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与翻译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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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关系
【摘要】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
比较文学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系统中,在异质文化之间文学互补,互证,互识的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翻译研究作为新生学科,关注翻译行为与译作周围问题的复杂性。
既是人文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又与比较文学存在着天然的联系。
比较文学与翻译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
【关键词】比较文学;翻译研究;共同发展
一、比较文学与翻译学的概况
比较文学与翻译学基本上是相伴而生的,但在相当长的历史中,它们的处境都不容乐观。
自比较文学诞生,很多学者都认为比较文学实质上应该是文学比较,它只是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并不构成文学研究的一个单独学科。
翻译学被普遍认为是文学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研究大家族中的庶出,身份低微。
学者们普遍认为翻译学就是研究翻译中语言转换的技巧问题,不是什么大学问。
而与此同时,比较文学学者也长期对翻译持有轻视的态度。
翻译历来被认为是一种工具,只是为比较文学研究作准备,翻译本身并没有独立的学术地位。
苏珊·巴斯奈特教授是这样表述两者之间的关系的:“比较文学与翻译学的关系,向来很复杂,争论很多。
传统的看法是把翻译看作穷亲戚,视为雕虫小技,译文的地位通常要比原文低。
比较文学理论家虽然承认翻译对他们的研究工作有所贡献,但又普遍认
为直接阅读原文才是最好的选择。
”
二、比较文学与翻译之间的不平等地位
长期以来,比较文学与翻译学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当然也不乏一些学者努力提高翻译学的地位。
比如说斯达尔夫人鼓励意大利翻译家们多翻译现代欧洲作品,她力图借助翻译引进其他国家的文学,以丰富和充实自己同胞的思想。
赫尔德、歌德和施莱尔马赫也曾为提高翻译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过呼吁。
总的来说,虽然有学者为提高翻译的地位大声疾呼,但翻译和翻译学的地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得到改变,流行的观点仍然视翻译为小道,是比较文学的辅助工具,并不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20世纪初,美国比较文学逐步发展,最终形成了比较文学研究的“美国学派”。
美国学派注重平行比较和理论分析,不再把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局限在相互之间有直接联系的文学现象上,而是把所有具备某种可能性的比较文学现象都纳入比较文学研究的视野,所以比较文学研究选题大大扩大,比较文学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广,研究者们仅仅靠自己所掌握的语种和所了解的文学作品来进行研究和教学已经远远不够,因此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借助翻译作品。
这样,翻译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了。
三、翻译学地位的逐步提升
真正使翻译和翻译学的地位以及其与比较文学的关系发生根本转变的是“接受美学”和“解构主义”理论的兴起。
接受美学使文学研究由原来只注重作者和作品转到越来越重视文本的接受方,也
就是读者身上。
翻译活动也是一种接受过程,原作者、原作与翻译者、译作的关系,是作者、作品与接受者、接受活动关系的具体表现之一。
人们从原来只注重原作者和原作到越来越重视翻译者和译作,逐渐认识到翻译并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机械转换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创作过程,一个没有经过翻译的文本是没有生命力的。
译者追求的不再是两种语言的精确对等,而是赋予原作以新生,以及赋予怎样的新生,使原作语言怎样融入接受语言,译入语文化的文学标准对原作的重写起了决定性的指导作用。
关于比较文学和翻译以及翻译和翻译学、原作和译作之间关系的传统看法,以自柏拉图以来强调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为基础。
解构主义的崛起,破除了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为人们改变传统的看法提供了契机。
瓦尔特·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宣称:“原作的生命要通过译作,才能获得不断的新生,并结出十分丰硕的成果。
”(谭惠娟,2006:137)随后的德里达也始终关注翻译问题,逐步打破了对原著神圣性的膜拜,并对原作和译作之间的等级关系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从根本上否定了翻译中两种语言必须准确对等的思想。
本雅明和德里达的翻译观消解了原作和译作、原作者和译者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翻译学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也得到大大的提高。
四、比较文学与翻译之间此消彼长的态势
“文化研究”作为一个重要的概念在20世纪中期被提出,在这个前提下,比较文学研究的重点转到对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平行的各种文学现象进行横向比较,各种文化差异性以及各个文化系统之
间的相互关系成为比较文学研究者关注的重点,而文学的主题、人物、情节、结构和语言表达方式等方面的探讨则退居到相对次要的地位,比较文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文化转向”。
由于此时翻译要面对的是属于不同文化传统的文学现象,翻译者们要面对的不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而是对不同语言中所包含的文化意义的理解和传达。
翻译学研究越来越集中探讨跨文化理解问题,探讨翻译的历史文化背景、翻译者的文化立场等如何影响翻译者的再创造过程,翻译者如何实现再创造,以及翻译如何在现实社会文化发展中发挥种种作用等。
于是,翻译学也实现了“文化转向”。
在文化研究的学术思潮冲击下,比较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都发生了重要转变。
相对来说,比较文学研究历来比较重视西方文化传统内部的文学研究,面对文化研究所倡导的思潮,它显得难以适应,而翻译学本身就是因为打破原作与译作,西方精英文化与东方和第三世界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格局而得以兴盛起来的,所以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有很多共同性,文化研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比较文学和翻译学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翻译学已经不再从属于比较文学,比较文学反而离不开翻译学,比较文学与翻译学不再有高低之分。
翻译学不再被狭义地理解为只是语言之间的转换,而被看作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交流和交锋。
五、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交而不同
尽管这两门学科有相交之处,此处的相交主要指文学翻译和文化转向。
但我们不难发现二者其实具有一种“交而不同”的关系。
首先,它们是两门不同的学科。
比较文学,顾名思义,是一种文学研究,不论是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或者一些中国学者宣称的阐发研究,甚至于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各种理论思潮影响下比较文学发展的新阶段,都是以文学为研究对象,研究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研究文学本身的问题。
在研究中,各派尽管采用视角不同,但都是从文学出发,最后又回到文学上来。
同理,翻译研究是以翻译活动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
它所关注的是一切与翻译相关的现象,诸如文学与非文学的翻译,各种口译,翻译评估,翻译理论建设等。
这期间会涉及不同学科,采用不同视角,然而从头到尾都是始于翻译,终于翻译的。
翻译始终都是其不变的关注点。
文学与翻译,毕竟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也是两门不同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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