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国粹派

《晚清国粹派》评述
国粹派是出现于２０世纪初年，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内部的一个派别，以章太炎、刘师培、黄侃、黄节、马叙伦、陈去病、柳亚子等人为代表，反对一味“醉心欧化”，主张“保全国学”，并将西学新知引入传统的学术思想文化领域，在推动了传统学术思想文化走向近代化方面做出了许多成绩，对国粹派和国粹思潮进行深入研究是一个值得十分重视的课题。

《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则是关于国粹派研究中最为系统和重要的一本著作。

先介绍一下本书的作者。

郑师渠，历史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师从著名学者龚书铎先生。

现任北师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教研室主任、历史系系主任。

社会兼职主要有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政府顾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历史学科组成员等。

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刊物，曾发表《论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等学术论文数十篇。

已经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在欧化与国粹之间》、《中国文化通史》（10卷本）（总主编）。

这本专著原系郑师渠先生１９９１年的博士论文，次年论文以《国粹、国学、国魂：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为题在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１９９３年在原著基础上修改润色而成此书。

该书体系完备、资料翔实，作者为撰写此书，查阅了82期《国粹学报》和《政艺通报》等二十余种原始报刊，参考和利用了近百种英、日文资料在内的各类图书文献。

其中尤其是一些报刊资料在今天以及不易获得，从而使其论证更充实有力、更接近于历史本源。

诚如序言中龚书铎先生所云，此书确为目前“研究国粹派及其思想的一部较系统、全面的著作”。

罗志田先生在《国家与学术》一书自序中，称此书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关于‘国粹派’最为详尽的研究。

”１９９８年韩国学者曹世铉在《关于辛亥革命时期国粹派的研究述评》中说，在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方面，最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是《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的作者。

全书共分八章，首章和第二章对晚清国粹派和国粹思潮的崛起，国粹派及国粹思潮出现的原因做了考察、分析和阐述，第三章至第七章分别对国粹派的新学知识系统、国粹派的文化观，国粹派的经学思想、史学思想、伦理思想进行了剖析和评论，最后一章对国粹派的历史地位和局限性进行总结和评析，
一、晚清国粹派的崛起及出现的原因。

本书从“国粹”一词开始说起，经过考证有关资料指出“国粹”一词原非中国所固有，而是舶来于日本，但也不是日本人所发明，而是英语“Nationality”的翻译，原意是“民族”、“民族性”、“民族精神”等等。

1902年12月3日，黄节在《政艺通报》上发表了《国粹保存主义》，文章第一次正式将国粹主义向国人做以介绍，很快为许多人所接受，成为当时颇为流行的时髦词语。

本书认为,主张国粹主义的人并不都称为国粹派。

对其所做的界定是:“国粹派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个派别。

他们多是一些有传统学术根底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仅主张从中国历史文化中汲取精灵，以增强排满革命宣传的魅力；而且强调在效法西方改革中国政治的同时，必须立足于复兴中国固有文化。

所以他们一身二任：即是激烈的排满革命家，又是热衷于重新整理和研究传统学术、推动其近代化著名的国学大家。

他们追求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但更关切传统文化的命运，孜孜以复兴中国文化自任。

也惟其如此，他们倡言的国粹思潮不是独立的思潮，而是民主革命思潮的一部分；只是因经受中国历史文化更多的折光，而呈现出古色古香独异的色彩罢了。

”邓实、黄节等人１９０５年１、２月间在上海成立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国学保存会的成立，和同年２
月其机关刊物《国粹学报》正式发行，本书以此作为晚清国粹派崛起的重要标志。

对国粹派的这种界定和对它崛起标志的论述是符合当时历史实际情况的。

关于晚清国粹派和国粹思潮出现的历史原因，本书从２０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和中国政治格局的变动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

认为国粹派是庚子以后，国人重新审视中西文化的产物，也是革命思潮涌动的结果。

具体归结为（一）对民族危机的独立思考，指出“国粹派看到了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的一致性，相信文化危机是更本质、更深刻的民族危机。

