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祥林冤案的刑诉制度反思

佘祥林冤案的刑诉制度反思
曹文安
（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福建福州350007）摘要：佘祥林冤案的发生说明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存在缺陷。

我国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的制度设计违背了诉讼的本来含义，作为“裁判方”的人民法院与作为控方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不应是互相配合的关系。

刑讯逼供是导致冤案的重要根源，遏制刑讯逼供应对症下药：一是规定沉默权制度，二是将案件证明标准由“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改为“排除合理怀疑”，三是加强社会治理，健全客观证据生成机制。

此外，刑事诉讼法应明确程序法律责任，以促使公检法机关严格遵守诉讼程序。

关键词：冤案；互相配合；刑讯逼供；程序法律责任；反思
2005年4月1日，因涉嫌杀妻而蒙冤入狱11年的佘祥林在其妻张在玉“复活”后终于走出了湖北沙洋监狱大门，一起冤案顿时轰动全国。

佘祥林冤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笔者的深深思考。

这起冤案是如何发生的？其制度根源何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哪些缺陷导致了冤案的发生？如何通过完善刑事诉讼制度以彻底遏止“佘祥林冤案”的再次出现？作为法律学人，对此展开深入的研究是我们应尽的职责。

一、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违背诉讼的本来含义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这是法律对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相互关系的原则定位，它反映了我国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

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要求作为裁方的人民法院与作为控方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互相配合，是不符合诉讼的本来含义，是违背诉讼规律的。

从诉讼的本来含义看，诉讼是当事人（控辩双方）之间发生纠纷后，请求裁判方（法院）居中作出公正裁决，以平息纠纷，稳定社会秩序的活动。

在刑事诉讼结构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是控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聘请的辩护人为辩方，而人民法院则为裁方，“裁判员”必须是中立的，不能偏向任何一方“运动员”，否则其裁判的公正性就会受到怀疑。

如果法律要求应当处于中立地位的法院与作为控方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互相配合，共同惩罚犯罪，则诉讼的公正性如何体现？法庭的审判又有何意义？
在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上，我国传统的观念通常认为：“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分工负责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基础，……互相配合与互相制约是辩证的统一，……只讲制约不讲配合，就容易消耗力量，延误诉讼，不利于刑事诉讼顺利高效地推进，妨碍刑事诉讼任务的全面实现”［1］。

“互相配合强调三机关工作目标的一致性，其根本原因在于犯罪控制的诉讼价值观的影响。

依照这种价值观，打
击犯罪是刑事诉讼至高无上的价值目标，诉讼中一切问题的处理都要以此为转移。

显然，只有侦、控、审三机关互相配合，这一目标才能圆满实现”［2］。

笔者认为，这是对诉讼本义的严重歪曲。

如果认为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均代表国家共同承担打击犯罪的任务，那么还要诉讼干什么？三机关的分工还有意义吗？果真如此，则也不必成立公检法三机关，只要有一个机关行使打击犯罪的职能就可以了。

因此，笔者认为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关系应当重新定位，公安机关与人民检察院仍然是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之间则不应当是互相配合的关系。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公检法三机关真正能做到分工负责，互相制约，对案件认真把关，则出现冤假错案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从佘祥林案的整个过程看，公检法三机关虽然分工，但都不负责任，只讲配合，忽视制约，最终导致了冤案的发生。

试想，本案虽然京山县公安局在办案中出现了许多违背侦查规律（未对女尸做DNA鉴定等）、违反刑事诉讼法的行为（佘祥林控告公安人员对其进行刑讯逼供和指供、诱供），但如果京山县检察院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环节认真把关，严格审核，则冤案本是可以避免的；即使京山县公安局和检察院均出现失误，而如果人民法院在审判环节认真审核案件事实和证据，严格依法办案，冤案同样不会发生。

当然，笔者也注意到，佘祥林案被错判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当地市、县政法委的介入。

