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物与小人物

一九五四年，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提出了一个小人物与大人物之间关系的问题，在两者之间，他始终把关爱的重点放在小人物这一边。

他说：“事情是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

”在这件具体事件上，大人物是指周扬，小人物是指李希凡。

那时周扬是在宣传系统掌握大权的人物。

我们且撇开《红楼梦》讨论中的是是非非不谈，就毛泽东个人感情上，他是始终倾向于小人物这一边，倾向于弱者一边的。

毛泽东早年在一九二五年的《沁园春•长沙》一词中，便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之句。

那时候，他还是小人物，“粪土当年万户侯”，即是对大人物的藐视。

其实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统观念。

大人物是保守倾向的代表，小人物则是谋求进取的代表。

《孟子•尽心下》中有“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那就是对那些巍巍而高峨的大人物要敢于藐视他们，才能看清楚他们虚弱的一面。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写信给田家英，建议他：“如有时间，可以一读班固的《贾谊传》。

”他还说：“《治安策》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如果我们去读一下《汉书•贾谊传》，可以知道贾谊这个人是典型的小人物。

其云：贾谊，洛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书、属文称于郡中。

河南守吴公闻其秀材，召置门下，甚幸爱。

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尝学事焉，征以为廷尉。

廷尉乃言谊年少，颇通诸家之书。

文帝召以为博士。

是时，谊年二十余，最为少。

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出。

诸生于是以为能。

文帝说之，超迁，岁中至太中大夫。

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

乃草具其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

文帝谦让未皇也。

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

于是天子议以谊任公卿之位。

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毁谊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

”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以谊为长沙王太傅。

从这一大段引文，可以知道贾谊当时是一个青年，是一个小人物。

他凭什么你可以乘直升飞机挤入“公卿”之位？那些大人物都是凭资历和功勋才能得到公卿的地位的。

贾谊他有一套体制改革的主张，主要的还不是什么“改正朔，易服色”这一类形式上的变更，关键是“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之主张，涉及到当时在位诸大人物的利益，故受到大人物们的反对。

若绛即周勃，灌即灌婴，东阳侯即张相如，冯敬为当时的御史大夫。

他们都是当时的功臣宿将，并且是在位的大人物，以列侯就国，就意味着要他们放下手中的权力。

故而对贾谊这个小人物，这些功臣宿将们采取既害之、又毁之的态度，也就很自然了。

汉文帝拗不过功臣宿将，便只能疏远贾谊，并将他下放湖南，为长沙王太傅了。

《汉书•文帝纪》载：
三年(公元前一七七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蚀之。

诏曰：“前日诏遣列侯之国，辞未行。

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

”遂免丞相勃，遣就国。

这件事离贾谊说汉文帝列侯就国没有多少时间，它说明贾谊受诸大人物的攻击没有多少时间，贾谊虽然被贬南下，而周勃不久也就免相就国了。

那个时代如果连
续出现日蚀或天文星历上的灾异现象，要以大臣代替皇上当其罪责，故在二次日蚀的情况下，周勃作为丞相，不得不因此以就国当之。

绛，在今山西翼城东南，当时属汉东郡。

周勃回到封地以后，非常恐惧，常披甲自工，因此被人告发他要谋反，下廷尉，因此而入狱。

他入狱后不知如何言辞，被赦免出狱以后，他说：“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也。

”
从这件事的过程，可以知道贾谊的那些建议，汉文帝是接受的。

但碍于功臣宿将，不得不牺牲贾谊，把他下放为长沙王太傅。

过了没多久时间，二次日蚀，作宰相的周勃便尝到厉害了。

从这件事可以看到汉文帝时锐意进取的小人物与一心维护既得利益的大人物之间的纠结。

汉文帝既倾向于小人物，又不得不委屈一下小人物，等待时机，再处理大人物。

故大人物与小人物之间的矛盾古已有之，利用这种矛盾，历来是帝王驾驭大人物的一种权术。

类似贾谊的小人物，在汉代初年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晁错。

这也是毛泽东关注过的历史人物。

晁错像
据《汉书•晁错传》云：
晁错，颍川人也。

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生所，与洛阳宋孟及刘带同师。

以文学为太常掌故。

错为人峭直刻深。

孝文时，天下亡治《尚书》者，独闻齐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书》，年九十余，老不可征。

乃诏太常，使人受之。

太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

诏以为太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

从这两段记载可知，晁错是书生出身。

太常，是秦官。

秦时称秦常，汉景帝时始改名为太常。

它的职掌是太庙、礼仪，是执掌礼仪之官。

博士与掌故皆为太常之属官。

掌故，主故事。

博士，掌通古今。

此人先学的是申商刑名，后来学的是六艺之《尚书》。

这个人好言政事，因而被提拔为太子舍人，那是东宫的属官。

那时为太子者，是后来的汉景帝刘启。

门大夫，属郎中令，是言官。

当时匈奴问题比较紧
迫，他上书言对付匈奴的兵事。

在这份上书之末，他引用经典：“传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

’”关于汉景帝回答他的上书事，史云：
皇帝问太子家令：上书言兵体三章，闻之。

书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

今则不然。

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

使夫不明择于不狂，是以万听而万不当也。

从文帝对晁错的答复看，虽然文帝没接受晁错的建议，但在态度上是比较谦逊，还是鼓励他提建议。

接着晁错建议守边备塞，文帝便从其言，募民迁塞下。

后来贤良文学的对策，当时贾谊已死，对策者百余人，只有晁为高第，由是迁中大夫。

《汉书•晁错传》接着说：
错又言宜削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书凡三十篇。

孝文帝虽不尽听，然奇其材。

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爰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

