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异质疏远性_兼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潮

2004年3月

第31卷　第2期

求是学刊

SEEKI NG　TRUTH

Mar.,2004

V ol.31　N o.2

论自由主义与中国社会的异质疏远性

———兼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政治思潮

林建华

(辽宁师范大学政法学院,辽宁大连116029)

摘　要: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社会兴起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潮,是中国现代史上自由主义思想的一次最集中的展示,也是中国自由主义的绝唱,但中国的自由主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既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异质性,又疏远中国的“社会现实”。由于自由主义生长发育的主客观条件的缺失,使得自由主义在中国步履维艰,20世纪40年代虽盛极一时,但昙花一现。尽管如此,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并非一无是处,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对自由追求的合理性,很多有价值的东西,需要相当一段历史时间才能看清楚。作为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地去批评与借鉴。

关键词:自由主义;异质疏远性;思想遗产

作者简介:林建华(1965-),男,黑龙江肇东人,辽宁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04)02-0114-07　收稿日期:2003-12-24

自由主义,作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潮之一,在中国几起几落,对几代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自由主义思潮,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自由主义思想的一次最集中的展示,也是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绝唱,虽然声势浩大,盛极一时,但却来去匆匆,昙花一现。虽然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潮比以往任何时代的自由主义都广泛地卷入了政治漩涡,对中国政治格局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至少是潜在的或有关舆论的。但历史的天平并不是真正地站在自由主义一边。作为一种运动,自由主义的失败是不可否认的,但历史不以成败论英雄,更不能以此作为判断真理与谬误的标准。作为一笔思想遗产,对于20世纪40年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潮不应该简单地“一否了之”,而是应该深入地分析、借鉴,以便更好地回答:自由主义为什么在中国社会中屡遭失败,中国社会究竟需不需要自由主义等一系列问题。

一、自由主义的潮起潮落

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是通过维新派尤其是严复和梁启超介绍而来。但作为一个思想流派,自由主义兴起于五四时期,以胡适、张东荪、罗隆基等人为代表。中国自由主义经过了20、30年代不绝如缕的发展,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渐渐兴盛,抗日战争胜利后则蓬勃发展,几成汹涌之势。

20世纪4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是抗战时期轰轰烈烈民主宪政运动的延续和深入。此时,自由主义的呼声异常地强烈,舆论界一致要求思想言论自由,一些自由主义者更是喊出了:“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由!第三,仍是自由!”[1](P603)从而使自由主义在40年代的中国发展成为一股强劲的社会思潮。

40年代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潮与20、30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相比,影响更大,其范围遍及整个知识阶层,而且公开打出了自由主义的旗

—

4

1

1

—

号。在知识分子中有着广泛影响的《大公报》,在沪、津、渝、台、港5地设有分版,各地的《大公报》异口同声地说:“大公报有自由主义的传统作风,大公报同人信奉自由主义”[2]。在其“社论”和“星期论文”专栏中,有关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新闻出版自由、教育自由的呼吁和讨论成为其中最突出的内容。这一时期,全国各地自由主义的报刊杂志纷纷出现,影响较大的除了各地的《大公报》以外,有上海的《观察》、

《时与文》,南京的《世纪评论》以及北京的《新自由》、昆明的《民主周刊》等,其中《观察》周刊是这些自由主义报刊中的佼佼者,它的前身是在重庆创办的《客观》周刊。《观察》周刊自1946年9月在上海创刊,其周围团结了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高扬自由主义大旗,以超然的态度,对战后国人普遍关心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很快就成为了自由主义政治思潮的舆论中心,左右着自由主义思想界的动向,最盛时发行量达到了10.5万份[3](P143)。当时的很多报刊都在不同程度上有着自由主义的色彩,一些报刊直接冠以自由之名,如《自由批评》、

《新闻自由报》、

《自由导报》之类。在争取自由的声浪中,“思想界对于自由主义辩论,曾一度热烈到极点”[4](P1)。

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主张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的色彩”[5]。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个人主义在文化上意味着“养成个人的责任心与自尊心”[6]。在政治上“保持独立的立场,保持其个人的发言权。”因此,“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会加入政党,如果加入,那就牺牲了个人自由”[2],那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了。而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并不须有固定的内容。只是一种‘态度’,而不是具体的主张。”“只是一个批评的精神与容忍的态度”[6]。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普遍崇尚理性,他们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素质就是理性,”“没有理性,社会不能安定,文化不能进步。”而且“只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7]自由主义者坚信理性的价值,“反对意气、霸气和武器。”[5]

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主张进步,反对倒退,认为“停顿、落后、退步,都是自杀”[7]。但在社会改革的手段上,他们坚决反对暴力革命,主张有和平改良的手段进行社会变革,即:“和平的渐进的改革”,要“和平的转移政权”,“一步一步的做具体改革,一点一滴的求进步”。同时他们一再强调宽容的作用,认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可说了”。宽容意味着“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自由权利”[8],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不宽容的国家”和“不宽容社会”提倡宽容,更有现实针对性[9]。

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基本上是“民主至上论者”。在他们的眼里,民主政治简单地说就是民治、民有、民享。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如果少数人的利益集团独断国是,漠视民意,那么他们将坚决反对。“国家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设施必须对人民负责。”民主的政府必须“以人民的最大福利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除此之外,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还把民主的范围由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主张“民主不仅限于政治生活,并应扩及经济生活,不但政治民主,并须经济民主。”[7]在这些自由主义者看来,政治民主(也称之为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也称之为经济民主),“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引导人类和平进步,缺一不可。没有政治自由,经济平等不能良久保持,而人类的精神生活,不能得到解放;没有经济平等,政治自由的根基也不坚实,而人类的物质生活,常有匮乏之虞。”[10]甚至有许多人将自由主义的主张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同起来,认为:三民主义“是彻底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民族主义首先求中国之自由,再求世界之自由……民权主义是求人人在政治上的自由,而民生主义也是一种经济上的自由主义”[11]。

当然,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是建立在对自由和自由主义的信念之上的。他们认为,自由不是指内心的一种境界,而是“不受外界拘束压迫的权利,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约束的权利”[8]。在宗教方面不受限制,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思想方面就是思想自由,在著作方面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可见, 20世纪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所争取的自由涉及到言论、出版、教育、学术、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但重点是言论出版方面的自由,因为“自由为民主政治的主要观念,言论出版自由则为人民的基本权利。”

“任何一国的政府在积极方面自应培养发扬之,消极方面则当维护保障之,此为民主政治的天职”[12]。当然,“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7],但法律首先要保障人民的自由,而且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否则,人民就没有守法的义务。

自由主义是一种政治哲学,又是一种人生态度,这是大多数自由主义者的基本认知。他们认

—

5

1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