市、县政法委对案件的直接干预，导致了公检法三机关“互相制约”关系的荡然无存。

二、刑讯逼供：徘徊在法律严禁与现实需要之间
从媒体的报道看，佘祥林在被刑警队扣押后，审讯持续了10天11夜，一天只吃两顿饭，不让喝水，不让睡觉。

办案人员对其刑讯逼供和引供、诱供、指供。

让我们简单看一段佘祥林的描述：刑警队的指导员问我，“水库是雁门口水库吗？尸体是埋在山上吗？告诉你，埋在土里，我们可以挖地三尺，沉在水里，我们可以把水抽干，你懂吗？我们可以把水抽干。

”从指导员语气十分突出的“把水抽干”，我猜到他们说的意思，是杀人后将尸体沉在水库。

就这样，他们不停地体罚“提示”，逼着我录口供［3］。

刑讯逼供是绝大部分冤假错案中必定上演的“节目”，也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顽症”。

我国的刑事法律严禁刑讯逼供，但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却是屡禁不止。

探求刑讯逼供的遏制对策，必须找到其“症结”所在。

刑讯逼供的“症结”何在？实际上，刑讯逼供的字面含意已经给出了答案。

刑讯的目的是为了逼取口供，不管侦查人员的动机是什么，这一目的却是共同的。

侦查人员为什么要逼取口供？因为其一，在很多人的观念中，口供乃“证据之王”，许多法官判案时，仍然奉行“无供不定案”；同时，我国刑事诉讼定案的证明要求（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没有口供，要想达此要求（标准）是非常困难的。

其二，如果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则其对如何犯罪最清楚，如果其肯如实交代，则对认定案件大有好处，同时也可为收集其他证据指明方向，获取口供对办案而言省时又省力。

其三，由于我国客观证据的生成机制极不发达，在客观证据很难收集的情况下，口供这一主观证据的作用就受到了高度重视。

目前学界和媒体对刑讯逼供的口诛笔伐，多是以人权保障、公正司法为“武器”。

但据笔者看来，公安机关及其人员并非不知人权保障和公正司法之重要，而常常是迫于案件侦破的重重压力，不得已而为之。

可以说，我国的刑讯逼供一直徘徊在法律严禁与现实需要之间。

为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笔者认为应“对症下药”，从以下方面进行：
1、赋予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沉默权
我国于1998年加入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意味着在我国确
立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沉默权制度已是大势所趋，是迟早的事。

关于我国是否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沉默权，学界自1996年以来进行了两场较为激烈的争论。

对这些争论的观点，笔者无意在此进行评述。

但笔者认为，赋予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沉默权，无疑是弱化口供作用的重要举措。

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在判定对他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地有资格享受以下的最低限度的保证：……（庚）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4］。

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于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

”这一规定实际上是一种“法律强迫”，即强迫犯罪嫌疑人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

这与联合国的最低刑事司法准则是相违背的。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法律强迫”的规定，使得侦查人员可以肆无忌惮地逼取口供，甚至不惜使用刑讯之手段。

2、将案件证明标准由“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改为“排除合理怀疑”
从美国的立法和理论来看，美国的刑事证明标准是多元和多层次的。

它根据诉讼阶段、案件性质、证明主体和证明对象的不同对证明标准作了层次性的划分。

即分为九等:“第一等是绝对确定，由于认识论的限制，认为这一标准无法达到，因此无论出于任何法律目的均无这样的要求；第二等即排除合理怀疑，为刑事案件作出定罪裁决所要求，也是诉讼证明方面的最高标准；第三等是清楚和有说服力的证据，在某些司法区在死刑案件中当拒绝保释时，以及作出某些民事判决有这样的要求；第四等是优势证据，作出民事判决以及肯定刑事辩护时的要求；第五等是合理根据，适用于签发令状、无证逮捕、搜查和扣押，提起大陪审团起诉书和检察官起诉书，撤消缓刑和假释，以及公民扭送等情况；第六等是有理由的相信，适用于拦截和搜身；第七等是有理由的怀疑，足以将被告人宣布无罪；第八等是怀疑，可以开始侦查；第九等是无线索，不足以采取任何法律行为”［5］。

