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

清朝著名西北史地学者张澍(介侯)，于嘉庆甲子年(1804)在家乡武威养病。

一日与友人共游清应寺。

寺内有碑亭，前后砌砖，封闭已久。

当地传闻，若启封则有风雹之灾。

张澍求知心切，请和尚拆封，再三要求不得准允。

最后张澍提出如有灾祸，愿意自己承担，才被允许。

拆开碑亭前面所砌封砖后，见一高碑，上面所刻文字体形方整，乍一看，好象都能认识，细看则无一字可识。

张澍认定碑后一定有文字，又令拆除后面封砖，果然见到碑的另一面刻有汉文，其中有建碑年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戍十五年戊子建”。

“天佑民安”是西夏年号，张澍以此定碑前所刻不识文字为西夏国字。

这通石碑就是有名的《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

张澍的这一偶然发现不仅使这一重要文物重光于世，也使久已死亡的西夏文开始又为世人所知。

可以说张澍是第一个明确识别出西夏文字的学者。

他把这一重要发现记在《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一文中，于l837年收入《养素堂文集》卷十九中刊出。

稍后，清道光七年（1827）初尚龄所著《吉金所见录》一书中，引用清朝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数瓮古钱中，除有不少西夏年号的汉文钱外，还有所谓“梵字钱”。

他把梵字钱上得文字和《重修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碑阳文字对照后，知道所谓“梵宇钱”即为西夏文钱。

张澍和刘青园两位学者的发现，并未很快引起中外专家的注意。

特别是西方学者，到十九世纪末才真正解决辨认西夏文的问题，而在此之前，英、法诸国学者竟为识别西夏文字打了二十多年的笔墨官司。

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所修建的居庸关云台门洞内，刻有六种文字，至十九世纪中期尚有—种不能识别。

1870年英国人伟烈（A.Wylia）考定为“女真文字”。

十二年后，法国学者德维利亚（Deveria）判定此种不识文字不是女真文，因为它与已知河南开封的女真文宴台碑不同，怀疑它可能是西夏文。

又经过十三年，即1895年，他再次撰文论述这种文字为西夏文，但仍不敢决断。

直至1898年他考证了《凉州碑》后，在《西夏国字研究》一文中，才确认这种文字就是西夏文。

而这时上距张澍发现《凉州碑》已近一个世纪，距张澍所识公诸于世也已有六十多年了。

本世纪初，法国人毛里斯(M．G．Morlsse)发表了《西夏语言和文字的解读》一文，这是对得自我国的三卷泥金字西夏文《妙法莲华经》的研究成果。

他识出了不少西夏字，并注意到西夏宾语在前、动词在后的语法顺序，指出西夏语和藏语语法有相似的现象，还找出了一些西夏语虚字。

毛氏的研究进展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的，受到学术界的好评。

然而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毛氏的成功大半得力于一位中国学者。

原来此经的第一卷第一页不象其他页那样以绀纸书写，而是以白色纸抄写，在西夏字的右方已有工整秀丽的汉字注释。

这样看来，在毛氏之前已有中国学者试通其文，由于此人的精心研究并获得成效，才使毛里斯有思考的锁钥，循此继进，取得更新的成果。

此人是何许人呢?据中央民族学院贾敬颜先生考证，他就是清末涉猎过西夏文的鹤龄。

西夏文成为死文字后，此人可推为第一个取得较大研究成果的人。

那么，西夏文字究竟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字呢
西夏文字的创制者野利任荣
野利任荣是党项族中的著名学者，学识渊博，对中国文化典籍非常精通。

是西夏王朝建立初期各种典章制度的参与者和谋划者，曾受元昊委托亲自主持创制了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字——西夏文。

是元昊最重要的大臣之一，元昊封他为谟宁令（天大王）。

舌战群臣提倡务实
在元昊继位之初，就准备废除父辈传下来的沿袭宋朝的繁琐的典章礼仪制度，而尽量突出党项民族意识和民族特色，但却遭到了一些大臣，尤其是前朝元老的激烈反对。

在西夏国内施行何种建国方略上，存在着两种方针、两套方法的斗争。

当时的大臣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两派截然不同的阵营，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一种意见主张完全照搬唐宋的那一套，认为他们
的礼仪制度详实完备。

