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7)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 (2)

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九十年代社会环境
•“女性文学”与“新历史小说”
•王朔的小说创作
九十年代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
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
文化事件与文学论争。

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
标志性的事件：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中共十四大会议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

表现：
“市场经济在国家体制上获得合法性地位”。

影响（结果）：
“社会转型”的出现——社会结构重组、资本重新分配、新意识形态建立、文化地图改写。

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
国家控制下的文化体制改革。

（p328 ）
文学进入市场；
版税制度开始实施；
运用经济集团活动的方式，影响、规范文学的取向。

三足鼎立的多元文化格局：
国家控制下的主流文化；
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
通俗、流行的“大众文化”。

文化事件与文学论争 “人文精神”大讨论；
《废都》风波；
“现实主义冲击波”。

“人文精神”大讨论
开端：
1993年，第6期《上海文学》发表王晓明、张宏、徐麟、张柠、崔宜明等人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

主要观点及内容：
对市场经济对文化的冲击、文人下海等话题展开讨论，对当时的文学状况提出了批评；
从新写实小说王朔小说创作和张艺谋的电影开始，出现了人文精神的萎缩，文化状况非常糟糕，处在严重的危机当中，
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人格萎缩、批判精神消失，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机械，文艺创造力和想象力匮乏等。

一系列的讨论和争论
“二王之争”：王蒙与王彬彬
✓起因：《王朔脱离文学界启事》（王朔，《新民晚报》，1994）
✓论争：
o王蒙《躲避崇高》（1993年第1期《读书》）为“王朔现象”辨护，对“人文精神讨论”进行了批评。

o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作家》，批评王蒙。

o王蒙的回应：《黑马与黑驹》
——王彬彬“黑驹斋”
——刘心武《高长虹的湮灭》（《当代作家评论》
1995年第2期）
——王彬彬、董大中、张扬
o王朔《读书人王朔说文坛风云》（《北京青年报》1995年8月26日，9月7日《文化导刊》），指责王彬彬、张承志、张炜等人。

“二张共鸣”：一个小插曲。

✓“二张”：张承志，张炜
✓张承志《以笔为旗》（1993年《十月》）；张炜《抵抗的习惯》（1993年3月21日《文汇报》）共同表现出对文学现状的不满和忧虑，倡导树起精神大旗，张扬理想与信仰。

结果及实质：
结果：1996年
✓王晓明选编《人文精神寻思录》；
✓丁东选编的《人文精神讨论文选》出版，论争宣告结束。

实质：
✓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实践——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为实现自身价值的内心冲动和尝试行为；
✓是一次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
✓是知识分子对新时代精神滑坡的集体抗衡。

——（陈思和）
意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分子第一次不依靠官方自己来发现问题讨论问题。

《废都》风波
背景：1993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畅销。

知识界的评判：
大量的性描写；
文字处理上使用“此处删除多少多少字”的删节手法。

“现实主义冲击波”
概念：
最初指的是刘醒龙、谈歌、关仁山、何申等作家创作的一批小说出现的效应，
后来，扩大指称90年代后期大量出现的一“现实主义”方法，表现当前乡镇、工厂、城市的现实生活，接触经济生活为核心的社会矛盾的小说在文学界产生的影响。

特点：
这些小说在对现实生活困窘的描写中，多以社会底层居民的日常生活为主要关注对象，对官场以及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腐败”现象进行批判和抨击。

代表作家作品：
谈歌《大厂》，《官道》、《天下荒年》《激情岁月》；
何申《年前年后》、《信访办主任》；
关仁山《九月还乡》、《大雪无痕》；
刘醒龙《凤凰琴》、《分享艰难》；
周梅森的《绝对权力》、《中国制造》，
陆天明的《苍天在上》、《省委书记》，
张平的《抉择》、《十面埋伏》等。

“反腐小说”；
河北的“三驾马车”——谈歌、何申、关仁山。

“女性文学”与“新历史小说” “女性文学”；
“新历史小说”。

“女性文学”
概念：
“女性文学”：
✓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即“五四”
前后。