我国刑事案件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其实质是“绝对确定”，也即要求查明案件的客观事实真相。

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限制，这一证明标准事实上是不可能达到的。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为达此要求，侦查人员只能通过种种非法手段，逼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

因此，为有效遏制刑讯逼供，必须修改刑事案件证明标准，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修改为“排除合理怀疑”。

3、加强社会治理，健全客观证据生成机制
对口供这一主观证据的追求是导致刑讯逼供的重要原因，但是在刑事案件的认定中，如果缺乏主观证据，则对客观证据必然提出更高的要求。

西方国家赋予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沉默权，在没有口供的情况下，它们是如何认定案件的呢？其实，由于赋予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沉默权而导致刑事案件认定方面的负面影响在西方国家同样存在。

但这些国家一方面通过相关的制度，如辩诉交易制度、自由心证的证据制度，来消解沉默权的负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治理化的现代社会，进而形成高度发达的客观证据生成机制，使侦查机关更容易获得客观实物证据，从而减少了刑事司法对口供的依赖①。

法国20世纪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认为，现代政府是“日常监控型”政府，政府以全景敞视的模式对社会进行治理。

这种全景敞视的治理模式要求社会相关部门如学校、医院、军队、工厂、监狱等建立起对社会分层的、持续的、切实的监督，同时要求
①参见：左卫民，周洪波.从合法到非法：刑讯逼供的语境分析［J］.法学，2002，（10）.周洪波.沉默权问题：超
越两种理路之新说［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3，（5）.
强化“检查”。

在规训的各种机制中，检查被高度仪式化，因为“检查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

它是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

”这种检查必须是常规的、规范的，检查必须“把个体引入文件领域”，“检查留下了一大批按人头、按时间汇集的详细档案。

检查不仅使人置于监视领域，也使人置于书写的网络中。

它使人们陷入一大批文件中。

这些文件俘获了人们，限定了人们。

”按照福柯的观点，现代社会是一个“全景敞视监狱”，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的日常个性都要进入“描述领域”，他们从出生到死亡都“被注视、被观察、被详细描述、被一种不间断的书写逐日地跟踪。

”这种把现实生活变成文字的做法是“一种客观化和征服”［6］。

社会的治理化为客观证据生成机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我国政府对社会的治理能力还很低下，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政府。

“正是由于社会治理能力的低下，所以在刑事诉讼领域无法有效地建立客观证据的生成机制，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时，只好主要依赖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的取证手段便大行其道”［7］。

因此，笔者认为，要遏制刑讯逼供，最为关键的是增强社会治理能力，健全客观证据生成机制，使侦查人员从口供的“泥潭”中解脱出来，从而更好地实现刑事诉讼惩罚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双重目的。

三、程序法律责任：促使公检法三机关严格遵守诉讼程序的法律保障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建立在“国家不会为非”的旧观念基础之上的。

长期以来，公检法机关被认为会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办理案件，因此，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在设计之初就缺乏程序法律责任的规定。

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法律责任“是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程序各方当事人及其他诉讼程序参与人因违反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程序义务，或未履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程序职责，或不当行使刑事诉讼程序权力（利）侵害诉讼参与人的程序权利或国家正常的刑事诉讼秩序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8］47。

法理学理论认为，法律规范应有严密的逻辑结构。

一个法律规范（规则）通常由假定、处理、制裁三部分构成。

“假定是法律规则中指出适用这一规则的前提、条件或情况的部分；处理是法律规则中具体要求人们做什么或禁止人们做什么的那一部分；制裁是法律规则中指出行为要承担的法律后果的部分”［9］。

通观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可以说大部分规范逻辑结构不“健全”，最为缺乏的就是“制裁”性规定。