西夏落后，理应全盘宋化；另一种意见主张根据党项的实际情况稳步进行改革，反对照搬。

面对群臣截然不同的意见，何去何从，元昊神色凝重，一言不发。

就在这宫廷熙熙攘攘的辩论声中，野利任荣站了出来。

只听他对元昊和众大臣慷慨激昂地讲到：一个国家要想繁荣兴旺，必须有一整套持之以恒的建国方略。

刚才诸位大臣认为要想使夏国富强，主张照搬中原宋朝的那套制度，这种说法太没道理了。

昔商鞅变法，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变革，秦国才成为一代霸主；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重视兵备，因而国家才强大起来。

我们夏国的实际情况是党项族人与汉族人混居，民性强悍，喜欢打猎，经常与兵马打交道，没有礼乐诗书之气。

只有根据实际情况，顺着民族的习性，根据我们党项族人的风俗习惯进行奖罚。

我们党项族人的风俗习惯是人民喜欢征战，崇尚强悍，视战死沙场为荣，老死家中为耻。

只有这样，才可以与宋朝抗衡，征服其他少数民族政权，难道只有宋朝的区区礼仪就能打败敌人吗！此时此刻，宫廷内一片寂静，众大臣哑口无言，都被野利任荣纵横捭阖的话语深深折服了。

元昊脸上也露出了赞许的微笑。

野利任荣这种强调根据本国和本民族的实际情况，确定立国方针，进而进行改革的务实意见，深得元昊的心意和赞同，这场事关西夏何去何从，兴亡盛衰的立国方略的大辩论就这样以野利任荣的胜利而结束。

此后，元昊更加倚重野利任荣，视其为知己与心腹，无话不谈，放心地把建国的方略大计、典章制度，交给野利任荣指定与谋划。

元昊在改革礼乐时曾对野利任荣说：”王者制礼作乐，道在宜民，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

这实在是采纳了野利任荣提倡务实的高见。

其实，野利任荣提出的务实精神，在元昊的倡导下，不仅在礼乐方面，在西夏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了重实际、轻形式，善于根据本国和本民族的具体情况而有所选择。

独居高楼创制西夏文字
党项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

随着党项族的社会发展，先进的文化形态在生产发展的孕育以及其它民族文化的创击中有了最新的胚胎。

而文字的创制，正是这种胎动的客观显著表现。

主观上是党项族一直使用汉族文字，为了巩固民族语言，增强民族意识，忧国忧民的野利任荣认为创制一种作为党项族表征的党项文字势在必行。

在元昊的大力支持下，野利任荣独居一高楼上，根据汉字与藏文的若干特点，专心研修，废寝忘食，不分白天黑夜，终于在短短几年后，既大庆元年（1036年）演绎出了西夏文字十二卷。

西夏文字是野利任荣仿照汉字的造字特点，多采用会意合成法，例如：取水和土的各一部分合成泥字，地和动的各一部分合成震字等。

西夏文字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被创制出来，既是党项民族富有智慧的表现，同时也为西夏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野利任荣创制出西夏文字后，元昊下令遵为“国字”。

颁布之时，群臣上表敬献颂词，举国庆贺，并改元（广运三年）为大庆元年以示庆祝。

为了推广这种文字，野利任荣派人到民间教习传授，帮助他们使用西夏文字记事，并不辞辛劳，亲自到过很多地方传授、解惑。

元昊规定西夏国内所有的文艺诰牒，一律都用新制夏字书写。

由于野利任荣的积极推行和大力提倡，西夏字便广泛地使用和迅速流行起来，上自官方文书，下至民间日常生活方面，都用新文字作为使用的工具。

经过应用，西夏字也逐渐演绎成一套如汉字楷、草、隶、篆书体的固定体式。

野利任荣创制西夏文字在当时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西夏的主体居民党项族从来不曾有过自己的文字，他们在热情建立自己的政权时期，迅速创制新文字用以巩固民族语言，并从自己所熟悉的语言入手，来提高学习文字的效率，以利进一步普及和发展社会的知识文化。