”（二）欲藉中国文化的智慧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

（三）适应排满革命的需要。

（四）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

（五）晚清今古文之争之激励。

（六）日本国粹思潮影响。

其中在今古文之争之激励一点上，认为古文经学是国粹学派的中间派别，而清代今文经学初兴于乾嘉之际，至康有为集其大成。

成为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依据，一时如日中天。

但变法失败后，今文经学又成了立宪派藉以反对革命的理论依据。

因此，反驳康有为等人鼓吹的今文经学，成了革命派要消除立宪派在学术领域的影响必须完成的任务，而国粹派高举起古文经学大旗，撰写考辩今古文之争的大量论著，对于打破康有为等人反对革命的理论依据，促进共和思想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

同时，还对国粹派的学术渊源，和中日国粹派出现的历史机缘的异同，进行了论述。

对于国粹派的学术渊源，指出国粹派不仅有排满革命的共同政治基础，而且是集扬州学派（刘师培）、浙江学派（章太炎）和岭南学派（邓实、黄节）的绪余于一体，以朴学为基础，以古学为中间。

这种政治上和学术上的一致，使国粹派彼此之间有着耐久的推动力。

对于中日两国国粹派的异同本书着重论述了二者的不同，观点非常新颖精辟，这里不再展开。

二、国粹派的文化思想。

国粹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们能够把新知引入传统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从而推动其向近代化方向发展。

本书通过对章太炎、刘师培、邓实、黄节、马叙伦、柳亚子、陈巢南、马君武等人的学历和接受西学的具体事实，论证了人们多把国粹派描写成抵拒西学新知识形象是不符合实际的，论证了国粹派在接受和传播西学过程中知识结构的开放性；他们学贯中西，以旧学为根柢；其新学知识系统的核心内容是进化论与社会学等三个内容的特点。

本书还对国粹派代表人物通过西方的自然科学确立进化论的宇宙观和通过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改造自身知识结构作了详细论述。

关于国粹派的文化观，著者认为“国粹”、“国学”、“国魂”，是国粹派藉以文化运思的基本概念，要理解国粹派的文化观不能不对三者的内涵和内在联系作一番考察。

综合国粹派主要代表人物的见解，指出，国粹派所说的“国粹”，其一，广义上泛指中国的历史文化；其二，是指中国文化的精华；其三，是指中国文化的民族精神与特性。

此外，国粹派还提出“国学”，所谓“国学”，是指先秦，即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及异族入主之前，中国作为“汉族的民主国家”学术。

同时又提出与“国学”相对的“君学”，所谓“君学”，就是“以人君之是非为是非者”，它为历代君主所尊崇；因为“国学”是“不以人君之是非为是非着”所以它为历代帝王所排斥。

所以保存国粹，必须首先保存国学，保存国学必须兴民权反对专制，即从排除清王朝开始，这样，晚清国粹派便从国粹论推进到国学论，由此构成了它的基本理论模式和文化观的核心内容。

国粹与国学二者相辅相成，可以重叠却不容分割，而“点化二者的精灵，却是出自国粹派的爱国情结—陶铸国魂”。

“陶铸国魂”是２０世纪初年革命党人及具感染力的爱国宣言，所谓“国魂”，是指中国独立的民族精神。

中国原有健全的国魂，因异族入主，而迷失和凋零了，因此，必须重铸国魂。

国粹派文化观的基本思路是“以民族主义为指归，以国学为主体，融中外文化的精粹，重镇民族精神以强中国”。

国粹派的文化观体系庞杂，且历来评判不一，本书一方面指出了国粹派将“国学”、“君学”完全对立的不科学性，和“古学复兴”中的恋古情结，一方面也指出了国粹派从近代民主观念出发，
对传统文化作出重新评价，对于推动传统学术向近代化转换的重要意义。

这种阐释和定位无疑是新颖和十分必要的。

关于国粹派的史学思想。

本书指出，以章太炎、刘师培等为代表的史学，是２０世纪初年正在兴起的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

