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阳明心学(一百一十六)

【传统文化】阳明心学（一百一十六）
·[原文]·来书云：“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

至于节目时变之详，毫厘千里之缪，必待学而后知。

今语孝于温清定省，孰不知之。

至于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兴师，养志、养口，小杖、大杖，割股，庐墓等事，处常处变，过与不及之间，必须讨论是非，以为制事之本。

然后心体无蔽，临事无失。

”·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此语诚然。

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此其所以“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也。

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

”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

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

节目时变，圣人夫岂不知，但不专以此为学。

而其所谓学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审此心之天理，而与后世之学不同耳。

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顾是之忧，此正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之弊也。

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

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

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

毫厘千里之缪，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将何
所用其学乎？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不以尺度而欲尽天下之长短，吾见其乖张谬戾，日劳而无成也已。

吾子谓语孝于温清定省，孰不知之。

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

若谓粗知温清定省之仪节，而遂谓之能致其知，则凡知君之当仁者，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当忠者，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

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示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忠不孝之大者。

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些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

其余数端，皆可类推，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

··[译文]·来信写道：“大的方面的道，人容易理解，所说的良知良能，愚夫笨妇也能懂得。

至于那些细节、条目的随时变化，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精微处，必须等学过之后才能明白。

如今要在温清定省上说孝，谁人不知？至于舜未向父禀报而娶妻，武王
未葬文王而伐纣，曾子养志而曾元养口，小杖承受而大杖逃跑，割股肉而治父母的病，为亲人守丧三年，等等事情，在正常与变化、过分与不及之间，必须要讨论一个是非准则，以此作为处理事情的依据。

然后人的心体方不被蒙蔽，遇事才不出差错。

”·道的大的方面容易理解，这种认为是正确的。

只是后世的学者疏忽了那容易理解的道而不去遵循，却把难以明白的作为学问，这正是“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

孟子说过：“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

”在良知良能方面，愚夫笨妇与圣人一般。

但唯圣人能致良知，愚夫笨妇则不然。

这正是二者的区别。

细节，条目的随时变化，岂能瞒得了圣人？只是圣人不在这上面大作文章。

圣人所谓的学问，正是仅去致其良知以精察心中之天理，这与后世所谓的学问大相径庭。

你还没有去致良知，而在那里慌张地担心这些小问题，这就是把难以理解的作为学问的弊端。

良知良能与细节条目随时变化的关系，犹如规矩尺度与方圆长短的关系。

细节条目随时变化的不可测定，犹如方圆长短的不可穷尽。

因此，规矩一旦确立，方圆与否就不可遮掩，而天下的方圆也就不可胜用；尺度一旦制定，长短与否就不可遮掩，而天下的长短也就不可胜用；良知能够“致”了，细节、条目的随时变化就不可遮掩，而天下的细节、条目的随时变化也就能应付自如了。

毫厘之差所导致的千里之谬，不在我心良知的细微处研究，又在什么地
方用功呢？这如同不用规矩却要确定天下的方圆，不用尺度却要穷尽天下的长短，我只会看到他破绽百出，劳而无功的结果。

你讲在温清定省上说孝，谁都知晓，但真能致其知的人太少了。

若说大略地知晓温清定省的礼仪，便说能致良知，那么，只要是知道君主应该仁的人，都可说他能致其仁的知，知道臣属应尽忠的人，都可说他能致其忠的知，那么，天下谁人不是致知的人？由此可知，致知必须显现在行上，而不行就不是致知，这是最明白不过的人。

知行合一的本体，不是更清楚了吗？舜不禀报父亲而娶妻，难道是在舜之前就有了不告而娶的先例作为标准，因而使他参考了什么典籍，向别人作了请教，才这样做的呢？还是舜依据自心的一念良知，审度轻重后，无奈才这样做的呢？武王不葬文王而讨商，难道是在武王之前就有了不葬而兴师的先例作为标准，因而使他参考了什么典籍，向别人作了请教，才这样做的呢？还是武王依据自心的一念良知，审度轻重后，无奈才这样做的呢？如果舜不是真的担心没有后代，武王不是真心拯救百姓，那么，舜不禀报父亲而娶妻，武王不葬文王而兴师，就是最大的不孝和不忠。

后世的人不肯尽力致良知，不在处理事物时细察义理，反而去空谈一些反常的事，一口咬死这些才是处理事情的根据，以求遇事没有闪失，如此就离题万里了。

其它几点，都可依此而类推。

因此，古人有关致知的学问，从中就会完全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