主持蕃字院翻译汉文典籍
野利任荣创制出西夏文字后，元昊在国家的政权中设立了“蕃字院”。

元昊对蕃字院特别重视，特委任野得任荣来主持。

元昊同吐蕃、回鹘及西域各国往来文书，一律用西夏文字书写，由蕃字院担任撰写。

除此之外，野利任荣主持蕃字院，通过翻译汉文典籍，还学习汉
族文化，掌握治理封建国家的一套本领。

在蕃字院中，由野利任荣主持翻译了《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汉文典籍为西夏文。

野利任荣还在党项和汉族官僚子弟内，选拔品学兼优者，让他们进入蕃字院学习，等到他们学业有成时，出题考问，根据他们的成绩，授以大小官职。

野利任荣的这种培养、选拔官吏，以科举取士的办法，对提高党项地主阶级的文化水平，意旨贵族豪强势力的扩大，巩固夏国封建政权具有积极的意义。

作者：里希特霍芬
2004-11-13 09:07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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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久已失传的西夏文字发现始末(文/ 史金波)
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年）七月，为西夏民生国计操劳一生的野利任荣去世。

李元昊悲痛至极，三次前去祭奠，并且抚灵痛哭悲呼：“何夺我股肱之速也！”并给于厚葬，赠封为富平侯。

天盛十四年（1162年）仁宗仁孝又追封野利任荣为广惠王。

纵观野利任荣一生，他不仅是一个有成就的大学者，而且还是一个有作为的远见卓识的政治家。

野利任荣能把二者结合为一身，这在西夏国党项族人中是不多见的。

西夏文所记录的语言被称作西夏语，实际上是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的语言。

因党项人自称“弥”，所以称自己的语言为“弥”语，一般译成汉文为“蕃语”。

党项族和汉族因所操语言不同，在夏、宋关系中，还闹出了不小的纠葛。

元昊在已继承王位，尚未正式称帝时，就自称“兀卒”，汉文史籍记为“青天子”或“可汗”。

后来元昊向宋朝提出把“兀卒”二字改为“吾祖”。

宋朝的大臣们认为这是元昊想占宋朝皇帝的便宜。

双方关系趋于紧张。

其实“兀卒”乃是西夏语“皇帝”二字的译音。

元昊早有称帝之意，只是开始势力不够强大，慑于宋朝的压力，所以对宋往来只用西夏语“兀卒”之音，不译成汉语“皇帝”二字。

西夏灭亡后，西夏语历经元、明随着党项民族的逐渐被同化而消失，和西夏文成为死文字一样，它也成了一种无人会说的死语言。

在近代解读西夏文的过程中，西夏语的秘密也逐渐被揭开，经过反复比较研究，目前一般认为西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

它除了有汉藏语系各语言都具备的共同特征，如每个音节有固定的声调、单音节词根占大多数、词序和虚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等，还具有这一语系中藏缅语族的重要特点。

随着一些有价值的西夏文文献资料，特别是各种西夏文辞书的发现和整理，西夏学界对西夏语的研究正逐步深入，对西夏语的构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它的特点可以描绘得比较具体。

(一)语音方面
1．据西夏文字典《音同》和《五音切韵》所载，西夏语声母共分九大类：重唇音、轻唇音、舌头音、舌上音、牙音、齿头音、正齿音、喉音、来日舌齿音。

其中，舌上音音节最少，来日舌齿音音节最多。

2．西夏语声母有鼻冠音，这与藏缅语族中某些语言的特点相同。

此外，可能还有轻化鼻音，这种现象在藏缅语族彝语支语言中也能找到。

3．据西夏文字典《文海》和《五音切韵》等文献资料证实，西夏语有平，上两个声调，
平声九十七韵，上声八十六韵。

4．韵母中复韵母较为丰富,有开口、合口之别。

元音可能有松紧喉音的对立。

5．有的韵母后有鼻韵尾，这一语音现象可能受汉语影响较大。

(二)词汇方面
1．西夏语词汇和汉藏语系其他语言一样，分为单纯词和合成词两大类。

单纯词如：人、天、打、吃、红、青、我等，合成词如：民庶、今日、骆驼、勾管、牵连人等。

区分一个词是单纯词还是合成词一般并不困难，但由于西夏文资料较少，对这一死亡了的语言了解不深，有时会发生误解。

如西夏文中有时用发音为(阔危]的两个字称呼“汉人”。

这两个字不与任何其他字搭配组成新词，很象是双音节单纯词，在此以前也没有人解出这两个西夏字各自的意义。

笔者经反复推敲；知第一字与西夏语“布”同音[阔]，且由“布”字和另一章义为“汉”的字组成；第二字与西夏语中“衣”字同音(危)，并由“衣”字与“汉”字组成。

这样就清楚地知道，在西夏语中“汉人”和“布衣”发音同为[阔危]。

用“布衣，称呼汉人，正反映出当时汉人的衣着特点，与“衣皮毛”的党项人可形成鲜明的对照。

用(阔危)称呼汉人，是“布衣”词意的引申。

可知(阔危)实为合成词，而非双音节单纯词。

与此同类的还有发音为(那啰)的“明天”等词。

2．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和其他民族的交往，一词多义和词卑引申的现象逐渐丰富。