他们高举“史界革命”的旗帜，猛烈地抨击封建主义的旧史学，对新史学身体力行，研究成果累累。

同时，作为革命派，他们以新史学为武器服务于排满革命，又与作为立宪派的梁启超、夏曾佑诸人，大异其趋。

本书从国粹派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对新史学的探索；系统探讨中国古代学术史与竭力保存史籍文物；通史致用，助益革命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国粹派的史学思想。

其中国粹派对新史学的探索，包括：（一）强调以西方进化论的历史观为指导，新史学必须重视西学；（二）强调新史学必须打破仅为封建帝王修家谱的旧史学格局，以修民史为己任。

（三）史学要随社会的进化而进化，其体例亦必随之而变动。

（四）主张修新的地方志。

（五）提出建立近代中国史学体系的设想，主张打破传统史学概念个偏祜僵硬体系，使史学研究从内容到形式都趋向多样化。

这些论述不仅表现了对封建传统史学的批判，更主要的在于对新史学建立的构想。

清楚的显示了国粹派史学思想的进步，
关于国粹派的伦理思想。

本书从国粹派的“性有体用”的自然人性论，“群重己轻，舍己为公”的道德观，和主张建立“人人自由，人人平等”新型伦理关系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指出国粹派的自然人性论是它整个伦理道德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石。

他们用自然人性论，有力地批判了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谬论。

不仅肯定争取名誉、财产、“希望之欲”的合理，而且相信唯有在实现了自由、平等、民权公理的合理社会环境中，人性才能得到真正健全的发展。

反映了国粹派对自己正为之奋斗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渴望与憧憬。

同时，本书也指出国粹派人性论的弱点，即他们始终未能真正把握所谓人性或人的本质。

是人的自然特性和社会特性的统一。

他们将人的自然特性认作人及人性的本质。

国粹派的“性有体用”论，强调性无善恶，而归善恶于“用”，实则仍未出二元论。

由于他们把人的善恶、情欲仅仅看作是“感物而动”或叫“性体作用”的结果，这样，所谓人、人性、善恶、情欲，便都因被撤离了“历史的现实基础”而成了空洞、抽象的概念，自然难得自圆其说。

而当他们看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和理想幻灭后，这种“性体有用”论也发生动摇，进而走向虚无主义。

由于国粹派相信性无善恶，善恶起于后天的行为，因此他们十分重视道德的问题。

他们把民德的兴衰看成是民族国家的根本所系。

国粹派将中国民德的不彰，归究于封建家族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实行国民教育；借革命创造共和，为新民德创造条件。

国粹派还从人性的发舒有赖于建立人人自由、人人平等的伦理关系的原则出发，针对中国社会的传统伦理关系的弊端，提出实行父子平等，男女平等，行一夫一妻制，婚姻自由，人人谋经济独立，来改造中国传统伦理关系。

国粹派这些主张有力地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并提出了建立新型家庭及社会伦理的大胆构想，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可贵的跨世纪的冲动。

关于国粹派的经学思想。

本书指出：以章太炎、刘师培为首的国粹派，是以古文经为中坚的学术派别，有时革命派的一翼。

这种一身二任的情况，决定了他们经学思想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主张“夷六艺于古史”，把治经归入单纯的学术研究的范畴，体现了传统经学向近代的转换；一是大倡古文，以与康有为立宪派的经学根据即今文抗衡，反映了革命与改良的斗争在经学领域的延续。

本书论述了章太炎、刘师培等人通过对“经”与“经书”的考订，剥去了历代对“经”、“经书”的神圣化，超越了历代的经师，只把经书看成为古代的史料，是从根本上廓清了两千多年来笼罩在经书、经学上神圣而有神秘的色彩，从而使自己的经学研究与传统区别开来。

本书进一步论述了国粹派虽然都把治经看作是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但其见解各异，如邓实等人颇热衷于提倡“通经致用”，章太炎则认为“通经”不可能“致用”。

