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夷山悬棺参考

武夷山悬棺，是武夷山贡献给人类的一种奇特葬俗，更是超出葬俗之外一个难解的文明谜团，包涵着太多的福建上古文明密码。船棺还包含着一个种族的秘密，牵涉着一个种族的兴亡。最近文化散文《船棺，祖先划不回去的孤舟》在闽北引起强烈反响，本版特约该文作者李子先生撰写专稿，对武夷山船棺谜团再作全景透视——

上古时期的武夷山是七闽族（史书上称呼）的“武夷闽”生活之地，据古书记载，古时武夷山有“悬棺数千”，经过数千年岁月沧桑，至今仍保存有近二十处。自古以来，人们都试图解开悬棺的谜团。

1978年9月15日，省博物馆梅华全等考古科研人员开始向这个千古悬疑冲击。他们历尽艰难，把一具悬棺从垂直50余米的白崖洞上成功取下。可是他们发现，悬棺是对中国文明史学的挑战，它的无数文明密码，超过了考古人员的历史常识，超过了科学家既定的认知水准，以致三十年过去了仍未喝下庆功酒。

但从前年以来，与武夷山相邻的浦城县，连续两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福建省博物院院长杨琮先生称浦城县的墓群发掘“将福建文明史推进了1000年”。考古成果和现代科技手段触发了我们对船棺的再认识，并对解答悬棺之谜形成了重要的证据链。

经国家有关科研和权威单位碳14实验测定，船棺成棺年代大致在距今

3200-3700年之间，相当于商代期间；参考成棺年代迟于武夷山的江西圆形棺在距今2800-2500年之间，相当于春秋至战国期间，总体推定武夷山悬棺处在我国历史上的商周时期。

从制作技术上看，船棺采用了刨、凿、砍、削、锯等多种工具和多种工序。棺中随葬物除有粗、细篾席以及麻织品外，最引人注目的有两种物品，即棺内往往有鳖壳龟甲或者木制龟形板，还有伴放黑、棕卵石现象。

细点着这一切，人们不禁向船棺发出追问：古闽地曾是一块什么样的土地，七闽族是什么样的一个种族，古闽人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我们怎么解开船棺和古闽文明的谜团？

制作工艺拷问“蛮夷”之说

自古以来，福建上古时期基本被遗忘和扭曲。我们所知道的古闽是这样的：“闽，蛮夷也”，“闽，不羁之地，不牧之民”。那时的古闽地基本被视作“原始社会”状态，最多处在新石器向青铜器进化的初期。

可是，站在船棺前我们不免对“古闽文化蛮夷”的说法产生怀疑：船棺取材为楠木，船棺直径近1米的楠木显然是坚硬如铁。要砍倒它，石器根本不敢问津，初期的青铜器也莫奈它何，即使鼎盛时期的青铜斧具要胜任它，除非如同铁器并达到钢化的程度；要在坚如磐石的巨木中刳出空柩，并且要剖编出棺中的随葬品篾席，也须有这样的刀斧！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对古闽人制作船棺的利器只能作天问式的想象：古闽地怎么可能有这样的文明水准？

但现在武夷山市紧邻的浦城县土墩墓一打开，就奏响了古闽人铸冶技术的时代最强音：当年楚王墓发掘中得到的“越王剑”、唐代僧人在福州鼓山疏浚欧冶池得到的青铜剑，以及松溪湛卢山冶炼炉遗址的发现，证实了2500年前春秋时期越王派欧冶子隐居古闽地打造出的“越王剑”果真是天下无双。如今在浦城土墩墓里的发现更是出人意料：比越王允常早1000年的西周，古闽地已不是一把而是一批这样的无敌锋镝，至今还闪着寒光！

武夷山船棺和浦城的青铜剑是这么吻合：当北方铸冶“鼎”的技术炉火纯青时，古闽人铸炼刀斧的技术也达到登峰造极！再结合漳州莲花池、三明万寿岩二

十万年以来的古闽史前文明的发现，全省二、三十处旧石器新石器遗址的发现，以及浦城一万年以来昙石山三千年以前精美的陶器玉器青铜器和船棺中的竹制品麻织品等事实，我们完全领会到了上古七闽族的发达水平。因此可以认为，这是一块长期被看作蛮夷而并不蛮夷的地方，这是一个长期被视为蛮夷而并不蛮夷的种族。基本可知：古闽族人有着异乎想象的高度文明，他们既有制作船棺的生产技术能力，也有把船棺架壑到天洞的能力！

船棺外形指向古闽起源

船棺的外形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古闽人的来源。按传统历史主义演化论，中原华夏是全中国人的摇篮，即从来都认为“南中国汉人是北方汉人南迁”，古闽地原住先民与中原种族也有“正统”延续的种源关系。现在古人类学家通过对人类血清和基因的测定对这些“理论”重新考量，得出了“南中国人”的来源路线是非洲-印尼-华南的基本脉络。长期从事考古的黄春荣先生也否定了“闽人中原后裔说”：“已出土的……说明该地区在帝喾、尧、舜之前已有人类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证明这里的人类始祖并不是般瓠，也不是周叔熊，更不能都说是‘三苗’的后裔。”

船棺的特殊造型就可能暗示出了古闽族人的起源。棺椁被制成船形，与自古流行于东南沿海疍民的独木舟不但造型相似，连用材也大多一致，它揭示出了古闽人与海洋的紧密性，似乎在告诉我们古闽族人“我祖乘船来，我要乘船返”。