如“瘦”引申出“枯”意，“看”引申出“尝”意，“渡”引申出“船”意，“色”引申出“染”意，“津润”引申出“平光”意等。

这种多义现象逐渐发展成为同源的近义词。

西夏人为本义词和引申词都分别造了字，因此不容易看出它们之间的联系，往往被人忽略。

作者：里希特霍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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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久已失传的西夏文字发现始末(文/ 史金波)
3．西夏语借词数量很大，主要借自汉语，不仅一般词语，而且基本词也大量借人。

其中一部分是由于新事物的传入而产生的借词，如经略、府、寸、圣、璎珞等。

很多借词和本语中的同义词同时流行使用，如山、海、红、灰，知、打等，都分别有一个借汉词和一个本语词。

这反映出当时党项族和汉族人民的密切交往。

借人的词被西夏语文学家收入了各类字典，可见它们已成为西夏语词汇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大量借词的频繁使用甚至影响了西夏语音的变化。

此外，西夏文还有部分藏语借词。

4．西夏语有固定词组。

四音联绵词就是其中的一种类型，如相合聚集、各自分享、有水有草、杀生斩命、身体康宁等。

四字格的组成往往以对仗的格局，连成骈俪的形式，使语言更加丰富、生动，说起来琅琅上口、优美动听，写在纸上整齐好看、笔下生花。

5．动词加辅助成分可构成名词。

这种形式构词能力较强。

例如动词后加意为“所”的词(音(勒))，可构成名词。

“吃”加“所”组成“所吃”，意为“食物”，“穿”加“所”组成“所穿”，意为“衣服”。

6．同义词和反意词联合，对照使用的情况较多。

如“打拷”、“斗争”、“死生”等。

(三)语法方面
1．西夏语词类可划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数词、量词、副词、介词、助词、
连词、叹词等十一种。

前六种为实词，后五种为虚词。

2．句子中一般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动词之前。

如“我修造屋舍”一句，西夏语中词序是“我一屋舍一修造”。

3．西夏语的代词；名词修饰名词时在名词之前，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在名词之后，如“红花”在西夏语中词序为“花一红”。

可能由于受汉语的影响，也有了形容词在前、名词在后的使用方法，如“瑞雪”在《掌中珠》中为“瑞一雪”。

形容词在被修饰的名词之后，是藏缅语族语言的重要特征。

4．西夏语有较多的助词表示语法关系，如有表示主语、定语、介词结构的助词，在动词之前表示各种语范畴的助词更多。

这也是西夏语归为藏缅语族的重要依据。

西夏语的存在动词比较丰富，有明显的类别范畴，这和藏缅语族一部分语言是很相近的。

有些动词的重迭可表示互动、全部。

这些也是藏缅语族语言值得重视的特征。

总之，西夏文记录的西夏语具有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一般规律，又有自己的某些特点。

