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与死亡的寓言诉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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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死亡的寓言诉指
内容提要:卡夫卡影响了余华的创作。但在文本所体现出的寓言系统、荒诞世界、死亡意识三个方面,二人同中有异。面对现实世界,卡夫卡是一个迷恋孤独的形而下的战斗者,余华则是一个迷恋形式的形而上的启蒙者,而这又直接导致了两位作家相异的终极追求。
关键词:余华卡夫卡比较
作者简介:方爱武,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
在当代中国知名作家中,余华可以说与外国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他最早的创作启示就来自于川端康成,之后他又曾迷恋过卡夫卡与福克纳,并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博尔赫斯、普鲁斯特、蒙田等作家的影响。而在这些外国作家中,对余华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卡夫卡。余华曾说:“在我想象力和情绪力日益枯竭的时候,卡夫卡解放了我”(“川端康成与卡夫卡的遗产”296)。本文拟从卡夫卡对余华的影响说起,将二者进行比较分析,发掘他们创作中的异同,以期了解他们隐秘与深切的内心真实。
一、寓言系统:形而下的直指与形而上的言说
作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卡夫卡有着与19世纪传
统的文学创作截然不同的观察视角和艺术风格。他的创作直指人类生存的现状。在他深邃的目光里,整个“世界秩序都是由谎言构成的”(转引自叶廷芳,《现代艺术的探险者》98),“在这片土地上空笼罩着一片黑暗”(《卡夫卡书信日记选》50)。他厌弃这样的世界,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于是,他开始了坚定的义无反顾的写作,“这是我为生存而进行的战斗”(转引自叶廷芳,《现代艺术的探险者》182)。对卡夫卡
而言,写作意味着行动,是他积极的人世宣言,“我总是企
图传播某种不能言传的东西,解释某种难以解释的事情”(转引自叶廷芳,《现代艺术的探险者》100)。因而创作于卡夫卡,是他将内心世界向外部世界推进的手段。卡夫卡意欲通过其主观精神的揭示,去获取人存在的本质。为了充分展示自己生存于这个世界的精神感受,他在创作中常把现实与非现实、合理与荒诞、真实性与假定性等因素拼合在一起,构筑复杂的寓言世界,寻求作品的象征意义。英国评论家埃得温?缪
尔曾说卡夫卡的写作是“现实主义与寓言”的交织(转引自叶廷芳,《现代艺术的探险者》112);卢卡契在评价卡夫卡时也曾说:“卡夫卡独一无二的艺术基础,……是他描写客观世
界和描写人物对这客观世界的反应时所表现出来的既是暗
示的,又有一种能引起愤怒的明了性”(转引自叶廷芳,《现
代艺术的探险者》101)。可见,小说的寓言化特征是卡夫卡表达自我、言说世界的重要方式。
现代派文学的寓言化倾向是20世纪文学创作中的共有特征。卡夫卡在小说中营造的更是一个开放的寓言世界,直指着外部世界的方方面面。但需要指出的是,卡夫卡寓言式的作品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由于不点明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社会背景,卡夫卡作品所体现的历史范畴相当宽广。而且,还由于卡夫卡在作品中多用象征、意象来传达思想,切割了事物与意义之间的固有联系,致使整部作品的寓意带有了多重性、多质性。在分析《变形记》时,评论家瓦尔特?H?索克尔说:“卡夫卡深邃多变的艺术本质,决定了任何单独的研究都无法充分把握住这篇多层次的作品。每一研究者仅能在索解其奥妙的道路上前进一步;这个奥秘的核心,也许永远也不能揭露无遗”(转引自叶廷芳,《论卡夫卡》241)。因而卡夫卡众多作品的意蕴历来众说纷纭,延伸出了无限的艺术张力。如《城堡》就有关于宗教、犹太人处境、政治权力、现代人境遇等不同方式的诠释;而《在流放地》也有着政治体制和人类处境、宗教与人道主义、人性批判与战争罪恶等多重寓意指向。可以说,卡夫卡的创作,既直指真实的存在,又向无限的空间延伸。而这种创作精神及形式正是余华所向往与追寻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余华说“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
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去寻找新的表达方式”(“虚伪的作品”278)。“现在我似乎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明白自己为何写作,我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虚伪的作品”277)。余华渴望去探寻、揭示的真实,是一种个人精神上的真实,也即存在于作家内心的对世界的个人理解,并意欲在这种真实背后繁衍出广阔的意义。而卡夫卡正是这样一位作家。心灵的连接使卡夫卡激发起余华的创作。余华在卡夫卡的启示下开始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来创作。所谓的“虚伪”是针对人们被日常生活围困的经验而言,也即脱离日常经验的掩埋采用一种充满想象力的表达形式。余华说:“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
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虚伪的作品”278)。
从1987年发表《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余华背离传
统写实准则,脱离常识与逻辑的围困,将目光投射到事物、生活的背后,从大众的概念走向个人的独特体会。因而余华这一阶段的小说大都用一个或几个形象生动的故事来诠释
他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与感悟,从而使其作品带上了浓厚的寓言的色彩。他用一个个带有寓言色彩的故事在繁复的生活面前开始了他形而上的理性思考,并把这思考的历程在文本中自由展现。
与卡夫卡不同的是,余华的寓言风格的形成有一个逐渐
变化的进程。从《十八岁出门远行》始,余华连续发表了《西北风呼啸的中午》、《四月三日事件》、《一九八六》、《河边的错误》和《现实一种》等六篇小说。这些作品初具了卡夫卡式的寓言风格。此时的余华多借用一些现实性较强的叙事符号,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某种形而上的思考。作品中的故事大都有一个正常的故事框架,人物之间也有一种逻辑关系,暗合了卡夫卡式的“现实主义与寓言”交织的风格,较为接近卡夫卡式的整体荒诞、细节真实的寓言体式。如《河边的错误》写的是一个疯子持续杀人的故事。小说整体情节较为荒诞突兀,但整个故事遵循的还是对现实事实的模仿。可以说,余华这六篇作品的风格是理念性与现实性相融合。接受者易于理解把握其中蕴藏着的有关社会与人生的拷问。
然而从1988年的《世事如烟》始,余华在追求作品的
寓言风格方面比卡夫卡似乎要走得更远、更彻底。对此他也曾说过:“当我写作《世事如烟》时,……实质上,我有关
世界结构的思考已经确立,并开始脱离现状世界提供的现实依据。我发现了世界里一个无法眼见的整体的存在,在这个整体里,世界自身的规律也开始清晰起来”(“虚伪的作品'285)。于是,余华从内容到形式彻底抛弃传统小说的建构形式。他不再依傍于现实的故事框架,而是更加自由地借助一个个叙事符号来展示作品的寓意,表达着他对于世界的种种形而上的言说。他大量采用现代叙述技巧,如并置、错位的结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