✓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概念所确立的更多是一种性别标准，即女性作家的文学。

“女性主义文学”：
✓80年代；
✓指那些有自觉的女性主义立场，用话语颠覆性别歧视，争取男女平等的文学。

✓不再特别强调女性的生物性别，而更关心自身性别的社会处境、作家对女性经验的反省与文化反思、女性立场和主体地位。

“女性写作”：
✓更为平缓、开放。

✓目前学界普遍使用。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写作”的
三次高潮
第一次：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学革命时期。

这是伴随着“个性解放”、“民主自由”的启蒙主义号召出现的一场女性写作高潮。

这时的“女性写作”是“人”的觉醒的一种体现，其中也包含着女性自身的体验和问题，如家庭婚姻问题，自由恋爱问题，青春苦闷问题等。

但女性写作的独特经验自身没有得到凸显，而只是“五四”启蒙话语宏大叙事的一部分。

第二次高潮：“新时期”的七八十年代。

借助于思想的再次启蒙、人性的复苏、人道主义的整体话语出现。

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多从婚姻、爱情的角度探讨女性在社会发展中所遭遇的艰难处境。

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张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线上》、《我在哪儿错过了你》。

第三次高潮：九十年代。

它完全不借助于整个社会文化思潮，而是依仗于自己独立而丰富的思想资源：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女性主义理论广泛地译介和运用，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文化转型，商业社会的流通和游戏规则等等都给女性文学写作带来的全新的机遇。

女作家有意识、非常自觉地坚持性别立场，自觉地表现和挖掘女性经验，大胆地表达女性意识。

代表作家：陈染《无处告别》、《凡墙都是门》、《私人生活》，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徐坤《先锋》、《游行》《白话》等。

王安忆的小说
王安忆简历
（1954－）原籍福建省同安县，出生于南京。

1955年刚满一岁便随父母移居上海。

1969年到安农村插队（农村经验）。

1972年
考入江苏省徐州地区文工团。

1978年调回上海，任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杂志社小说编辑。

1980年曾到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

因发表短篇小说《雨，沙沙沙》等雯雯系列小说
而引人注目。

1987年调入上海作家协会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后担任中国作协理事、上海作协副主席等职。

2001年12月被正式推选为第七届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主要作品：《雨，沙沙沙》、《69届初中生》、《流逝》、《小鲍庄》、《尾声》、“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岗上的世纪》、《叔叔的故事》、《海上繁华梦》、《神圣祭坛》、《乌托邦诗篇》、《黄河故道人》、《流水十三章》、《米尼》、《纪实与虚构》、《长恨歌》、《富萍》等约400多万字的短、中、长篇小说，
若干散文、文学理论。

作品被译为英、法、荷、德、日、捷、韩等多种文字。

★王安忆的作品涉及题材广泛，风格变化很大，非常具有跳跃性。

“视野开阔，能够驾驭多种生活经验和文学题材的”、“始终保持创新的活力”（洪子诚）
创作阶段
80年代初－80年代中期：“雯雯系列小说”。

是王安忆的“自我抒发阶段”，带有王安忆诸多个人的经验和感受，
在叙述方式上“完全是我一个人自说自话”。

作品有《雨，沙沙沙》、《广阔天地的一角》、《69届初中生》。

★《雨，沙沙沙》：
●是王安忆引起文坛关注的第一篇小说
●雯雯
●相比较同时代知青作家对知青生活的不满情绪化的宣泄，王
安忆的这一类作品则以抒情性的笔调展示着生活的暖色与温馨，即使身处黑暗也相信有光明存在。

带有来自女性特有的情绪表达：有失落，但更有期待，善意又充满宽容。

★《69届初中生》（1983年）：
●是这一时期的总结性作品。

●小说通过69届初中生雯雯的眼睛看世界，写出了她对自己幼年、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生活的观察和感受。

