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中国经济

意识形态与中国经济

2013统计蒋昌兴201310030022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以马列主义为基础，它体现着一种“强势”的、“革命型”或“运动型”的特征。毛泽东之后，“运动型”特征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改变。本文从三个阶段分析意识形态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强调自1976年开始，中国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发展逐渐呈现出显著的相互推动的趋势。

意识形态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纵观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程,社会意识形态的创新和发展始终伴随和主导着改革开放进程,为推进改革开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彰显出意识形态的特有经济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改革发展关键阶段的重大理论创新,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对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般而言，一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总要受到主、客观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在那些影响到经济发展的主观因素中，意识形态毫无疑问地处于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位置。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资源分布相对集中，同时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问题的国家来说，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对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作用更是非同寻常。事实证明，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5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与意识形态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联系。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全国范围的确立，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其中，最根本也是最为重要的变化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逐渐取得了领导地位并将这一地位延续至今。因此，所谓“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实际上主要是指建国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注：事实上，当代中国，尤其是“文革”后的中国，的确还存在着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这种多种意识形态并存的状况，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政治的复杂结构相适应的。这些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虽然在某些时候能够发挥出较大的社会影响，但在总体上，它们不占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对社会政治的作用也要小得多。在文章中，出于分析的考虑，我们有意缩小了分析对象的范围。）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主要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的说法，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实际持有的观念、思想和理论；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的则是一种完整而正确的思想体系。从根本上，这是一个肯定性概念。由此，二者在内容和范围上都有了明显的差别。马列主义原理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纯粹意识形态部分，毛泽东思想则是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建设实践中的发展。但它们都还不足以涵盖整个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本身。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曾经接受过一些错误的、背离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思想的指导。这些思想属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范畴，仍然在我们考察的视野之内。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以马列主义为基础，在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它基本上属于一种、“强势”的、革命型的意识形态。

所谓意识形态的“强势”特征，是就意识形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而言的。一般地，如果某种意识形态排他性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明显，就可以称之为“强势”意识形态；反之，则是弱势或温和型的意识形态。（注：关于“强势意识形态”与“弱势意识形态”的概念可以参见林毓生：“二十世纪中国的反传统思潮与中式乌托邦主义”，载于《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第346页。而在概念的具体含义上，本文与林先生的理解略有不同。）如前所述，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处于“枢纽”的地位，因而用“强势意识形态”来概括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总体特征还是比较适当的。具体说来，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强势特征体现在：第一，意识形态与政权关系密切，在思想领域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的执政党，通过国家宪法的形式，规定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后来的邓小平理论在国家生活中的指导地位，

并十分强调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地位。这样，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权之间，存在着明显、密切的联系，这是中国同其他国家特别是一些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重要差异。

第二，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阐释和传播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过某些领袖人物及其超凡魁力的影响。可以说，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发展是与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贡献和影响分不开的。这些领袖人物在其著作或言论中所阐述的理论观点、政治主张和思想路线，能够迅速地转变为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并得以在社会中广泛传达

通过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简单考察，我们努力建立起意识形态、经济政策与经济绩效之间的联系，并以此作为分析的框架。其中，经济政策是意识形态作用于经济绩效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变化往往关系到国家经济政策的制订与调整，进而影响到现实的经济效果。至于这种经济后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不可以简单地一概而论。新中国的建设史为我们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例证。

从中国意识形态的发展来看，毛泽东时期的意识形态继承了革命战争时期的若干特性，是一种典型的“革命型”或“运动型”的意识形态。即便是在掌握了国家的政权和经济资源之后，这种意识形态依然鼓励对社会的批判，强调重建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制度。在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造阶段，这种“运动型”的意识形态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中国经济发展也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可是，当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经济建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时，这种“运动型”意识形态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种种错误决策，使中国社会处于长期的动荡不安之中。只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当代中国意识形态才逐渐转变为保护和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促进力量。

一种意识形态能够对经济起到什么样的影响，不仅仅取决于它自身的特征。意识形态是一种思想的体系，它与现实之间总要存在着差距。因此，经济决策者在制订政策的过程中如何平衡意识形态与现实的关系，就将显得非常关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间，经济决策的主要依据来自意识形态等主观的东西，结果使得经济决策与现实条件严重脱节，造成了“左”倾的错误。最突出的表现是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几乎是从自己脑海中业已形成的空想式的经济蓝图出发，发动和指导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领导中国共产党恢复了决策过程中意识形态与实践之间的平衡关系，使得中国的经济政策更多地具备了现实主义的色彩，从而把中国意识形态与经济发展引入了一个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