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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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中小学教师地位不高是困挠教育的一大问题。为了提高教师地位、改善教师形象,促进教育发展,增强澳大利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澳大利亚教育联合会Australian Education Union,AEU)于1997年5月向澳国会参议院就业、教育与培训和青年事务委员会(Senate Employment, Education, Training and Youth AffairsCommittee)提交了关于教师地位现状的调查报告。报告详尽分析了影响学校与教师地位和形象的各种因素:政府政策及财政、学术标准与教师责任、媒介、公众态度、市场、课程、资金筹集、社会变革、劳动力市场与职业教育、新技术发展、教学环境、工资、师资供求等,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改进措施。本文择其要旨而述之,以期我们对澳大利亚教师之现状有所了解。
1.政府政策及其财政
据立思辰留学360指出,现今,学校和教师面临着比以往更加激烈和迅速的变革,然而政府对待学校特别是公立学校的态度却是矛盾的,因为学校教育需要大量的财政开支,这必然给政府的预算以很大压力。政府的一些咨询顾问机构甚至在缺乏分析的情况下,以不合逻辑的口吻断言,学校的开支可以降到政府所能支付的最低开支水平而不会降低教学水平。而国际劳工组织(ILO)在其发表的1996年度报告中说:“现在,公共教育服务的作用在澳历史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重要。世界经济的变化要求增加公共教育投入和更多理性的以及更广泛的政府干预和资源动员,教育和培训在提高国家竞争力上已成为国家政府之中心。”“但不幸地是,很多国家效仿美国,削减公共开支,公用事业私有化,出现了贫困加剧和收入的分配不公。”这些政策产生的影响是公立学校的教师责任增加而同时赖以工作的资源减少。结果,教师处于两难境地,渴望教好学生,但资源不到位,现在又削减教育经费。
政府精减机构,责任下放,公共服务供应和财政收入的恶化,经济理性主义者的理想,政府调控力度的削弱以及教育市场化运动已经改变和削弱了澳大利亚的公共教育供应。
做为竞选辩论的修辞润色,教育部长和政客已经在贬低学校和教师了。为了给他们推行的“改革”蓝图加点色彩,先拿学校开刀,缩小规模、削减经费。这种政治把戏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真正的教育。
“公立对私立”学校的辩论对学校和教师的地位产生了不利影响。公立学校在此类辩论中从未赢过,教师毫无还手之力。当然,大多数情况下,官员的孩子是不会去公立学校的。
如此,教师发现他们被铐住了,不停地挣扎以获取资源和好一点的待遇。政府有意削减教育经费,在宣传上暗示教师对资源和工资的要求是不合理的。给学校的拨款已经超出,增加投资只是浪费,因为公立学校的教师的工作没有成效。近来,政府通过象企业那样的讨价还价要求教师在合理的工资待遇和教学条件之间二选一,即要么选工资待遇,要么选学校条件。
政府还在寻求在教育上“工业化”和“专业化”的决断。联邦教育部长在一次讲话中甚至说“教的职业愿望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冲突”之类的话。教师不明就里。加温那(Ray Cavenagh)总结到:二战以来,教育上每一点缓慢。但是有成效的进步都是教师艰苦斗争取得的。政府在每一点上都以此讨价还价,并也希望教师积极参与这些讨价还价并且就学生与家长讨价还价。这种观念表明了现代政府道德上的弱化。
相反,政府似乎喜欢吹捧私立学校,有充分的理由表明,政府财政的变化表明公立学校部分问题之解决就是向私有化发展。结果,中产阶级的父母也越来越倾向于私立学校,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去看做是“好家长”的标志,对公立学校渐失信心。
2.学术标准与教师责任
近来关于学术标准问题的辩论也是政治家们削弱公立学校的例证。对目前状况的任何理性评价都不会导致目前的标准处于危机之中的结论。来自“第三届国际数学与科学研究”(Third InternatioalMathematics and Seience Study)的报告表明澳大利亚所取得的积极成果:“结果表明只有八个国家(在四十五国中)在数学上四个国家在科学上超过澳大利亚,总成绩只有七国在澳之上。”怪就怪在不仅是政治家而且是教育官员想尽力引起公众对现有的学校的学术标准的危机感。并且极其错误地暗示,澳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有识字问题。这意思是说他们是文盲。并在各种场合重复此观点,似乎表明公众也持有这种观点,责任应在教师和学校身上。
政府和教育行政当局推行了一次新的考试--国家测试(National Testing)。“目前,这项考试在教育上并没有什么积极效果,却导致了对教师的专业评价的不信任和对教师地位更不良的看法”(AEU语)。一些教师在给AEU的陈述中叙述了这些影响教师的后果,“……所有的教师都知道关于学生报告和评价的重要性并且他们也在做(也乐于改进他们的工作),但是当政府或家长社团要求一定的过程,而这些对教学来说没有用或与学习过程无关时,相应的工作就会紧张。当这些要求是针对教师没有教给学生基本的读写算技巧,孩子没学到什么,学校监督是因为我们懒惰,不公开我们做些什么和孩子们的在校表现以掩盖我们的失败的时候,我们真是气极了。”
在澳发生的这一切纯粹是英国的翻版。《泰晤士报教育副刊》(Times Educational Supplement)最近的一次调查表明了教师的沮丧和政府政策的关系:
“英国教师的士气已低到极点了。教师对被迫执行政府不得人心的政策而同时又不得不忍受公众对他们的责备感到沮丧,士气低落和气愤。”
“他们厌倦了大班额教学……并且他们决定投票选掉那不得人心的政府,他们痛恨这样的政府,并且认为政府应对目前国家教育的现状负责。”()
“八个教师中只有一个愿意干到退休年龄,并且辞职的人数已超招聘的人数”。()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想更换职业的教师人数已达到历史最高纪录(在50%到60%之间)。
3.媒体的偏见
很遗憾很多媒体支持这场削弱学校的运动。对教师形象的消极报道经常见诸极端,而且很明显带有极端性和偏见。大多数情况下,对学校和教师的攻击是错误的、未经证实以及带有政治倾向性。
近来,克里斯托夫?班地克(Christopher Bantick)在他的文章《教学现实》(Teaching Reality)评价到:“总得说来,教学是一项低技能、低冒险的专业,在智力上要求也很低”,“长长的假期就是一项无可比拟的实惠,而其他工作很难有如此之长的假期。”(《信使报》)同样,弗兰克?代温(Frank Devine)的《孩子比教师的自豪感更重要》(Kids Matters More Than Teachers Pride)(《澳大利亚人》)也表明了他对教师与专业有关系的“自豪感”的十足无知。这两个例子说明媒体把“诋毁教师”(teacherbashing)变成一项“运动”。
幸运地是并非所有的媒介都对学校都进行消极报道。但教师的总的看法是:媒体对他们不友好,把他们当做一个可以随便打的靶子却不给他们以任何争辩的机会。
4.公众评价