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十三行街区

十三行街区的分布

十三行从广州的历史中隐退，距今仅一个半世纪，但广州的城区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要凭吊行商行号或外人夷馆的遗址，已经不可能了。图中所示是当时十三行街区的分布状况，

现在谈及的行商行号及西洋夷馆的分布基本上是嘉庆、道光以后的情况。此处所谓“十三行街区”，并不只是老广州所熟悉的十三行路(清代称十三行街)，在此，它指的是外洋行及夷馆所分布的整个区域。大致是南濒珠江，北至今天的和平东路，东至今仁济路，西至今长乐路的范围内。

广州商馆区图

十三行行商的行号相对分散。大多数的行号是在十三行街之外，但为了与西洋商人联系方便，许多行号与十三行街也就近在咫尺。如十三行街往东，清代名回澜(栏)桥之地，即今回栏新街至人民南路的仁济路路段，便有若干行号设立于此，计有梁经国的天宝行、卢观恒的广利行、伍秉鉴的怡和行、黎颜裕的西成行、关成发的万合行等。另外，谢嘉梧的东裕行在仁济路的登龙巷。当然也有行号是设置在十三行街的，除了赫赫有名的潘家的同文行外(在今同文路)，还曾经有李应桂的万源行、刘德章的东生行等。

夷馆既是西洋商人居住之地，也是他们的商铺、账房。外人夷馆，尽数位于十三行街，即今天的十三行路。路上不仅有夷馆，而且有行商的行号，这些房屋都是坐北朝南，面向珠江。从西至东，依次分布如下(方括号内为分割街区的南北向街道名称，夷馆后圆括号内为其中文“行”名)：

卢观恒的广利行——郑崇谦的会隆行(嘉庆年间已破产，行号不知为何人接管，但西人仍习惯称此房产为会隆行)——[联兴街]——丹麦馆(黄旗行)——[靖远街]——西班牙馆(大吕宋馆)——法国馆(高公行，另有资料说是“旧公行”) ——刘德章的东生行(后为潘文涛的中和行)——街角馆(connet factory，外人记载此处中文名为燕子巢，不知何所指)—— [同文街]——美国馆(广顺行，又有阼广源行者)——李应桂的万源行——宝顺行——帝国馆(双鹰行)——瑞典馆(瑞行，一作修和行) ——旧英国馆(隆顺行)——炒炒(混合)馆(英文名一作Panee Factory，为巴斯馆之意，中文名作丰泰行)—— [新豆栏街](即英文文献中之“猪巷”，Hog Lane)——新英国馆(保和行)——荷兰馆(集义行)——小溪馆(义和行)。

在夷馆与珠江之间，还有两片广场，是西洋商人休憩散步之地。嘉道期间，在广州的西洋商人以英、美两国势力最大，人数最多，因此，这两片广场也就分别被命名为“美国花园”和“英国花园”。直到道光二年(1822)十三行街大火之前，这片广场是西洋商人专用的，周围用栏杆圈围。火灾后，栏杆被毁坏，这个原来封闭的广场就成了通衢大道。据长期寓居广州的美国商人亨特回忆，“一些沿街叫卖的小商贩也喜欢聚集在这里做些小本生意。这些小商贩有卖咸橄榄、卖花生、卖糕点、卖茶水、卖粥的，还卖许多其他吃的喝的东西，但没有卖比茶更烈性的饮料”。这里俨然成了小商贩的乐园，为这个外国人聚居的社区平添了几分中国的色彩。

十三行街的南侧中西商馆杂处，以西洋夷馆为主，这是乾隆以后为了使规模日益扩大的贸易顺利进行而采取的集中管理的措施。对于这样的做法，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封闭保守，因为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对于贸易的有效运作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虽然西洋商人对于清政府的种种做法多有怨言，但是他们也承认，在广州做生意的效率绝对不逊色于欧洲的任何一个口岸。并且，地方政府为了保障外商的人身安全，十分注意对附近地区的管理。“同文街与美国馆的拐角处设有一个守卫所，有10到12名中国士兵驻扎，作为警察以防止中国人骚扰‘番鬼’。”在商馆前的广场成了各色人等流连之地后，只要外国人提出这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些巡役们就会随传随到，驱散那些摆摊的小商贩。

虽然商馆的生活空间有限，西洋商人对于这里的印象还是不错的。美国商人亨特就说：“由于这里(商馆)的生活充满情趣，由于彼此间良好的社会感情，和无限友谊的存在；由于与被指定同我们做生意的中国人交易的便利，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诚实，都使我们形成一种对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感，任何一个曾在这里居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老广州’，在离开商馆时，无不怀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惜别心情。”这番话说明十三行街区的布局还是有其合理性的。