本书认为“通经致用”思想在历史上亦有积极作用，但它又潜藏着一种极易将经书神秘化的消极思路。

章太炎认为它必然造成思想的僵化与经学自身的扭曲不无道理。

只是将“求
真”与“致用”完全对立不免走向另一种极端。

本书还指出：“革命与改良的对立，古文经与今文经的对立，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是２０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特有之现象。

其实质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两个政治派别各自借重古老的学术理论竞相演出历史的新场面”
四、国粹派的历史地位
关于晚清国粹派的历史地位，本书不赞同有的论著以“封建复古”、“同反动文化合流”等词句对辛亥革命后的国粹派做以过于苛刻的评论。

原因在于，其一，就晚清国粹派主要代表人物而言，都能保持共和革命的气节。

其二，国粹派不都是落伍者。

仍有许多人在辛亥革命后继续前进，如钱玄同等人就曾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

其三，对国粹派的落伍尚须有“度”的把握。

本书认为，晚清国粹派与国粹思潮，在中国近代政治史和思想文化史上应占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一，藉中国的历史文化为时代和革命酿造了爱国主义激情。

晚清国粹派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一个组成部分；国粹思潮也是革命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国粹派的革命活动，和他们对革命的宣传活动，对当时的反清革命运动，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国粹派世俗化和历史化孔子与“六经”，对于解放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开创了近代“国故研究之新运动”的先河。

国粹派将近代观念引入传统的学术领域。

他们勇于打破传统观念，注意研究诸子，使诸子摆脱了屈从于经学的地位，由附庸蔚为大国，这种开创式的学术研究对于近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第四，提出了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新思路。

二十世纪初年，在对全盘西化的反思中，国粹派提出了中西文化是互相平行、各具独立价值的两大文化体系即“类”文化的重要见解。

有力的开辟了人们的思维空间，表现了他们具有可贵的前瞻性。

第五，提出了一些积极的新文化主张。

他们不仅主张改造传统家庭、旧伦理、旧道德、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还主张推广白话文。

可见，他们对于后来的新文化运动，确实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在肯定国粹派的历史地位同时，本书也指出了其文化思想的局限。

首先，是它忽视了文化思想的时代性。

他们认为代表中国文化的“国学”是超时空的、完美无缺的，它的衰微只是由于“君学”的肆虐造成，中国文化无所谓落后。

这样就使中国文化面临的时代转换的尖锐主题被无形中淡化了。

其次，文化思辩染上了过于浓厚的感情色彩，表现在一是缘于民族主义情绪，过分夸大了中国文化将受西方文化同化现实的危险性，造成心理的紧张；二是作为积学之士，难以完全摆脱恋古的情结。

国粹派的文化思想归结到一点，就是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主张融合中西文化，发展民族新文化。

但实际上，他们并无能力解决自己提出的发展民族新文化的主张，实属超前性问题。

本书认为，尽管国粹派在理论与实践上有许多严重的失误，但他们所鲜明提示的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必须走民族化的道路这一远见卓识的新思想、新思路，不仅体现了二十世纪初年国人文化识见的深沉高远，而且甚至今天也不失其意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本书是目前研究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最为系统的著作，对国粹派在史学、伦理、经学等方面推动传统学术思想文化近代化作出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对国粹派评价问题上也形成了一家之言。

第一次明确指出，晚清国粹思潮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一部分，章太炎等国粹派一身二任，他们不仅是其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翼，而且是一批富有新时代诗清的国学大家。

章太炎诸人的学术研究有力推动了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化。

国粹派尤其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他们对于发展中国新文化的思考，富有可贵的前瞻性。

遗憾的是对国粹派正面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作了充分的肯定之后，对它理论与实践上的许多失误以及负面影响则没有必要具体的分析和阐释。

而且此书最后对国粹学派的盖棺定论之说，在今天来看，似乎略显添足了。

但，无论如何，这本书确实对我收获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