80年代中期－80年代末：
《小鲍庄》（1985）：是一个转折，从对个人经历的叙述进入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和理性审视。

开始试图从文化这一层面去分析现实生活，从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出发，对现实作文化的观照。

“性题材”：“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锦绣谷之恋》）和《岗上的世纪》。

80年代末－90年代：
《叔叔的故事》、《乌托邦诗篇》、《纪实和虚构》、《伤心太平洋》、《长恨歌》；
王安忆通过叙事实验，把个人与历史、文化与社会、物质与精神等时代问题引向一种关于精神性的思考。

注重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寻。

《叔叔的故事》
《收获》1990年第6期。

是对“一个世代的总结与检讨”。

是作家站在个人立场上对时代的反省。

时代文化中的悲剧内涵：在一种信念的驱使下，人的精神可以升华；在一种现实的压迫下，人的信念又可以瓦解，瓦解得连一点影子都不留，最后裸露出来的，是最丑陋不堪的人性部分。

“叔叔”的生活历程：右派——被发配到远方——结婚生子——回城——作家——生活放纵精神虚空
叙事方法上：
双线条的复调形式。

主要表现为，小说中的故事，不仅仅是“叔叔”的故事，还包括叙事者讲述这个故事的全过程。

叙述手段上：
复数性叙述；
分析性虚构。

《长恨歌》 一个女人的一生——上海的书写
王琦瑶友情：吴佩珍——蒋文丽——严家师母——张永红（如水般淡薄，利益计较）爱情：程先生、李主任、阿二、康明逊、萨沙、老克腊（无可奈何的悲情）
“新历史小说”
什么是“新历史小说”？
8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一种小说潮流。

所选取的题材往往避开对重大革命事件的描述，而是在“正史”的背景、氛围下，书写个人或家族的命运。

“历史”是一个忽略了时间限定的与当下现实不同的空间，弥漫着一种沧桑感，往往被处理为一系列的暴力事件，个人总是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成为历史暴行中的牺牲品。

创作方法上重视表达“抒情诗”式的个人经验，有意识地拒绝政治权力观念对历史的图解，尽可能的凸现民间历史的本来面目。

代表作品有：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李洱的《花腔》莫言的《丰乳肥臀》、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与《故乡相处流传》、李锐的《旧址》与《银城故事》、刘恒的《苍河白日梦》、叶兆言的《夜泊秦淮》系列等。

李洱的《花腔》
最典型地体现着新历史观的新历史小说。

突出颠覆与解构色彩的限制性叙述方式：三个层次上的叙述者。

第一个层次的叙述者是“我”，也即主人公葛任的后人。

第二个层次上的叙述者分别是白圣韬、赵耀庆与范继槐。

第三个层次的叙述者则又包括有黄炎、田汗、川田、安东尼·威斯特、孔繁泰、毕尔牧师、埃利斯牧师等。

题目“花腔”：众多叙述声音的喧哗与骚动。

达到完美地呈现历史复杂性的根本艺术目标。

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
集中体现了新历史小说关注民间的特点。

“民间”，“尤其是在乱世，在没有统一且强有力的公权力维持社会和平和秩序的历史条件下，例如春秋时期，或某个具体社会环境中，例如无法诉诸法律的黑社会或天高皇帝远的偏远地区，复仇实际上变成了这种社会中维系和平的根本制度”。

（陈思和）
民间的复仇：报私仇——李家、孙家
李小武：“爹，我平时不爱说话，但心中并不傻。

我不知道爷爷是被谁杀的？我不知道大伯是被谁杀的？我不知道堂兄是被谁杀的？说要现在报仇，倒也容易，我派几个兵，就可以统统把仇人给崩了。

只是，爹，不能这么做！”我崩人容易。

只是我崩了人，抬身走了，咱们全家还在村里。

我不能把全家带到队伍上，我还只是个连长，没那个权力。

我一走，你们呆在村里，就会有人回过头来杀你们。

”
老得和老冯：替死鬼——对温饱丧未能解决的他们来说，食和物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