摘自：《广州外洋行商人》

十三行的建筑风格

西洋商人居住的“夷馆”是向行商租赁的，这种“中体西用”的形式，造就了十三行街区中西合璧的独特建筑风格，从18世纪起，在许多描绘十三行的外销画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充满异域风情，又糅合了广州本地特点的建筑。

十三行街区的营造，是年积月累的结果。早在乾隆年间，沈三白在其《浮生六记》中就说:“十三洋行在幽兰门之西，结构与洋画同。”说明十三行街的风光已为人所熟知。

之所以于中土之内设西洋风格，是因为外人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筑商馆。设计夷馆的当然是西洋人，但是建造者却是中国的工匠，在实践中，他们学到了新的建筑方法，并与中国的风格糅合在一起。廊柱结构的建筑形式，后来就发展成了独具特色的骑楼，遮阳挡雨，绐人们的生活带来莫大的方便。

十三行街区的西洋建筑，并没有引起广州官方的干涉，至少是在夷馆附近的有限区域内，外商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比如，外商在各自的商馆前竖立了旗杆，可以看到英国、荷兰、美国和西班牙等国的国旗在商馆前迎风招展，这在外销画中有突出的反映。不过，严夷夏之防始终是地方官员的重要任务，如果“夷人”的生活情趣为国人所模拟，就会引起地方要员的警惕，进而取缔之。

十三行街区内更多的应该是中国式的建筑。其中，外洋行的公所就给西洋商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公所设在同文街北面尽头处的对面，是“一组很漂亮、宽敞的中国式建筑。……它有很多套用来接待客人和办事的房间，有露天的庭院”。清末，这个公所早已不复是当年的商人聚集地，而成了巡捕房，是为巡警西关第八分局。

摘自：《广州外洋行商人》

十三行与十三夷馆

广州西关的十三行街因十三行而得名，自无疑义。只是“十三行”一名究竟起于何时，现在还不能确定准确的年份。历来对于“十三行”也有多种的说法，正反映了行商历史的丰富内涵。

屈大均是明末清初广东三大家之一，他曾写下了一首《广州竹枝词》：“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据此可知，十三行的称谓，在清初已为人所熟知，不是在设置粤海关以后因为招募行商才出现的。

按清政府制度，外国船只在黄埔港停泊后，只有若干高级职员可以溯江而上，到西关指定的地点居停，而普通船员不得离开黄埔港指定的范围。船长等人居住的地方，通常是各国公司租赁的房屋，有本国人员前来，则延揽其人住，收取一定的费用。而更主要的是，这里是各国公司的办事地点。外国商人叫这些地方作“商馆”(factory)，而清代文献中则称之为“夷馆”，是“夷人寓馆”的简称。不过，这些“碧眼蕃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的地方，并非西洋商人的产业，而是向中国行商租赁而来的。在城区之外划定一片区域，限制外人的活动，这种做法非始于清代，实际上是唐宋时代蕃坊的遗风。清朝的做法并没有什么标新立异之处。

外国人居住的商馆相对集中固定，没有太大的变迁，这个所谓的“十三行”不难分辨。困难的是，中国行商的行号变动甚大，数量不固定，如果以“十三”为定数，非要寻出对应的行号不可，则必定会徒劳无功。乾隆以后，即便是长期居留广州者，亦会对行商的数目与“十三”不符而大伤脑筋。李调元就说：“广州城南设有十三行。按十三行，今实止八行……”由于行商的数目变动不定，“十三”之数难得相符。如康熙五十九年(1720)，共有十六家行商。此时的行商也不是分为“总商”、“副商”，而是有头、二、三等。次年公行解散，行商就只剩两家了。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外洋行成立，有行商十一家。由这时候开始一直到1842年外洋行不再垄断对外贸易止，行商数目最少的是1782贸易年度开始的时候，只有四家，最多的时候是1786年，有二十家。据统计，只有在嘉庆十八年(1813)和道光十七年(1837)，行商的数目适符十三之数。

至于夷馆的数目，也多少不定，不过其变动远不如行商数目那般无常，一般也是以十三为数。十三夷馆与十三行，巧相对应，大概也是传统的以对称为美的思维所起的作用吧。欧美各国来华贸易之起始年代不一，夷馆建立的时间也不尽相同。乾隆以前，外国人多有租赁民居作寓所的。其后，对外国人的约束愈加严厉，除了行商兴建的夷馆外，外人不得租赁民居。于是形成了夷馆集中于一处，并且与行商的行号毗邻的格局。夷馆货如轮转，就意味着行商生意滔滔，两者互相依存。因此，在谈到十三行的时候，不可忽略这些行商的“近邻”。

摘自：《广州外洋行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