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体育”概念的争议

关于“体育”概念的争议

——八十年代的体育概念之争与三十年代土洋体育之争的比较

“体育”的一词，作为“舶来品”。在引进我国之后的这些年里，其涵义界定和实指随社会历史的演进、阶层力量的变化不断变化。呈现出一定的社会历史性。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先后发生过两次较大规模的体育概念之争，它对体育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的土洋体育之争在广义上指的是1910年代以来在中国思想界出现的关于西方体育与本土传统体育孰轻孰重的多次争论。在狭义上则指1932年及之后关于是否应当用武术或称国术来取代西式体育的论争。

20世纪80年代的体育概念之争指的是两派人以“体育是否属于教育”“竞技运动是否属于体育”的问题为焦点展开的争论。其中持“体育整体观”的一派将体育看作一个总括了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和社会体育的大范畴。而持“真义体育观”的一派则声称体育是一种“增强体质的教育”，竞技不是体育。

两次关于体育内涵的的争论都在当时的体育界甚至整个社会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本文通过以“土洋体育之争”“体育概念之争”“体育概念历史”“体育概念演变”等关键词在知网上搜索得到数篇论文，分析得出我的几点思考：

（1）首先，从时代背景上看，两次争论都是自身所处的特定时代下阶级间博弈的产物，但其具体时代背景又完全不同。

黄延春（2014）在谈到用博弈论看体育概念的变迁时谈到：“体育的本质因不同人士、不同阶层、不同的利益角度、不同认知结构而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体育是什么，什么是体育’无疑是当下体育概念难以达成一致认可的关键所在。而这种关键的背后，实际就是不同利益、认识群体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利益取舍的相互博弈过程。”他认为，“真义体育观”所具有的科学思辨性、“体育整体观”的实践操作性，实质上都是社会环境下不同阶层利用体育为我所用而产生的。”

与此相似，30年代的土洋体育之争也离不开阶层之间的博弈。刘红、栗丽（2013）认为“土洋体育的争论也主要是双方在教育体系中地位的竞争。这种竞争既是思想观念的冲突，同时也必然牵扯到从业人员的生计等现实问题。土洋体育之争其实有着非常复杂的深层动因。”

他们在文中谈到体育概念之争下的社会大背景问题：“观察中国传统体育在广阔历史背景下的境遇，土洋体育之争讨论的是体育问题，但它其实是‘土洋学术之争’‘土洋教育之争’乃至‘土洋国家之争在体育领域的投射’”

确实，体育和一定的社会阶层利益是分不开的，也是宏观社会背景的产物。

但是，虽然都是时代发展、阶层斗争的产物，土洋体育之争和体育概念之争在社会背景上还是有根本的不同。

20世纪30年代是“体育强国论”蓬勃发展的时代，首倡“土体育”的《大公报》批判“洋体育”有三点原因：一是国难当头之际不宜耗时费财、二是“洋体育”专管闲暇娱乐不利于培养国民抵御外侮、三是不利于国民健康。这明显是“体育强国”思想。

而“体育概念之争”则是在世界文化热的大背景下，受西方思想影响，侧重于探究体育与“教育”的关系，而不再将国家生死存亡、前途命运过多的与体育挂钩。

（2）内涵上看，“真义体育观”与“土体育”、“整体体育观”与“洋体育”似有某种类似之处。

“真义体育观”声称体育是一种“增强体质的教育”,竞技不是体育”，这和中国的传统

体育思想有某种契合。中国体育崇尚慢、崇尚审美，追求身心和谐和健康。武术、太极都是其代表。

而竞技体育属于“洋体育”的领域，“土体育”则不包含竞技成分。这样看来，“真义体育观”的支持者若是回到20世纪30年代，似乎应该也是“土体育”的力挺者。

而“整体体育观”包含了竞技体育、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这和“洋体育”的理念类似，近似于西方的体育观。

（3）两个时期，斗争都在很大程度上围绕体育与教育之间的关系。

“土体育”和“洋体育”讨论的焦点核心是“传统武术和西方体育谁来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在土洋体育之争中争论双方都是在教育体系的框架下讨论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土洋体育之争完全可以概括为土洋体育教育之争。

“真义体育观”认为“体育”是一种增强体质的教育，它将体育看做是教育的组成部分。朱赫（2015）对此从人类进化的视角进行了分析，他从体育产生源头上提出：“人在被猛兽追逐时,会感觉到恐惧,而奔跑和投掷的技能可以保证人类逃出险境和恐惧情绪。而在面对预定威胁时，劳动技能能够保证人类尽可能长久舒适的生存。具有繁殖能力且具有负向情绪和感觉的人类逐渐地意识到劳动技能对于生存的重要性,所以会在繁殖之后对后代进行劳动技能的培养。而这种培养并不会在真实场景下展开,而是在模拟情境中展开。”

这是体育教育功能的来源，但他又指出“人类的进化并不单单体现在简单的劳动技能上,更体现在智力的进化,或者说工具的使用、进步上。随着工具的使用和进步发展,人类的生存并不完全依赖于奔跑、投掷、跨越障碍和搏斗等技能。体育在保留原有功能的同时,在其他很多时候就变成了一种发泄负向情绪,寻觅正向情绪及感觉的方式。”

因此，他认为“真义体育观”其实仅仅揭示了体育的一个方面，其从起源角度把握体育概念，而忽视人类进化与社会变化对其的影响。

而“体育整体观”则包含了学校体育，因此说，“体育是否属于教育”是“竞技运动是否属于体育”外80年代体育概念之争的又一焦点。

（4）两个时期的体育概念之争最终都受到社会上不利于其发展的阻碍力量，但对体育甚至是社会又曾起过一定的积极影响。

30年代对“土体育”的称呼本来就是将其归为“体育”这一西方词汇的门类之下，不利于其发展。然而，一系列普及武术的改革措施客观上仍推进了“土体育”的西化和中国传统体育的现代化。

80年代体育概念之争下，“真义体育”也遭到行政势力的阻碍。李卫东（1999）称：“林笑峰的‘真义体育’思想虽然有些偏颇,但反映出了当时国家体委过分抓竞技体育,而忽视了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导致了群众体育和学校体育发展大大滞后的局面。由于这一体育思想认为各级体育认为各级体育行政部门抓得不是体育而是玩乐、游戏,而且后来这场争论逐渐转向体育行政部门工作的方向、路线这个问题,从而否定了体育行政部门的成绩直接干扰了体育行政工作。这场关于体育概念的讨论最终由于行政干预而被‘扼杀’了。”

综上，80年代体育概念之争和30年代土洋体育之争都是一定时代发展、阶层斗争的产物，它们是各自一定时代背景的产物，受到阻碍势力影响但最终促进体育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不断争辩、唇枪舌战下，体育的概念越来越清晰化、深入人心。体育也得到更快、更好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