这样，被认为是“唐虞之际”撰述的中国最古老的地理志《山海经》，其“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曰闽中山”的说法就不再是神话传说而是真实的记载。闽史专家卢美松依此指出“闽在海中”是指古闽地包括了从东南之海至武夷山脉之间的陆地和岛屿。学者们研究古闽地质地貌和东山陆桥的变化，也基本确证彼时古闽地是“面向海洋的文化圈”。有的学者在此基础上把“闽在海中”解读为“闽来自海中”，又读出另一层意思——七闽族人原是海上居民，他们是一个来自海中的族群。从福建田野调查看，“贝丘文化”代表的生活在濒海的福州昙石山遗址上的古闽人，被鉴定为“蒙古人种南亚类型”，“山地文化”代表的生活在内陆武夷山的武夷闽人，被鉴定为“南方蒙古利亚种”。“南亚类型”和“南方利亚种”其实都是一个词意，即他们源近于马来人种。云南有个悬崖葬的后代村苗语读做“不这吾”，这名称就是“我要回家”之意。因此棺椁做成船形，表达出这样的指向：他们的先民原是海上而来，把船棺架壑升天，是回归祖地的期待。

随葬之物暗示种族特性

船棺随葬的卵石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古闽族的特征。曾有人认为船棺随葬黑、棕卵石，意味着是古闽人的生殖崇拜。其实，它应当是七闽族人的祖宗崇拜，或者叫做肤色崇拜。

马来人种以较矮小、皮肤棕黑为特征。我们先看七闽族是否符合这一特征。在《山海经》、《小雅》、《虞书》等史籍传述中，中国南方黑色人种的记载就扑面而来：“不死民，其人为黑”；“雨师妾，其人为黑色”……而有关古闽的传述，黑色人种之说也不绝如缕：“闽濮”———小黑人；“山都”———形如“昆仑人”（黑人）；“南山有羽民国”———南山，即武夷山，羽民国即谬以为武夷山人能高飞，郭璞在“南山羽民国”下注“卵生”。人类卵生的神话是马来文化的特征，因此“卵生”显然是马来文化的泊来品。

再从实证上看，出土的古闽人与马来人种特点及古代记载是一致的。古闽人的身形和肤色，在昙石山人身上都有验证，从其骨骼化石上判断最高身高不足

160公分，而肤色，专家称与黑人相似。武夷闽人同源于马来人种，那么用昙石山人可证武夷闽人。据此我们推论，船棺中的棕黑卵石，大约既是古闽人对自己种族卵生神话的信仰，也是对自己棕黑人种漂泊而来的肤色念想。

船棺随葬的龟形板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古闽族的图腾崇拜。闽，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注释为：“闽，东南越，蛇种。”后世人们更接过许氏的诠释，干脆把“闽”与蛇的关系钉实：“闽为山地，多出蛇之类，故门下增虫字，以示其特性。”“蛇种”的界定，从此把闽人与蛇崇拜紧紧绑缚在了一起。

图腾崇拜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是一个民族判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性。笔者曾有专文论及“闽人不崇蛇”，此处从略。那么七闽族人崇拜什么？极有趣的是我们看到汉武帝祭祀武夷君时用的是鱼干，这从一个侧面再次表明了古闽族人有太多水上居民的特性。即使后来他们离水上岸并且创造了岸上文明，也仍然没有忘记自己“海归派”的身份，所以保佑他们在水上生产生活和寄托他们“乡思”的最好东西无疑就是“龟”。本来中华民族自古就视龟为神，它与龙、凤、麟一样是中国四大灵物，而它在和农耕民族相比中，更受水上民族的特别推崇，龟与水文化最密切，是水上民族的“水母”。因此龟既是古闽人眼中的神尊，也是他们与祖宗的联系，自然就成了古闽族的图腾崇拜。这就是随葬品中为什么总有龟壳鳖甲，或者龟形板的原因。

船棺流徒推断种族消亡

商周之后船棺在武夷山划上了休止符。打春秋开始，“船棺军团战略大转移”，它们越过福建分作三个方向随年代渐次递减。主要的一路溯长江而上最后到陕西，另一路顺江河而下向湖广延伸至越南泰国，再一路飘零过海散入新马泰苏门答腊等东南亚诸岛。

追踪福建上古史，不止是船棺，而是有关古闽地的文字记载和考古发现都惊人地一致，全在商周后戛然而止。我们又发现，春秋开始，原“七闽国”为“闽越国”嬗代，90余年后，“闽越国”被汉武帝剿灭，而福建无史可考时期正和闽越国寿命一致。

有关这段历史空白的研究学界也基本处于空白。人们多半采信《史记》、《汉书》所说，认为江南自古为“百越之地”，古闽人本就是古越族的族属（即古闽人是古越人的一支），因此春秋时越国被楚国吞并，失国的越人进入古闽地，闽越融合成“闽越族”。

但是，笔者却认为，后来出现的“闽越族”，并非是闽越融合出的新族，而其实是“闽地越人”；它并非真正意义的族称，而其实是后世因无诸被封为“闽越王”，人们把这时的闽地看作“闽越国”，因而从“王称”带成“国称”并带成“族称”的结果。

船棺流徙笔者认为它的真相是——越人入闽古闽人可能遭到了种族杀戮或种族驱逐，战争的野蛮撕掳了闽地的文明。越人强势入闽，古闽地血雨腥风，曾经在武夷山在古闽地上写下辉煌文明史的古闽人，只得跳上独木舟忍泪逃命，其中一部分逃向海洋，无意间划向了自己的马来祖地，大部分的古闽人背井离乡划得越来越远，只能认他乡为故乡，在死后窠臼藏棺，在悬崖上向故土翘望……

船棺，是七闽族人再也划不回去的孤舟，随着它的消散，一个曾经高度文明的民族从此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