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红利”三题

改革将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的落实。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才能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经济与文化、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确保改革红利在全社会的公平分享和永续利用。
可以说，改革是生成发展红利的“活水”，是解决发展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总开关”，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动力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改革仍是最大的红利。
共识程度高。改革到了“啃硬骨头”、“涉险滩”、“攻难关”的阶段，很多问题判断与解决起来很复杂，难以较快达成社会共识。所以，应优先选择社会共识程度高、阻力小、能实质性推进的大问题作为改革的突破口。
国际化程度高。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改革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高的关注，各种提法和举措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国际回应。我们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同时，也应考虑重大提法和举措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使之既来自中国自身的需要，也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在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当前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前一阶段高速增长所依靠的一些动力如廉价的劳动力、原材料、能源、土地供应等逐步消减，曾经极大地带动经济增长的外贸出口则受到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贸易保护主义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影响而削弱，内需的提升又受制于各种体制机制障碍。这种情况好比火箭起飞过程：在起飞阶段，需要强有力的一级助推器；而到了平稳飞行阶段，起飞阶段的一级助推系统就要抛弃。如果转换不及时，火箭就要出问题。最近我国大面积出现的雾霾天气已经在警示，必须尽快改变过去那种不惜资源和环境代价单纯谋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在新阶段，发展的动力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经济起飞期的传统动力逐步衰减，亟须获得新的动力。中国经济能不能通过改革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能不能获得新的动力，能不能在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
按照以上标准，可以考虑将“科学发展、绿色新政”作为近期改革的突破口。“绿色新政”是联合国在2008年提出的，旨在解决环境保护、污染防治、节能减排、气候变化等与人和自然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重大问题。实行“科学发展、绿色新政”，有利于从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体制、改革环保监管体制等方面入手，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开展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有利于理顺中央和地方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有利于解决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有利于理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能促使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是推进较低成本、较高收益改革的过程，会形成新的改革红利。
改革能获得红利，得益于国内的人口红利和国际的经济全球化红利。过去30多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加，儿童和老人抚养比维持在较低水平。这种“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从国际看，我国改革开放之初，适逢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全球贸易和投资规模稳定扩大，我们引进外资、扩大出口，分享了丰厚的经济全球化红利。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我国经济更有效地整合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充分地受到全球总需求的拉动。
新形势下如何选择释放改革红利的突破口
释放改革红利，不仅方向要对头，而且要选准突破口。新形势下如何选择改革突破口？这里提出三条标准。
意义重大。当前有很多关系全局和未来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制度的改革完善。这就需要从众多问题中抓住关键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革思路。选择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的改革，能够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些关键问题已经充分反映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
改革红利的取得并非轻而易举。未来5至10年是我国改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只有这样，我国发展才能增添新动力、跃上新水平。
进一步讲，改革红利来自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市场经济的有效性有机结合起来的重大创新。一方面，市场经济创新着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创新着市场经济，使市场经济从古典的个人利益至上走向更多追求社会福利和共同富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创新实践，是生成和释放改革红利的源泉。
为什么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改革仍是最大的红利
改革将推动新型工业化。我国工业化正处于中期阶段，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当前，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为重点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有专家预言第三次产业革命即将到来。我们只有加快推进科技管理、职业教育、人才激励、环保监管等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才能尽快摒弃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发展路子，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事实上，我国人口红利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已出现，但在“一大二公”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发展的活力不足，不仅释放不出人口红利，反而受到人口负担和就业的沉重压力。在“亚洲四小龙”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我国正处在封闭半封闭状态下，也没有分享到经济全球化红利。正是改革开放使人口红利和经济全球化红利等各种潜在红利转化为现实红利，我国才能实现连续30多年的快速增长，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是过去30多年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党的十八大对改革事业作出了新部署。十八大报告鲜明指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2012年12月31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就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同志在会上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没有中国的明天。李克强同志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改革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未来，我国的发展依然要靠改革，改革依然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
改革将推动农业现代化。实现农业现代化，要求提高农业组织化程度、改革农业生产经营体制。从总体上看，应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通过改革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策。
改革依然是最大红利，是因为只有改革才能破除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使经济发展获得新动力。过去先易后难的渐进式改革虽然减少了阻力，使改革得以迅速推进，但也导致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思想观念的障碍也导致一些方面的改革难以协同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关系跟上生产力发展的脚步、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经济社会就会实现快速发展。改革的红利即来源于此。30多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必须有更大的解放，经济基础的迈进也需要上层建筑进行与时俱进的改革。落实到实践当中，就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改革创新、科技创新替代资源消耗拉动经济增长，以制度创新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新格局。
“改革红利”三题
所谓改革红利，不仅包括我们所能预期到的通过制度改善所获得的经济收益，而且包括我们没有预期到的在国内外特殊条件下所获得的经济收益。比如，经济活力与改革前相比明显提高，居民生活与短缺条件下相比得到巨大改善。尽管我国经济发展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但不能否认的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是我国近现代史上超预期增长的一页：国内生产总值以年均近10%的速度持续增长，2012年中国大陆（含香港）73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20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手机、电脑、轿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进入寻常百姓家庭。这些成就包含着丰硕的改革红利。
改革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
改革为我国带来巨大的红利，它打破了计划经济的藩篱，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无到有发展起来，并结出累累硕果。它使我国从一个贫困落后和封闭半封闭的国家发展成为如今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改革依然是最大红利，还因为只有改革才能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环境污染和贪污腐败等问题。只有深化改革，破除垄断，改善收入分配关系，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发展成果；只有深化改革，建设法治社会，才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只有深化改革，更好回应人民期待，凝聚改革共识，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改革将推动全面信息化。信息传输、交换和利用的效率决定市场、社会和政府运作的效率，而信息传输、交换和利用的规范与安全则需要制度保障。这就凸显了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服务、改进管理、提高效能，既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也是推进信息化的内容。
改革将推动健康的城镇化。我国目前有2亿多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将来还要有3亿左右的农村居民进入城镇，城镇化的潜力十分巨大。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就业、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土地管理等领域的改革，为农民工市民化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就能够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促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我国社会进入更高级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