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性的因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性因素分析

贺颖捷

提要：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因素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们捉蒋的善良愿望，捉蒋后的正义要求，以及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有力的军政措施，不仅有效地控制了陕甘局势，巩固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与红军之间生死与共的合作关系，而且维护了西安地区的社会秩序，极大地发动了群众，在西北形成了群情激昂的抗日高潮，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坚实的基础。也正由于西安方面内部团结，局势稳定，才迫使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接受张学良和杨虎城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放弃了剿共内战的误国方针,走上了联共抗日的正确道路，使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

关键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决定因素

七十年前的西安事变是一个震惊中外、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经过多方斡旋，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从而为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成为中国从内战转向抗战的转折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但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说服了张学良、杨虎城，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就的决定性因素；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苏联和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做出和平解决之策，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决定性作用；更有甚者竟认为张学良和杨虎城扣蒋后，被其“精诚”所“感召”，迅速“悔悟“，从而释蒋，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然而，当我们抹去历史的尘埃，就会发现事变的真相：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性因素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们捉蒋的善良愿望，捉蒋后的正义要求，以及为此而采取的高瞻远瞩的军政措施，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坚实的基础。

（一）

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国民党蒋介石仍然推行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误国政策，激起了一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从民族利益出发，多次劝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均遭其顽固拒绝。在苦谏失败又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他们断然采取“兵谏”举措，逼蒋联共抗日。这一行动是正义的，愿望是善良的。就在捉蒋的前一天晚上，张学良就指定黎天才、高崇民等人，草拟了《张学良、杨虎城等对时局的通电》。这份通电首先向国人民开诚布公地阐述了他们发动西安事变的起因和动机：“东北沧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石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他们痛陈国难，字字血，句句泪，其情其义，感天动地；他们“诤谏”为国，光明磊落，不存私心，令人感佩。其次申明了西北军民“内求和平，外求抗日”的八项政治主张；再次，表达了二位将军弃身家性命于不顾，冒死犯上舍己救国、坚持到底的坚强决心。

向全国通电发出后，张、杨立即联名或分别致电冯玉祥、李烈钧、孔祥熙、宋美龄及各地方实力派，进一步申述他们发动事变的原委和主张，争取他们的体谅和支持，并作出和平处置的姿态。

事变发生之初，何庆钦控制的南京政府，为了混淆视听，蒙蔽天下，严密封锁电讯机构和新闻渠道，使全国人民和国际上无从了解事变真相及张、杨提出的抗日救国主张。为了打破南京政府的封锁，驳斥南京方面的造谣诬蔑，消除国内外的误解，12月13日，张学良到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对全体职工讲话；14日、15日，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在西安电台发表广播讲话；16日，两人出席西安各救亡团体联合举行的“西安各界拥护张、杨两将军救国主张”民众大会，并分别发表了热情激昂的讲话。每次讲话都说明他们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蒋介石进行过多次劝告和诤谏，在屡谏不纳的情况下，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才不得不采取兵谏的办法，促其觉悟，绝无任何篡权谋位的意图。

张、杨二位将军上述言论和行动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他们在事变的全过程中，全力保蒋安全，促其反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逼蒋抗日。由于张、杨是事变的领导者，既有决策权，又有执行权，他们的善良愿望和正义要求，无疑就成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定性因素。

（二）

西安事变前，尽管东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早已弭兵息战，形成了团结抗日的“三位一体”局面，但陕甘地区的政治体制和军事部署，仍然是为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服务的。因此，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先后采取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有力措施，对陕甘地区的政治、军事进行了大胆改革，有效地控制了陕甘局势，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第一，撤销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宣布所有“剿匪”工作全部停止；另行成立了抗日联军临时军事委员会，主持西北军政事务，由张学良、杨虎城分别任正、副主任。

第二，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以孙蔚如为军团长，王以哲为副军团长，马占山为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希鹏为第一军团骑兵指挥官，集结待命，誓师北上，收复失地。在省政府组成人员选配上，坚持以进步分子为骨干，吸收部分中间人士，保留个别原政府的技术人员。

第三，解散国民党省党部，成立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以王炳南为主任委员，把原由蒋系控制的《西京日报》改为《解放日报》，并与《西北文化日报》一起，积极进行舆论宣传。

第四，下令释放政治犯，并公布了释放政治犯办法，规定凡西北“剿总”、“西安绥靖公署”、“军法处”、陕西各级法院、各政治军事机关等关押之政治犯，一律释放。西安事变期间，共释放西安及张、杨权力所及各县在押的所有政治犯，总数约350多人。这些政治犯被释放后，大都参加了西安的抗日救亡运动。

第五，通令嘉奖事变中全体表现英勇的将士，并对死伤官兵从优抚恤。

第六，下令封存在西安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储备的银元1500多万元，并要求银行照常营业，法币照常使用。

第七，控制兰州局势。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派飞机到兰州送达部署手令，甘肃省政府秘书长周从政、第51军参谋长刘孝周等接到命令后，立即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