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时期国际舆论新论

西安事变时期国际舆论新论

西安事变的爆发，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震撼和关注，也引发了强大的国际舆论。同时，无论是事变之前还是事变之后，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也在极力地争取国际舆论。由于不明真相及自身的国家利益，西安事变时期各国舆论反应总体上是不利于西北地区的，与有关方面的事先期待有很大的反差。但是，欧美新闻舆论、苏联新闻舆论都倾向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国际新闻舆论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程度影响了中国社会中的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处理西安事变的立场、方法和决心。国际新闻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起到了中国任何政治力量都难以起到的独特作用。对西安事变的国际新闻舆论进行客观和深入的研究，能加深对西安事变的认识。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现代社会里没有纯粹的国内事件，任何集团、任何政府干一件事都要把国际舆论的反应考虑进去。这对当时情况非常特殊、又与周边国家和世界列强有着特殊关系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所以西安事变一开始就是一个重大的国际性政治事件，各国“莫不异常重视”，尤其是“东亚各国之报纸舆论”，更是纷纷报道、评述和追踪事变的发生和发展。在世界范围的关注、传播和沟通过程中，国际新闻舆论汹涌澎湃。与此同时，南京政府一边向各驻外使馆通报情况，一边要求各使馆注意搜集各国(尤其是日本和苏联)政府及社会舆论的反应；张学良无论是事变前还是事变后自始至终在为争取国际舆论而努力着；中共中央也在请求共产国际在“世界舆论方面援助我们”。可惜的是，就像我们对当时国内新闻舆论的研究远远不够一样，我们对西安事变中国际新闻舆论的研究也是十分粗糙和肤浅的。

新闻舆论是社会舆论中最强大的部分，它不仅可以独自发表意见，而且其他舆论也常常需要借助它表达，使其具有垄断舆论的优势。在一定时间内，新闻舆论可以左右、支配、指导整个社会舆论，充当社会舆论的全权代表。同时，人们获得舆论影响大多也是来自新闻舆论。与中国国内的新闻舆论不同，有关西安事变的国际新闻舆论事实上早在事变发生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一点，以往研究似乎没有注意到。

1936年10月3日，张学良接受了美国《密勒氏评论报》记者海伦·斯诺的采访。当时，海伦·斯诺是张学良唯一能见到的外国记者。张学良打算通过海伦丈夫埃德加·斯诺常投稿的英国报纸伦敦《每日先驱报》扩大传播西安的形势。在采访中，张学良暗示蒋介石必须“遵从民意”，团结抗日，否则“人民永远不会允许”，政府就“无法生存”。这是国民党高级官员自九一八以来第一次表态，也是张学良在采取重大行动之前进行的新闻舆论准备。当时张学良几乎得不到任何国内新闻媒介的支持，因而他不得不将注意力投向外国的新闻媒介。

10月8日，伦敦《每日先驱报》以《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大幅标题发表了海伦访问张学良的详尽报道。报道说：“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紧张局势正在全面增长。最明显的是在那些思念家乡、遭受虐待的东北军之中，反对日本、反对内战的情绪日益高涨。人们不再空谈‘和平与秩序’，一种崭新的抗日气氛出现了。张学良公开出面，企图充当领导，以求‘收复失地’，左右中央政府开始抗战。自1931年9月18日失去东三省继承权以来，张少帅似乎第一次准备采取积极的步骤，‘打回老家去’。显然，对红军的‘围剿’，仅由中央军进行。”报道还透露了当时西安最流行的口号是：“我们恳求政府领导

全体同胞立即抗日!”美联社把这篇报道发往全美国和全中国。10月9日，天津的英文报《华北明星报》转载了这篇报道。10月20日，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也以同样的方式刊载了海伦的报道。

海伦对张学良的采访文章，可谓是西安事变全程中的一块里程碑，被后人誉为对西安事变的正确预报，“险些引起一次早产的西安事变”，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个反响继而又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震荡，加速了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裂变与重新组合。随后，海伦在西安又对西北的政治形势作了两个月的采访报道，使国际社会了解了中国的抗日情况，对张学良、西北地区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也为张学良、西北地区后来在国际社会中取得某种理解和同情创造了条件。

张学良对国际舆论的争取，在西安事变后仍在继续，而且更迫切了。事变后，张学良马上召见身份为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史沫特莱，向她说明了西安事变的意义，委托她主持对外英语广播，报道事变的真相。西安事变期间，史沫特莱不负所望，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根据自己对在西安的军政官员、红军代表、救国会领袖的采访，及时地用英文向国外播发有关事变的新闻报道。史沫特莱的活动揭露了南京政府中的强硬派、南京政府的新闻系统或宣传系统为扩大事态而编造的耸人听闻的谎言，澄清了“蒋介石被杀害”、“西安城落入红军手中”等谣传，对人们尤其是外国记者了解事变真相、对张学良摆脱困境，起着无与伦比的作用。

西安事变中另一位主角杨虎城对新闻舆论也十分注重。西安事变爆发后，新西兰人贝特兰受斯诺夫妇的委托，以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身份，来西安考察、采访、对外报道西安事变的真实情况。王炳南安排他和史沫特莱采访了杨虎城。杨虎城对于外国报刊，特别是苏联报刊攻击、诬蔑西安事变表示不满，他认为，“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应当同情我们为民族解放而自身进行的民主主义运动”。他“情绪激昂地”说：“请记住，这次事变并不是什么突然性的事件，也不是只由两位将军采取的行动。它是西北所有军队的一致要求、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发动这次事变，并不存在个人的怨恨，我们所要求的只是抗日，并结束内战。”

纵观西安事变全过程，西安的一些外国进步记者非常活跃，虽然均代表他们个人，但是他们大力报道动荡中的中国西北地区，主持正义，促进了事变的发展，推动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张学良和西北地区来说，这点尤为重要。西安事变后一时间，真相不明，朝野传说充斥，世间谣言泛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自然而然把了解真相的注意力更多地投向外国记者和外国新闻媒介，并以他们的报道作为自己判断和背向的参考，甚至更愿相信。所以从这个方面来说，外国进步记者对西安事变的报道、对人们了解西安事变的真相、对张学良和西北地区摆脱困境所起的独特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西安事变发生后，由于“许多外国记者本人对西北近况一无所知，轻信地把宣传工厂里所制造的一切谎言当作新闻”，尤其是在南京的外国记者，他们了解事变的主要消息渠道，恰恰是当时最不客观的南京政府新闻系统或宣传系统的舆论。因此，事变后的国际舆论多为猜测、批评、贬斥、攻击，非常不利于西北地区。原先对张学良及西北地区的一些同情消失了，如巴黎《救国时报》也认为，“发生这样重大的内争，对于目前中国民族生死所系之一致团结，御侮的运动上，实为深可痛惜的事件”。其他的国际舆论就更不用说了.

西安事变的直接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自然它与日本关系最密切。日本政府对西安事变采取了两手政策：一方面静观，一方面通过外交和新闻舆论警告南京政府不能倒向欧美和苏联。1936年12月15日，《朝日新闻》发表了题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