探寻西夏文字与汉文字的区别
文/ 史金波
西夏境内，很早就有大量汉人居住，汉文已成为通行文字。

西夏文创制前，党项族所建夏州政权和宋朝往来文书都使用汉文。

元昊本人就通晓汉文。

西夏创造文字时借鉴汉字笔画构造，而不袭用现成的汉字，尽量避免与汉字雷同，因而使所造出的西夏字无一与汉字相同。

然而它无论在造字韵原则上、在文字的结构上，乃至于具体的文字笔画，字体形态、书写规则方面，都未能脱出汉字的影响，以致使人乍一看到西夏字，便觉得好象是汉文。

西夏文作为党项族的民族文字一直延用到这个民族的消亡，中间没有另造其他文字，不象契丹。

女真那样造出大字后又造小字，说明西夏文在使用过程中没有发生大的困难。

这也可能是西夏语同汉语一样同属单音节词根语的缘故。

在当时，这种语言用一个字表示一个音节的文字来记录是比较合适的。

西夏字和汉字性质的相同和形式的相近，表明了它们之间的源流关系，作为两个民族的文字来看，也可以说是兄弟的关系。

具体地说，它们之间有以下的共同特点：
(一)两种文字同属表意文字体系。

在表意文字中，它们在结构、笔画、形象上最为接近。

它们都有了表音成分，所以也可以称为音意文字。

意符和音符在形式上没有任何标志，其位置都不固定，都具有难认、难写、难记的特点。

(二)两种文字形体近似。

西夏文也象汉字一样是方块形，“形体方整；类八分”。

它的基本笔画也有汉字的点、横，竖、擞、捺，拐、提等。

(三)有相似的文字构成方法。

占西夏文总数百分之八十左右的会意合成字、音意合成字分别类似汉字的会意字和形声字。

作者：里希特霍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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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久已失传的西夏文字发现始末(文/ 史金波)
(四)两种文字中的某肇形体在不同的部位上，都有笔画变通现象。

这．是两种方块字在创造或使用过程中，为了字形美观、易于书写而形成的共同现象。

(五)两种文字都有楷书，行书、草书、篆书。

楷书多用于刻印和工整的抄写，行书、草书常用于手写，摹书则仅见于碑额和印章。

楷书方正匀称，行书自由舒展，草书云龙变幻，篆书屈曲蜿转，都能和艺术融为一体。

(六)两种文字都受到当时统治阶级世界观的影响。

记录党项薛自称的蕃字，皇帝的姓氏(嵬名)二字，构成成分都有“圣”字，以示其神圣、高贵。

而记录其他民族称呼的字则往往以“虫”、“草”等字合成，以示轻蔑。

过去个别汉字的构成也有这方面的情况。

当然这种字在两种文字中都是个别现象。

创造西夏文的时代，正是元昊强调本民族特点，与北宋王朝相抗衡，处处标新立异的时期，因此西夏文又有其鲜明的特点。

与汉字比较有以下不同之处：
(一)西夏文字比汉字更为繁复。

西夏文中笔画较少、结构简单的字比汉字少得多。

另一方面，西夏文中超过二个画的字也较少。

因此，通观书写成篇的西夏文书页，笔画均匀，疏密有致，十分美观。

(二)西夏文字的笔画斜笔较多，也即撇、捺较汉字丰富。

这使大部分西夏字的四角都很饱满，看起来匀称舒展。

西夏文笔画中没有汉字常用的竖钩。

(三)在文字构成上，西夏文会意合成字较汉字中的会意字多，与汉字形声字相似的音意合成字比汉字形声字少。

汉字中的形声字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左右，这一点和西夏文很不相同。

(四)类似拼音构字法的反切上下字合成法是西夏文字构成的一大特点。

这种合成法构成的字不仅比汉字的比例大，而且更有系统性，拼合感更强。

西夏文中左右互换字比较丰富，也是别具一格的。

(五)西夏文在构字时普遍地省形、省声，即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构成‘个字时；无论是作意符还是作音符，都可以只用一个宇的一部分。

省去的部分并不固定，而汉字构字时，省形i省声是个别现象。

西夏文用一个字组成新字时，可以根据需要用这个字的上、下、左、右、中、大部、全体等各部分，也就是说一个字的各个部分都可以代表这个字去组成新字。

因此西夏文没有汉字那样明显的偏旁体系。

(六)西夏文中象形、指事字极少，这与汉字不同。

西夏文中类似汉字形声字的音意合成字的表意部分并不表示物形，而汉字形声字时义符往往与物形有直接关系。

(七)西夏文音意合成字大多与组成它的表音字同音，而汉字形声字中仅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字与声符同音，其余的只是发音相近或有一定关系。

这是由于汉语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文字是在这种变化以前创制的，它不能反映这种后来发生的变化。

