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安事变中的苏联因素

论西安事变中的苏联因素

2010-12-27赵书刚赵阳史经文扫校点击: 408

论西安事变中的苏联因素

论西安事变中的苏联因素

赵书刚赵阳

新华文摘2010/22

20世纪30年代，中国正处于大变革的前夜。面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及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侵略，不同的政治派别通过各种途径表达自己对时局的态度，引发了西安事变等一系列的突发性事件。本文试以影响最大的西安事变为例，来探讨苏联因素的影响。

一、西安事变前苏联促使中共调整统战政策

西安事变前，苏联因素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影响，主要是对中共下达一些指示和命令；一种是间接影响，主要是苏联以强大实力吸引张学良等地方实力派。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一年的时间，冲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行程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得以暂时的休整。但是，中共中央很快发现陕北形势并没有想象得那么乐观。一方面，陕北地薄人稀，粮食等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困难；另—方面，国民党军队开始对陕北形成包围之势。北面有井岳秀、高桂滋的部队，东西两面有东北军、马鸿逵及阎锡山的部队，同时还有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此外，国民党中央军王钧和毛炳文部的几个师已经尾追到甘肃北部。在陕北周围国民党的兵力至少有二三十万。而此时陕北红军，即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加起来也仅—万余人。虽然红军战斗力比较强，但是补给却十分有限，而国民党军队则源源不断。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军事手段很难解除陕北苏区的困境，因此统一战线策略开始被重新提上了日程。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就对统一战线政策有过成功的

尝试。可是，在与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破裂之后，统一战线政策就被束之高阁。红军在抵抗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的历次战争中，曾有过许多机会可以通过统一战线的方式来瓦解国民党军队的进攻。最典型的一次体现在l933年秋至1934年初的福建事变的过程中。在福建事变中，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拘泥于共产国际的指示，把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反对与国民党任何上层人物建立真诚的统战关系，认为十九路军的抗日反蒋行动是“欺骗群众”，不肯在军事上同十九路军进行配合。结果，不仅福建政府被蒋介石的中央军各个击破，中央红军也因孤立无援而无法继续在南方立足，江西苏区毁于一旦。但西安事变前情形大不一样了。在中央红军尚未进入陕北苏区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经得到来自滇黔边红军第2、第6军团转来的电报。该电称，国际屡有指示，要求中共中央务必依据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和敌我力量对比，注意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实行反日反蒋的统一战线政策。随后，原在莫斯科的中共党员林育英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于1935年11月下旬辗转到达陕北苏区，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实行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有关指示。其重要的意义在于，从此之后，中共可以在“抗日反蒋”的旗帜下，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集中火力来反对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与此前政策上和观念上的种种束缚相比，中共和红军显然获得了相当大的空间。这是毛泽东等人企盼已久的事情，刚得知这一指示，就立即对周围的国民党地方势力展开了积极的统战工作。

1935年11月，以毛泽东、彭德怀等9人的名义发表的《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长官与士兵书》指出：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受日本侵略者指挥的官兵，“只要你们不打红军和陕甘苏区，我们愿意和你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国”。并郑重声明：“不论哪一派的军队，不论一军一师或者一连一排，不论从前有没有打过红军和苏维埃区域，我们为着贯彻四年来的抗日救国主张，都一律欢迎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就为争取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创造了条件。

二、张学良、杨虎城与苏联、中共的互动

东北军在陕北的“剿共”遭到了惨败。在前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接连打了3次败仗。近3个师的兵力被消灭，死了2个师长、2个参谋长，6／i'-团长或战死或被俘。而且部队被歼后，不但得不到补充，南京当局还下令撤销了109、110师的番号。严酷的现实，使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产生了怀疑，东北军再继续“剿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东北军要抗日复土必须另寻出路。

张学良后来回忆，当时，他数次与在上海的东北抗日将领李杜讨论如何才能收复东北的问题。李杜明确表示要收复东北或在东北抗日，必须与苏联和中共合作。张学良表示赞同。

但是，苏联会轻易出手援助张学良吗？张学良在对苏关系上走过一段弯路。中国东北一向是俄国与日本的势力范围，日俄两国在东北从来就势不两立，即使在苏联成立后，这种矛盾依旧根深蒂固。“东北王”张作霖一向是依靠日本的。最初，苏联曾几度示好，结果张作霖不仅毫不领情，反而为争取日本、英国对其北京政府的支持，以武装搜查苏联大使馆，公布苏联秘密外交文件的极端方式相回应。这使苏联方面对张氏家族留有极恶劣的印象。张学良继承其父张作霖的位置后，在南京政府的怂恿下，很快又故技重演，轻率地派兵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继而试图以武力收复中东铁路，此举更深深地得罪了苏联人。直到东北三省沦陷之后，张学良才逐渐认识到自己此前的做法是不明智的。

1933年夏，张学良旅欧期间，为了获得苏联的谅解，多次想与苏联方面取得联系。他先是通过驻法公使与苏联大使联络，要求访苏，后又通过东北前抗日将领马占山等私下与苏联有关方面进行交涉，结果全都毫无结果。由此可见，苏联方面对张学良极端地不信任。

自欧洲回国之后，张学良最初寄希望于南京政府，如果苏联同意援助南京政府，自然也就援助了自己。可是，等了几年之后，特别是在与红军交手受挫之后，他对此感到绝望。因为等到南京政府真正完成统一再来抗日，恐怕会遥遥无期。在这种情况下，张学良转而寄希望于中共。因为中共是苏联的盟友和同志，苏联不能不援助中共。张学良想到，如果中共愿意为其奔走，苏联也许会逐渐对自己另眼相看。怀着这种想法，张学良开始与中共接触。

中共与苏联的特殊关系，同样也吸引了作为地方实力派并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极为不满的杨虎城。杨虎城原为冯玉祥西北军的一个师长。1929年背冯倾蒋，l930年蒋、冯、阎大战中助蒋有功，战争结束后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然而“兔死狗烹”，当冯玉祥的西北军不能再在陕西对南京政府构成威胁后，蒋介石为控制陕西，转而对杨虎城频频下手，削其兵、夺其权。杨虎城扩编的3个师被撤销了l个师，剩下的2个师长，有1个又被蒋介石收买。到了l933年底，蒋介石更是连招呼也不打，就免了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换成亲信邵力子。1935年东北军入陕，杨虎城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在这种情况下，杨虎城被逼上梁山。为了避免被蒋介石吞并，他只好与中共联合。因为只要联合了中共，利用西北接壤苏蒙的地理条件就有可能得到苏联的帮助，进而与蒋介石对抗。

正是在苏联与共产国际因素的影响下，中共与张、杨顺应时代潮流，走上了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