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八怪的艺术特点 [盐商对扬州八怪的艺术赞助]

扬州古称广陵，是禹贡九州之一。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为运河长江交汇处，使其遂成交通枢纽，东南重镇。隋唐以来，扬州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享有“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之盛誉。清康、雍、乾三朝政局稳定，扬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作为南北水陆交通要道，又是两淮转运使的驻地，漕运与盐运成了扬州经济文化的支柱。时人汪中在《广陵对》中指出“广陵一城之地，天下无事，则鬻海为盐，使成了民食其业，上输少府，以宽农亩之力，及川渠少转，百货通焉，利尽四海。”可见扬州盐商是非常富有的，当地的八大盐商拥资都在数百万乃至数千万。大盐商江春，曾奉旨借帑三十万给皇帝，盐商豪富由此可见一斑。扬州的盐商主要来自陕、晋和徽州地区。这些盐商在“贾而好儒”的风气之下，对古玩书画十分爱好。他们不仅喜欢收藏艺术品，并还积极地对画家进行各方面的资助，尤其是对扬州八怪等画家的艺术赞助，影响到他们的画风，使其艺术出现倾向于商业化、世俗化的特点。

附庸风雅的盐商

富起来的盐商，为了攀附官府，争取自己的社会地位，便寻求“贾而儒”的途径，兼商人与士子于一身，融厚利与高名于一炉。他们结交文士，延致门下，款留觞咏，结社吟诗。同时，开有店铺的众多盐商为吸引顾客，便托名风雅，不惜代价求购名家字画联匾，张挂于厅堂装点门面。试图借以大批题赠来证明彼此颇深的交往，炫耀于人，使轻视商人者改变看法，提高了盐商的社会地位。

在盐商的作用之下，扬州对字画的需求量大增，吸引了大批画家来扬州定居，而“扬州八怪”也就是其中声名显赫者。由于画法独特又有名气，他们的书画作品无疑是盐商们收购的目标。盐商不仅购买和收藏他们的书画，且以雄厚的资财给予资助，让他们能安心地创作。这促使社会风气大为转变，其时一些书画家不再只为某一商贾作书画而拒绝其他索求者，众多的盐商们经常邀请著名书家题写匾联，如素莲斋茶肆请郑板桥书联“从来名士能评水，自古高僧爱斗茶。”伍少西毡铺也请杨法写匾“伍少西铺”。

盐商聚集扬州，带来了当地经济文化的空前繁华。附庸风雅的盐商礼贤养士，主持诗文活动，以雄厚的资财活跃了扬州的文化空气，吸引了广大诗文书画家，从而使扬州艺术品市场也随之繁盛。发达的市场促使了扬州八怪参与到艺术市场中来了，并靠以卖画谋生。如金农把书画“和葱和蒜卖街头”；李觯“穷途卖画”；边寿民以画“持去卖钱”；李勉以作品“入市卖钱”等等的入市景象了。

他们虽然卖画方式和手段各异，但无非是想试图抬高个人的书画价格。晚年获高名的华喦在托友人于扬州出售作品的信函中便谋求高价“意中倘有赏音者，或得高价与之。”还有李斗《扬州画舫录》亦云“市井屠沽，每藉联匾新异，足以致金”。

实际上，他们的书画价格都很高，郑板桥、金农、高凤翰、李鱓等人的字画“笔租墨税，岁获千金，少亦数百金。”在当时，一个从三品的盐运使，除去禄米

之外，年俸银也不过一百三十两。宫廷书画家在食住之外，一年的俸银最多者也不过一百多两而已。由此可见，十八世纪的扬州八怪收入已是很可观的了。当然，比起日进斗金的盐商大贾来说，他们只是小巫见大巫。

既然书画可以当成商品交易，那么书画家为了确保作品价格的稳定，按质收取润笔也是理所当然了。于是，郑板桥在他的“笔榜”中，突破了画家按质求价的世俗观念，开出了以尺寸大小论价的先河。他的润笔这样写道“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送现银则心中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年老神倦，亦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乾隆已卯，拙公和尚属书谢客，板桥郑燮”。如此的大胆直接，这也难怪叶廷琯在《鸥陂渔话·郑板桥笔榜》感叹道“此老风趣可掬，视彼卖技假名士，偶逢旧友，貌为不言钱，而实故靳以要厚酬者，其雅俗真伪，何如乎?”然而，更让人惊奇的是，郑板桥的这种做法被推崇，刻于石刻上并作为仿单。俞樾《春在堂随笔》记载“吴平斋观察示余石刻郑板桥字一纸。其文云‘大幅六两，末署乾隆己酉板桥郑燮。’平斋跋其后云‘板桥道人此书，为吴山等学士所刻，岁己巳夏四月，范湖居士退楼主人重刻于沪上’。”可知毫不掩饰地对“润笔”的重视，认为替人作画写字必须取得适当的金钱或其他物质上的酬报。其实这种现象在当时较为普遍，我们亦可从当时交往的书信中看出，例如金农的《金冬心十七札》第四札辋川图有古色，颇可蓄也。议值二金，余已割爱；第七札褚生帖是实价，所留诸种，须照原单方可行。银过缴还，如不值数，则掷下。显而易见，扬州八怪已具有全新的价值观，他们

已经自觉地将艺术品加以商品化。这标志着扬州书画商品化的加剧，导致了卖字鬻画的书画家开始谋求更多的收入。

扬州八怪诸家字画的标价虽高，但颇为抢手，罗聘《一本万利》、黄慎《渔翁得利》等一类作品更是大商小贩们孜孜以求的，因而收入也颇为可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重宁寺请罗聘画画，就付给他数百金润笔。但罗氏视金钱如无物，便“狂挥卖画钱”。而向高凤翰求画的人就更多了，连郑板桥都感叹“短札长笺都去尽，老夫鹰作亦无余。”可见其作品的畅销程度。

众所周知，扬州八怪等画家一向是清高的。那么，他们为何会甘愿以卖画为生呢?这其中虽然因素复杂，但笔者认为其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曾穷困潦倒，或许这才是他们被迫从事此业的最终原因。如汪士慎“乞米难盈瓮，担书竟满车”；黄慎“匣有千金砚，囊无一酒钱”；李方膺常饥寒交迫，其《冰花雪蕊图》说“十日厨烟断未炊，古梅几笔便舒眉。冰花雪蕊家常饭，满肚春风总不饥。”即使像做过宫廷画家的李觯和做过乾隆书画史、任过县令的郑板桥，也不能在官场上“立功天地，字养生民”，终于只得每日“聊以卖画佐朝餐”。在艰难残酷的现实面前，无论就思想还是生活而言，扬州八怪在经济上对徽商都有一种强烈的期待。于是当一些盐商附庸风雅，广交诗文画友时，本来对盐商没有好感的扬州八怪，就和其他许多文人画家一样，在商品经济的浪潮中，不得不面对现实，正所谓“写来兰叶并无花，写出花枝没叶遮。我辈何能构全局，也须合拢做生涯”。即和盐商相互依赖，携手共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