这里说的削诸侯事，便是削关东诸同姓王的事。

在这个问题上，他与诸大功臣及爱盎在意见上是对立的。

二者相比，诸大功臣是大人物，而晁错是小人物，被削的诸侯王也是大人物。

事情是小人物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来，要削弱关东诸侯王。

削诸侯王当然是有风险的，会引起他们起兵反抗。

大动干戈的后果究竟如何这很难说。

而削诸侯王对帝室有利，故受到景帝的支持。

景帝迁晁错为御史大夫。

他提出削诸王侯的建议，更令三十章，诸侯哗然。

十余天以后，吴楚七国皆反，以诛错为名。

结果汉景帝诛晁错以谢诸侯，希望息事宁人。

实际上这一仗很难避免。

这仗打下来，还是周亚夫用武力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晁错则被杀，成了这次事件的牺牲品了。

小人物有小人物的苦恼。

班固在其传的赞语中说：“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
忠。

故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

”他对晁错的遭遇是表示同情和支持的，所以把他上书的几篇文章放在他的传记中。

贾谊和晁错是汉初的两个小人物。

他们有见地，看到现实生活中的危机，敢于提出处理问题的建议。

大人物则不然，他们都安于现状，不到万不得已很难主动有所作为。

这就是为什么事情总是由小人物做起来，而大人物不注意，因为大人物乐于安逸。

谁愿意冒大的风险去有所作为呢？这便是大人物与小人物的区别。

另一方面，小人物得罪人多了，牺牲几个小人物作替罪羊，那是比较容易的，要搬动大人物那就困难得多了。

无论在事件的发展及其反复的过程中，小人物皆难以得其善终。

晁错出事前，他的父亲从颍川来，父子之间有一段对话。

《汉书•晁错传》载其事云：
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口让多怨，公何为也！”错曰：“固也。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

”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逮身。

”
晁错的悲剧结局，其父早有预见。

你以小人物身份，挺身而议公事，危矣！晁错被杀以后，也有人对汉景帝提出不同意见，其传载：
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击吴楚为将。

还，上书言军事，见上。

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曰：“吴为反数十岁矣。

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不在错也。

且臣恐天下之士钳口不敢复言矣。

”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之，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

计画(划)
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于是景帝喟然长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乃拜邓公为城阳中尉。

从上两段对话，可见为小人物之难。

文景时期为汉王朝的治世，这两个皇帝也不坏，治世尚且如此，何况乱世。

从如何用人讲是如此，从官僚机构的效率和演化讲也是如此。

我童年的记忆里，家隔壁是德兴馆面店，以鳝丝面著名于市。

而鳝丝必须活杀做的才有滋味，故这家店每天都从市场上进两大桶活的黄鳝放入一个大水缸中，同时放几条泥鳅于水缸中。

泥鳅能搅动水缸中的黄鳝，黄鳝在水中上下搅动，才能不因缺氧而闷死。

否则，满满一缸活的黄鳝都不搅动的话，在下层的黄鳝就会被闷死的。

这是一个自然现象。

泥鳅在水田里的作用也是使土壤松动，以便于水稻的生长。

其实对于官僚机构讲也是如此。

黄鳝是大人物的化身，泥鳅是小人物的化身。

没有小人物去不断搅动，那个官僚系统便会变得死气沉沉；有小人物搅动，才能促进大人物之间的互动，使整个官僚机构生机勃勃。

记得一九五二年，在复旦大学参加思想改造运动时，我是历史系教师小组学生代表的组长，那时有三个学生代表，我以外还有郭煜中、史中典两个同学。

郭煜中比我高一届，他知道教师情况多一些。

历史系教师学习小组的组长是周予同，他当时还是学校学委会的成员之一。

参加这个小组学习的有周谷城、谭其骧、胡厚宣、陈守实、叶栗如、朱滶及世界史的几位教师，加上陶松云、胡绳武几位青年教师。

为什么要几个学生代表参加教授们的学习小组呢？因为教授之间的发言拉不开面子，谁也不愿多说话。

有时他们对学生说，让学生给别的教师提意见。

这样有几个学生代表可以打破沉闷的空气，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讨论的情况。

反正童言无忌，这样大家都能放下架子，坦诚相见。

我们三
个学生代表也就是几条小泥鳅。

把水搅活了，大家都有生气。

那时历史系的思想改造运动并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没有人过不了这个坎。

我想今年下半年自上而下地整顿党的作风，各级党组织除了接受上级领导之外，也许还得从纪检、信访、司法等部门物色几条接触下情的小泥鳅，反映一点下层的情况。

开一些群众座谈会，才能把水激活，把机构和官员的思想激活。

当然，这也就是走群众路线的一种方式，而这一切都会在有控的情况下进行。

唯其如此，才能使自上而下的党组织整风活动既能取得明显的成效，又能发扬大家的积极性，从根本上改进党与群众的亲密关系。

注：本文摘自朱永嘉著《读史求是》（2015年1月，中国长安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