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生态科学浅探

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生态科学浅探
吴思震（苗族）
在我国西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不少民族在传统文化特别是原始宗教信仰活动中，都存在着对自然环境、对森林的无限崇敬爱护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相生的内容。

从今天建设生态文明的眼光来考察，这些原始古老的文化内容却具有着先进的和超前的科学意义。

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西南各少数民族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文化，为中国西南边疆生态保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们的生态文化大多体现在传统文化活动中。

在自然生态普遍受严重破坏的今天，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却大都保持着原始的自然生态，有不少郁郁葱葱的森林。

西南各少数民族中几乎每个民族都有一套与现代环保理念有关的习俗、禁忌和习惯法。

尽管他们的生态文化不同于我们所理解的西方文化，但它的确体现了少数民族生存方式中的生态伦理智慧。

他们的生态文化内容大都包容在生产、生活方式、图腾和神话之中，并因民族差异各有不同。

认为“万物有灵”、把自然和树林当作一种神秘力量而无限崇敬是各少数民族历代普遍存在的现象。

人们对森林树木大都怀有深深的崇拜和敬畏之情，并视之为一个神圣之地。

因而西南许多民族地区都有神林、圣山和神山。

这些都是生态文化在自然宗教信仰中反映的典型模式。

这些神林和神山上的草木严禁砍伐和毁损，每年都要定期举
行祭林拜树仪式，山上的自然生态受到良好的保护。

而人对自然林的“拜寄”，也使得那里各种生物格外繁茂多彩。

因此，少数民族对山林的崇拜，是民族地区形成一个个环境优美的自然生态群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南少数民族对其住居地区的山林都倍加珍惜，并形成了许多保护森林爱护自然生态的习俗文化。

这些习俗文化似乎已完全脱离原始宗教的影子，有的还表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知观。

如驻扎在雷公山麓的苗族就如此。

他们在采伐树木时总要注意蓄好小木，绝不允许给山坡“剃光头”。

而且还将最老、最高大、结籽最多的“母树”保留下来。

他们的传统观念认为，结籽多的母树是保证山坡树木繁茂不绝和苗族子孙后代兴盛的根基，保留了母树的存在，也就保留了山林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自我修复的功能。

因而砍伐母树是要受到公众强烈谴责和严厉惩罚的。

他们的传统知识把人与自然间生命相互支持的辩证关系明确表现了出来。

而德昂族则从树木与水源的紧密关系去认识，认为“缺了树林就断了水源”，因而严格封蓄他们的风水林和水源林，并当着神一般去敬仰和维护。

少数民族不仅保护野生森林，而且还形成积极植树造林的文化习俗。

在湘黔桂侗族地区，普遍流行集体种植“富贵林”“水土林”习惯。

贵州从江岜沙的苗族人去世后不建坟堆，而是在坟上栽树，以其灵与肉来养护森林。

云南傣族则以“还树愿”习俗进行，砍一棵树要栽活十棵树。

有的民族还把植树造林文化节日化了，如白族的插柳节、缀彩节、祭山节等，都是集体植树的民族节日，植好后即封山，禁止
任何人进山采伐、放牧。

这些民族习俗式的生态道德规范，使得民族地区森林资源不断得到培育。

在森林管理统筹方面的绝好典范是哈尼族“分区育林”与“种子孙树”文化。

他们以“立寨植树”为根本，将森林划分为六大功能林区，即寨神、勐神林区，公墓坟山林区，村寨防风防火林区，传统经济植物林区，传统用材林区，边境防火林区。

其传统经济植物林区和用材林区适时封育，定期开放；其他林区则一般不能进入伐木和樵采，违反者将受到严惩。

西南边疆各民族自然生态保护心理的形成，主要源于对自然本能的敬畏，从而形成一整套民族生态伦理观和相关道德规范。

把这些传统民族生态文化从原始宗教中剥离出来看，它属于一种生态文明，对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生态伦理观是维护民族地区生态平衡的有效手段。

大凡生态环境友好，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都是民族生态意识牢牢根植于民族集体的地区。

民族生态意识浓厚的地区和时期，生态就能够得到最有效保护。

民族生态意识一旦失范，就会造成生态灾难。

在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的生态伦理观和道德规范中，无论是原始宗教的“万物有灵”观念，还是传统知识中人与自然相依存认知，都折射出这样一种生态智慧：即人、自然、动植物是一个相互支持相互依存的生命整体。

这种认识实质表现为一种朴素的或者超前的共生意识和敬畏生命思想。

现代伦理学的精神是把道德所规范的行为延伸到人同自然关系中，不仅强调人与人和谐相处，而且也强调人同自然的
和谐相处。

可西南各民族地区早在几千年前就已存在并运转着这种道德规范。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西南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态文化都符合现代可持续发展理论目标，而且其深层含义更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虽然它没有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但从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出发，它应属传统科学范畴。

它以主动的预防建设为特征，而现代生态科学则重在治理建设。

可见，现代科学与传统科学并不矛盾，只不过是解决同一问题的途径不同而已。

但相比之下，前者要富有远见得多，内涵要丰富得多。

生态环境问题是困扰当代人类发展的一个两难问题。

从表层看，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技术问题，但事实上，它却是一个人类文化和生存方式的取向、人类总体行为方式自觉的问题。

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态文化为现代社会的生态治理模式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他们的生存方式给生态保护与建设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同时也为我们解决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基础问题提供了无限思想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