西夏文的使用时间相对较短；在这段时间里西夏语不大可能发生明显的变化。

百年西夏学
20世纪科学技术飞速进步，人文科学也有令人瞩目的发展，一些学科拓宽领域，钩深致远，一些新的学科悄然兴起。

在新兴的学科中除了人们已熟知的甲骨学、敦煌学等学科外，还有过去鲜为人知，近来才渐受关注的西夏学。

西夏是中国中古时期的一个王朝，以党项羌为主体，自称大夏国，统治西北地区近两个世纪，前期与北宋、辽抗衡，后期与南宋、金鼎立。

西夏历十代帝王，设宫立爵，创制文字，备一代典章制度，最后亡于蒙古。

党项羌在元代被称为唐兀，属色目人，历经明、清而消亡。

在中国正史中西夏史仅作为附传列于宋、辽、金三史之末，记载简略，难以反映西夏全豹。

后西夏典籍渐被湮没，西夏历史被蒙上朦胧的面纱。

西夏汉文史料的匮乏和同时代宋、
辽、金史料的丰富形成鲜明对照，这使后世治西夏史者深感困难。

早在19世纪，西北史地学家张澎就在武威打开了砌封多年的西夏凉州感通塔碑，该碑一面西夏文，一面汉文。

这一发现使世人见识到死亡多年的西夏文，可惜当时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不久的1909年，以科兹洛夫为首的一支俄国探险队，在中国的黑水城遗址（今属内蒙古额济纳旗）城外的古塔中盗掘了大量西夏文献和文物，仅文献就有数千卷之巨，其中绝大部分是西夏文文献。

俄国探险队将这批珍贵遗物席卷而走，至今仍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和冬宫博物馆。

这次发现是本世纪继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以后又一次重大文献发现。

英人斯坦因步科兹洛夫后尘，1914年也到黑水城遗址寻找发掘，得到不少西夏遗物，藏于大英博物馆。

1917年在灵武县（今属宁夏灵武）也发现了百余卷西夏文佛经，使西夏文文献更加丰富，现大部分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作者：里希特霍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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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久已失传的西夏文字发现始末(文/ 史金波)
大批西夏文献、文物的发现和西夏文字的解读，使西夏研究峰回路转，拉开了西夏学的序幕。

西夏文是一种死亡的、无人可识的文字。

西夏文字的解读经过了艰难的历程，从开始个别字的对译、试解文义，到析求语音、贯通语法，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对于这种难以破译的文字及其文献，国学大师们给予很大关注。

二三十年代，陈寅恪、王国维、罗振玉等或解读文字，或诠释文献，或考证文物，筚路蓝缕，收获粲然。

又有王静如、罗福成、罗福苌分析文字、研究语言、介绍文献，为中国西夏学奠基。

特别是王静如撰著的《西夏研究》三辑，涉及西夏语言、文字、文献，考证推敲，功力深厚，是当时西夏研究的高水平成果。

同时苏联的学者借助近水楼台之便，逐步介绍和解读俄藏文献，取得突出成就。

特别是聂历山教授撰写论著，并从大量文献积累字词，编写西夏文字典，功不可没。

可惜他的字典在他去世20多年以后的60年代才在其《西夏语文学》专著中面世。

当时日本的学者也涉足西夏研究。

1932年1月出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由中、俄、日三国专家撰稿，有黑水城考古介绍，西夏文文献释文、西夏文文献目录，不仅荟萃中外西夏学专家，还有周叔迦、向达等学者加盟，编辑西夏文佛经目录，译介西方著述，成为当时西夏学的一次盛会。

二次大战时西夏研究几乎停滞，战后苏联和日本相继恢复西夏研究。

苏联克恰诺夫等专家在前人基础上系统整理所藏黑水城文献目录，1963年出版《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第一次使世人了解到俄藏黑水城出土珍贵文献有400余种。

日本的西田龙雄致力于西夏语言、文化探讨，创获颇多。

中国西夏学研究恢复较晚，王静如教授于60年代初期年过花甲，仍殚精竭虑，深入探究西夏奥秘，并招收第一名西夏文专业研究生。

1964年，王静如、常书鸿、宿白诸教授组织敦煌西夏洞窟考察组，在敦煌工作3个月，对相关洞窟从文字题记到艺术风格进行科学记录和研究，最后将原来认为莫高窟、榆林窟只有几个西夏洞窟改定为80多个西夏洞窟，大大改变了对洞窟布局的认识。

70年代后，中国的考古专家们又将目光投向了位于贺兰山脚下的西夏陵园。

那里矗立着9座高大的帝陵和几十座陪葬墓，星罗棋布，蔚为壮观。

专家们陆续发掘了其中的一座皇陵，几座碑亭和陪葬墓，出土了很多文物，其中包括有特色的硕大的鎏金铜牛、人像石碑座以及大量西夏文、汉文残碑。

1972年，在甘肃省武威等地发现了一些西夏文献。

这些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