一兵农合一军事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巩固，极大地提高了国家军队的战斗力，为北周的统一北方乃至其后隋王朝的统一全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泰子宇文邕时，除了继续推行前朝一系列改革措施外，又大规模展开毁佛运动。

当时朝野间继魏末崇佛传统，寺院多达万余所，僧众百万，严重影响着政府的兵源及税源，不利于国家权力的强化。

建德三年（公元574年）诏禁佛道二教：“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

”把寺院、道观占有的土地全部收归国有，僧侣、道士和僧祇户、佛图户等“皆复军民，还归编户”，重新转化为均田农民，从而使国有土地国家佃农数量骤增，平均负担随之减轻，兵源也更为充裕，“民役稍稀，租调年增，兵师日盛”。

达到了“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的目的。

在国力渐盛的前提下，北周不失时机地开展统一运动，553年攻占益州。

554年攻占了梁都江陵（侯景之乱后迁此）。

在与北齐的战争中，也由弱转强，节节胜利。

575-576年，两次大举攻齐，577年正月，攻下邺都，齐后主纬出逃被俘，北齐亡。

魏晋玄学思潮
通过自由平等的“清谈”论辨，在尊重经验和理性的形名学基础上，运用“得意忘言”的学术方法创造性地地解释经典，最终以“本末体用”关系将儒家名教与道家自然融为一体，并上升到“有无之辨”的高度论证，完成了中国哲学形态从汉代宇宙论向魏晋本体论的转变。

按时间先后顺序，玄学流派可划分为正始玄学、竹林玄学、西晋玄学和东晋玄学四个发展阶段。

由于“黄老”道家已经将儒家伦理融入其中，因此从广义上说，魏晋玄学是“黄老”与“老庄”的融合；从狭义上说，则是黄老“因循”“形名”、老庄“自然”“言意”等思想要素与儒家伦理学说的融合。

佛教译经则对玄学由生成论向本体论转化，起了某种间接的刺激作用。

中国哲学从宇宙论到本体论，提高了思想界的思维水平，为儒释道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改变了文学艺术的政治附庸地位，开始了“文学的自觉时代”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

”
士族社会生活自由化，为魏晋风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