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废纸”的法律意义

一张“废纸”的法律意义

——由一则继承权纠纷案例引发的思考

李彰益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201407）

内容提要：《物权法》第29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继承法司法解释》）第49条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应当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作出。遗产分割后表示放弃的不再是继承权，而是所有权。”笔者认为，上述两条法律规范，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存在冲突。为此，笔者将通过一则具体案例，对上述两条规范的冲突进行分析、解释。

关键词：继承；继承权；所有权

一、案例及问题的提出

原告王某某与被告王某（精神残疾人）系姐弟关系。2006年7月31日，原被告的父母在福州市某公证处分别订立了《公证遗嘱》，载明：“待父母各方过世之后，各自的房产归王某某所有”。后，原被告的父母，即俩被继承人，分别于2006年7月和2009年6月过世。

2013年2月5日，原告王某某以王某为被告，向福州市某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依据被继承人订立的《公证遗嘱》确认原告对诉争房产的所有权。

在诉讼期间，被告王某的监护人，即王某的妻子，在被告王某的旧衣服口袋中发现一张“废纸”，其中载明：“我王某某（笔者注：指原告）宣布不要***7座208号99.82平方米的房子（笔者注：指诉争房产），签署时间是2009年9月25日。”经过分析，被告以“废纸”作为证据，在法定期限内，向受理法院提起了反诉，请求确认诉争房产由反诉人（即被告）一人继承，并确认反诉人对诉争房产的所有权。

最终，本案在法官的调解下，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王某某、王某各自享有诉争房产百分之五十的所有权。

虽然，本案最终以调解结案，但笔者认为，本案存在一个值得探讨的法律问题。在此，笔者将本案中没有抬头的“废纸”命名为“弃权书”，以便于问题的讨论。那么，笔者认为，本案值得探讨的问题就是：本案原告王某某声明放弃的，是诉争房屋的“继承权”？还是诉

争房屋的“所有权”？下文，笔者结合法律的具体规定，对该问题展开讨论。

二、法律规范的解释学分析以及笔者的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王某某在本案中放弃的是诉争房屋的“所有权”。

《物权法》第29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该条款规定在《物权法》第二章“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第三节“其他规定”中，与其并列的第一节规定的是“动产交付”，第二节规定的是“不动产登记”。

而根据法律解释学的原理，从上述规定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物权法》第29条是对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公示方式的规定。结合物权法的规定以及理论，可知，具体的物权公示有三种方式，即交付、登记和其他法律事实，其他法律事实主要有建造、拆除、法院裁判等，其中，继承也是导致物权设立变动的法律事实之一。

第二，继承作为一种法律事实出现在《物权法》第二章第三节“其他规定”中，其与“动产交付”、“不动产登记”，并列作为物权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的方式之一，其具有法律赋予的、导致物权设立、变更的、独立的法律效力。因此，当被继承的标的物系不动产时，即可依据《物权法》第29条之规定，获得物权（在继承中主要是指所有权），而无需再另行进行“登记”，除非存在再次处分的行为。

在本案中，原告王某某提起诉讼时，被继承人均已过世，继承已经开始，分别订立的两份遗嘱也均已生效。虽然该房屋还未变更登记到原告王某某名下，但由于“继承”作为法律事实之一，其本身具有法定的公示效力，无需另行进行登记。因此，依据《物权法》第29条之规定，原告王某某当然地继承了诉争房屋。（唯一的区别是，不是以法定继承，而是遗嘱继承。）

第二种观点：王某某在本案中放弃的是诉争房屋的“继承权”。

《继承法司法解释》第49条规定：“继承人放弃继承的意思表示，应当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作出。遗产分割后表示放弃的不再是继承权，而是所有权。”该规定对放弃遗产的“继承权”和“所有权”确立了一个明确的时间标准，即在遗产分割后。因此，问题就转化为如何解释“遗产分割”？

第一，笔者认为，《继承法司法解释》第49条规定中的“遗产分割”应当定义为：“进行析产，进而可以达到明确所有权的行为”。在本案中，遗产分割的唯一表现形式就是“公证遗嘱”。但笔者认为，两份公证遗嘱并不具有明确所有权的效果。因为，在诉讼中，遗嘱仅仅只是一份证据，其合法有效与否，尚未明确。另外，遗嘱仅仅只是确认所有权的依据，

并非权属证明。因此，遗嘱并不具备“明确所有权”的法律功能。因此，在本案中，不能仅凭遗嘱就认为诉争房屋已分割完毕。

第二，虽然《物权法》第29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但该规定只是明确“继承具有设立物权的法律效力”，并不因此赋予“继承”这一事实具有“分家析产，明确所有权”的效力，简言之，“取得物权”与“分割物权”是两回事，打个比方：被继承人甲，生前一套房产，共有三个继承人，分别是乙、丙、丁。那么，根据《物权法》第29条的规定，当甲过世后（假设是法定继承），该房屋的性质就转变为遗产，其所有权将由甲个人所有，转化为乙、丙、丁三人共同共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已对该房产进行了分割，更不意味着乙、丙、丁各自的份额得到明确。

第三，针对第二点的分析，或许会有人提出：由于本案的法定继承人仅两人，且其中一人，即被告王某，已经被遗嘱排除在外，因此就遗嘱继承而言，继承人仅原告王某某一人，因此不存在房产的分割问题，即，无论如何，原告王某某的份额就是百分之百。因此，该具体情况决定了仅凭遗嘱就可以实现明确所有权。

该观点似乎是有道理，但笔者不敢苟同。首先，继承人的人数确实是影响“所有权是否明确”的因素之一。但对该因素进行讨论的前提是，只有在遗嘱是真实的、唯一的，且排除其他可能与遗嘱内容相冲突因素的情况下，才具有意义。因此，在此种情况下，最为根本的问题，就是确认案件中据以确权的遗嘱是否具有真实性、唯一性、排他性，在未确定遗嘱具备这些特性的前提下，不能径直认定遗嘱具有明确物权归属的效力。

就本案而言，为什么不能认定“所有权已经明确”？原因在于，作为认定“所有权已经明确”的遗嘱，是否真实、有效还未确定。而且，实际上，本案被告王某提供的“弃权书”，对两份已经生效的遗嘱的效力已经造成了冲击，带来了质疑和挑战。这也证实了径直依据遗嘱（即使该遗嘱已经公证）认定“遗产已经分割”，是不妥的。

综上，第二种观点认为，在本案中，原告王某某签署的“弃权书”系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作出的。因此，依据《继承法司法解释》第49条的规定，原告王某某放弃的应当是继承权。

三、法律规范冲突问题的揭示及总结

本案之所以存在上述两种观点，主要是因为《物权法》第29条与《继承法解释》第49条，存在规范冲突。具体而言，依据《物权法》第29条的规定，可知，因继承作为一种法律事实，具有导致物权变动的公示效力。因此，只要被继承人死亡，继承事实就发生，物权就发生变动，被继承人据此获得遗产的所有权。而依据《继承法司法解释》第49条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