试举几例：
1、《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

”如果审判、检察或侦查人员违反法定程序，其收集的证据如何处理？是否有法律效力？
2、《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讯问笔录应当交犯罪嫌疑人核对，对于没有阅读能力的，应当向他宣读。

如果记载有遗漏或者差错，犯罪嫌疑人可以提出补充或者改正。

犯罪嫌疑人承认笔录没有错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

”如果侦查人员不将笔录交于犯罪嫌疑人核对即要求其签字怎么办？实践中，侦查人员不如实记录，笔录记完后，既不给犯罪嫌疑人阅读，也不向其宣读，便强迫犯罪嫌疑人签字的情况绝非少见。

犯罪嫌疑人由于其所处的地位，常常是不得不签，其诉讼权利根本无法得到保障。

3、《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八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移送起诉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作出决定，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

”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一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

”如果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不遵守规定，超期不作出决定应承担什么法律后果？
缺乏“制裁”的规范在《刑事诉讼法》中不胜枚举。

“尽管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等对刑事诉讼程序应当得到遵守作了不少‘口号式’的规定，或‘命令式’的要
求，但是由于缺少‘法律后果’（即制裁—引者注）这一基本的法律规则逻辑要素，使这些‘口号式’或‘命令式’的规定变得苍白无力”［8］50。

正是因为缺乏制裁规定，公检法机关及其人员在办案过程中视违反程序规定为常事，刑事诉讼法在这些司法官员的眼里就是一纸空文。

我们仅以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于1997年1月1日生效后来看佘祥林案中有关机关是如何违反刑事诉讼法的。

据有关媒体报道，京山县人民检察院于1997年11月23日将此案呈送荆门市人民检察院起诉。

同年12月15日，荆门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佘祥林的行为不足以对其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将该案移交京山县人民检察院起诉。

1998年3月31日，京山县人民检察院将此案起诉至京山县人民法院。

1998年6月15日，经市、县两级政法委协调，京山县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佘祥林有期徒刑15年。

佘不服提出上诉，同年9月22日，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10］。

京山县人民检察院于1997年12月15日接到荆门市人民检察院移送的案件后，依法本应最迟在1998年1月29日向京山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但它却直到1998年3月31日才起诉。

京山县人民法院本应最迟在1998年5月15日作出一审判决，而它迟了一个月才作出（佘祥林案显然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

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接到佘祥林的上诉后，按《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最迟应在1998年8月10日作出终审裁定，但它也迟了一个月零十二天。

京山县人民检察院、京山县人民法院、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此均有违反《刑事诉讼法》的情形，但由于《刑事诉讼法》缺乏违反诉讼程序的制裁性规定，它们都可以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在许多司法官员看来，刑事诉讼法是用来惩罚犯罪的工具，因此只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自己是不必受它的约束的。

这样的认识显然极端错误。

对于刑事诉讼法的作用，陈瑞华教授说得很清楚，“刑事诉讼法尽管也规定了诉讼参与人所应承担的义务，但它更主要的是对官员权力进行限制的法律。

要求警察、检察官、法官遵守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在于防止他们任意或随机地剥夺个人的自由、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从而使他们的行为纳入到法律的轨道，防止因为官员带头违法而造成破坏法治、践踏国家法律秩序的局面。

为保证刑事诉讼法的实施，国家也建立了一系列程序性制裁措施，如违法取得的证据无效、违反法律程序作出的裁判无效等。

因此，刑事诉讼法又具有‘官员权力控制法’的性质，防止任何官员打着控制犯罪的旗号滥用刑事追诉权［11］”。

因此，为有效控制司法官员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力，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必须规定严格的程序法律责任。

唯有如此，才能促使公检法机关及其人员严格遵守刑事诉讼程序，才能避免佘祥林式的冤案重演。

参考文献：
［1］孙长永.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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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宇冠，杨晓春.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432－435.［5］卞建林译.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和证据规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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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曹文安.论社区警务控制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J］.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5，（4）：8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